既然荷蘭有著如此得天獨厚的漢學傳統和中國文化的研究環境，那麼人們一定認為，中國文學在荷蘭的翻譯介紹較之別的歐洲國家來會更多，翻譯的質量會更好了，其實際情況並不如人們所想象的那麼樂觀。正如伊維德所指出的，直到20 世紀70 年代，直接從中文譯成荷蘭文的作品實在是鳳毛麟角，隻是到了近20 年，翻譯界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和介紹才出現了較大的增長，大批中國古典和現當代文學作品陸續有了直接譯自中文的新譯本。① 其實究其原因並不複雜：一方麵是由於17 世紀時，大多數荷蘭人隻是致力於與南部沿海地區的中國人做生意，他們學會的那一點點中文帶有濃厚的鄉音和混雜的方言，再加之繁忙的業務使他們難以坐到北京的學校裏專心致誌地攻讀標準的中國語言文化，他們在文學作品中所描寫的一些關於中國的故事也大多取材於外交官的日記、旅遊者的遊記以及傳教士的報告，加上他們的神奇豐富的想象，一個虛構的中國就建構起來了。因此這些關於中國的文字充滿了對中國的誤解和好奇，往往虛構的成分大大多於真實的東西，並不能作為研究中國問題的第一手資料。其次，作為一個毗鄰北歐的西歐小國，荷蘭人深知自己語言的局限，他們往往一生要學習好幾種語言，如英語、法語、德語等，所以一般的荷蘭大學畢業生都會說上述三種語言，加上荷蘭語，一般的學者都能用四種語言寫作甚至發表文章，而且與德國人和法國人所不同的一點恰在於，他們更願意用國際通用的語言，如英文發表自己的重要學術論文，以引起國際學術界的注意。受這種開放觀念的影響，荷蘭的漢學家，如薛力赫和許理和，便大多用英文發表自己的中國研究學術論文，因為他們從自己的前輩學者J。L 。M 。穆列所受到的冷落之命運中得到了教訓：他對中國古漢語和現代漢語語法的詳細描述竟無法出版，隻能以打印稿的形式在課堂上使用，而且很少被別的學者引用和討論，這樣久而久之便被人們遺忘了。
盡管如此，仍有一些荷蘭人嚐試著直接從中文翻譯中國文學作品。第一位漢學講師薛力赫於1866 年率先譯介了一部名叫《花間集》的廣東敘事詩，其後他還翻譯介紹了一些中國誌怪小說，撰寫了評介文章，並用英、法、德文發表了不少學術論文。但他獲得萊頓大學的中文教職後便停止了這項文學翻譯工作。德·高延所發表的關於中國文化和文學的論文一開始也是用荷蘭文撰寫的，後來很快便改用英文或德文，而且到了後來，他的主要興趣集中於宗教問題，而不是文學。戴文達的學術興趣主要是中國古典哲學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國當代的發展問題。他一開始就意識到了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重要意義，於1923 年用荷蘭文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的文學複興》的論文，向他的荷蘭同胞介紹了中國的五四新文學運動，他在文章中還提及了一些新派詩人，其中包括劉半農、沈尹默、李金發等，這足以見出他的美學傾向和選擇愛好。他還是荷蘭第一位將魯迅及其小說介紹給荷蘭讀者的翻譯家和文學研究者，他翻譯的魯迅小說是《肥皂》，通過他的選擇，我們可以看出荷蘭漢學家對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介紹並非聽從中國學者，而是有著自己的選擇。由於他的主要興趣是中國古典哲學，因而他花了很多時間編選了一本《中國古典哲學文選》並於1941 年出版。他還於1942 年翻譯出版了老子的《道德經》，該譯本後來於1946 年和1980 年曾兩次再版。盡管戴文達用荷蘭文發表了許多關於中國文學的作品和論文，但這些決不是他的主要學術研究成果，他十分重視自己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因此他的主要學術著作一般都用英文撰寫並發表。他和另一位名叫R。H。凡·高羅佩的漢學家一起在《中國》季刊上發表這些介紹中國文學的譯文或論文，可以說，他們的努力為20 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學和文化在荷蘭的傳播和介紹起到了開拓的作用。
至於高羅佩（R 。H 。Van Gulik，1910~1967），作者漢學功力深厚，發表過不少研究中國古代曆史文化的譯作和專著，如米芾的《硯史》譯本（1938）、《中國古代琴學》（1940）、嵇康《琴賦》譯本（1941）、《明末義僧東皋禪師集刊》（1944）、《狄公案》譯本（1949）、《麥夢瑣言》（1950）、《秘戲圖考》（1951）、《棠陰比事》譯本（1956）、《書畫說鈴》譯本（1958）、《中國繪畫鑒賞》（1958）、《中國長臂猿》（1967）及《中國古代房內考》（1961）。特別是《中國古代房內考》一書對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的研究，被西方漢學界公認是一部具有開創性的權威之作。
作為一位學院派曆史學家，何四維很少用荷蘭文發表論文，而另一位曆史學家許理和則一般用英文或法文發表自己研究中國佛教和早期傳教士在溝通中西方文化關係中所起的作用的論文，但是，他於1964 年和一位名叫F 。沃斯的日本學研究者用荷蘭文合著了一部介紹東亞佛教禪宗的專著，其中翻譯介紹了大量的原文文獻。許理和用荷蘭文編寫的最重要的佛教研究文獻出版於1978 年，其中包括了相當完整的早期中國佛教的文獻譯文，對於荷蘭讀者了解中國古代宗教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