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沒法準確知道易卜生的劇本在中國的上演次數以及演出情況，尤其早期的演出更不得而知了。這主要是因為那時的演出多是業餘性質的，而且以學生為主。春柳社在1914 年上演《玩偶之家》應該是易卜生的劇本首次登上中國舞台。緊接著，北京女高師於1923 年又上演了《玩偶之家》，獲得觀眾好評。①1929 年熊佛西指導國立北平藝術學院的學生排演了《群鬼》，是易卜生在中國的首次商業演出。
1934 年，上海業餘劇人協會又一次將《玩偶之家》搬上舞台。這次演出集中了不少演藝界的名人，像趙丹、金山、萬賴天和章泯。娜拉則是由藍萍（即江青）扮演。演出獲巨大成功，標誌著中國戲劇演出職業化的開端。1935 年，《玩偶之家》在中國不同的地方上演，以致人們稱該年為“娜拉年”。其中，南京業餘劇團“磨風劇社”的演出引人注目。在隨後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易卜生上演的次數不多。除了在1939 年將《玩偶之家》改編成《女性的解放》搬上舞台之外，《玩偶之家》還於1948 年在重慶上演。據目前手頭上的資料，1949 年前易卜生的劇本在中國被改編和上演的次數不超過30 次，而其中《玩偶之家》占了絕大多數。
1956 年，為了紀念易卜生逝世50 周年，中國青年實驗話劇院決定在北京上演《玩偶之家》。當年早些時候，劇院導演吳雪遠赴挪威去收集關於易卜生的資料，並觀摩那裏的易卜生演出。在逗留奧斯陸期間，吳多次拜訪了挪威國家劇院的導演蓋達·琳女士，邀請她做劇組的藝術指導。蓋達·琳曾於上一年在丹麥的哥本哈根導演了《玩偶之家》，受到廣泛好評。吳從蓋達·琳那裏得到許多那次演出的照片，受到啟發。蓋達·琳來到中國後在幫助演員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劇中人物的內心活動上起到積極的作用。扮演娜拉的演員冀淑平後來回憶說，蓋達·琳幫助她表達娜拉的性格發展過程。不過在當時強調政治意識形態的情況下，導演吳雪還是將演出與對資產階級的批判聯係起來：“因為《娜拉》一劇的主題，不僅在於它提出了婦女的人權問題，通過郎克大夫的身世，柯洛克斯泰和林敦太太的遭遇，特別是通過娜拉的丈夫海爾茂典型性格的揭示，從而深刻地暴露整個資產階級社會虛偽的文明，以及違反人性的法製和道德標準。”①《玩偶之家》的演出十分成功，不僅在1957 年重演，而且還被邀請到外地巡演。一些演出的片段還被拍成電影，產生了廣泛影響。
在此後的二三十年中，易卜生的劇本很少在中國上演。20 世紀80 年代初，中國話劇界在討論話劇出路的時候圍繞易卜生展開爭論。一些人認為易卜生已經過時了，應該拋棄；另一些人不讚成這種觀點，提出我們對易卜生的介紹和理解太狹隘了。1983年，中央戲劇學院的導演徐曉鍾帶領該校的一部分高年級學生和老師演出了易卜生的名劇《培爾·金特》。演出采用了翻譯家蕭乾的譯本，同時請他對原劇進行改編，由原來的38 場縮減成21 場。改編後的《培爾·金特》與原文相比有很多不同：北歐民間傳說中的山妖換成了類似豬八戒的童話形象，山妖大王成了美猴王，等等。《培爾·金特》的演出融合了若幹中國傳統戲曲的表演技巧，贏得觀眾的喜愛。蕭乾在他的觀後感中說：“這是根據20 世紀80年代中國人對此劇的理解和體會進行的演出。這是一次真正創造性的演出，一次具有中國特色的演出。”①
20 世紀90 年代，易卜生在中國戲劇舞台上漸趨活躍。1995年5 月，受中央實驗話劇院的邀請，挪威女演員尤妮·達來北京演出由她一個人表演的《易卜生女人》。同一年，挪威國家劇院應邀在北京和上海演出了《群鬼》。這兩次挪威來的演出不僅向中國觀眾展示了西方，尤其是易卜生故鄉的人是如何上演他的劇本的，而且推動了中挪雙方在戲劇文化交流方麵的合作。1997 年，中央實驗話劇院上演了《人民公敵》，導演吳曉江。該劇組於當年受挪威方的邀請參加了在奧斯陸舉辦的國際易卜生戲劇節。次年，吳曉江又在北京改編、導演了《玩偶之家》。這次，場景換成了20 世紀30 年代中國北方的一個城市。海爾茂，一個中國富裕地主的兒子，在歐洲留學期間與挪威婦女娜拉結婚。娜拉隨丈夫來到中國，生下三個子女。劇中的時間也不再是聖誕節，而是中國的春節。劇中的主要矛盾是不同文化和價值觀之間的衝突。按照導演的說法，演出的目的是為了展示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導演勇於大膽實驗，邀請挪威女演員阿格奈特·荷蘭德來扮演娜拉。荷蘭德講英語，夾雜著一些中文，其他的中國演員也在中文中插進少量英文。對大多數觀眾而言，這可能是他們第一次看雙語演出。《玩偶之家》的演出很成功，連演多場，並在2001 年赴上海繼續演出。
如前所說，在中國，易卜生的中期社會問題劇最受歡迎。《玩偶之家》在中國的演出次數遠遠超過其他易卜生劇本在中國演出次數之和。難怪有人說：在中國，知道娜拉的人比知道《玩偶之家》的人多；知道《玩偶之家》的人比知道易卜生的人多；而知道易卜生的人又比知道挪威的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