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指出的是，易卜生的劇作具有某種超前意識，因此他同時被現實主義者、現代主義者、後現代主義者以及曆史先鋒派當作自己的先驅，這在文學史上並不多見。① 真是巧合，這出戲的演出者正是素以致力於戲劇程式的革新和戲劇藝術的實驗而聞名的中央實驗話劇院———中國戲劇藝術的先鋒派，再加之該劇院本身所具有的精英文化品位和格調，因此他們在上演這出戲時顯然麵臨著兩種選擇：要麼拘泥於原有的情節程式而取悅於某些學者和批評家；要麼就在很大程度上進行改編，使之能為更廣大的觀眾所接受和欣賞而又不失原作的基本精神。他們顯然選擇了後者，這樣他們便以中國的獨特方式對原作做了不少修改：四個主要人物都坐在輪椅上，他們都用的是中文發音的名字，並帶有某種象征意義，所有的人物都穿著不同時代的中國服裝，象征著他們各自的態度究竟是革命的，還是保守的，劇中還穿插了兩種中國特有的體育運動———喝酒時的劃拳和鍛煉身體時用的太極拳，人名的發音並不依循原來的外文發音，而是帶有了明顯的象征意義，等等。因此展現在我們麵前的這出戲並不是原來的易卜生作品，而是基於中國藝術家自己的理解和對之的能動性闡釋而創造出來的一個變了形的易卜生。這也許說明了，為什麼它在北京上演時不僅取悅於普通觀眾，同時也給文學研究者留下了更多的理論闡釋空間。這一點應當歸因於文化交流和文化變形，也就是說，當兩種不同的文化或文學傳統相碰撞時，相互交融、相互滲透以及彼此吸收的情況是不可避免的。作為直接的結果，第三種因素便作為新的產物應運而生了，它既類似原作，同時更帶有居於自己語境中的獨特意義和存在價值。作為這部劇的批評者和解釋者，我們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期待視野在三個層麵上重新建構其意義。
首先，在社會意義的層麵上，這部劇作至少涉及了當今中國最重要和最敏感的兩個社會問題：（自然）環境的汙染和人文精神的危機。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加快，人們越來越看重金錢和市場，而忽略了傳統意義上的文化建設。精英文化的地位受到消費文化的挑戰而被擠到了邊緣。知識分子和藝術家或多或少地感覺到了當代文學藝術所麵臨的危機，其主要特征體現在當代藝術缺乏想象力，還有不少知識分子和文化人沉溺於商業大潮中，甚至以不正當的手法牟取暴利。所有這些都不可避免地表現出後新時期中國文化和文學的“轉型”特征，亦即為市場、為金錢而寫作，而非像以往那樣為人生（現實主義）、為藝術（現代主義）而寫作。另一方麵，中國工業和經濟的飛速發展也導致了一係列自然問題的出現，比如自然資源的耗盡，人們甚至缺乏最起碼的保護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意識。這樣帶來的後果便是，人類因此而受到大自然的無情報複，天災人禍接連不斷，嚴重地危害了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和正常的生產秩序，這已經引起了不少有識之士的關注。目前，擺在人們麵前的一個嚴重問題就是如何保護好我們的自然環境，以便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滿，使我們所生活的環境更加美麗舒適。應該指出的是，一些缺乏遠見的企業家或政府官員對環境汙染導致的潛在的危險竟然熟視無睹，他們竭盡全力發展生產，甚至不惜以人民的疾苦和自然資源的消耗為代價來牟取暴利。當然，由於中國的各級領導目前已經越來越重視多數人的意見，每一項議案都得通過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或常務委員會審議並表決，但這裏也不乏勉強通過的議案之例。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人民公敵》的中國版本特別強調了這樣一點，即真理有時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另一方麵，借劇中一個人物之口反複地強調作出決定必須“穩健”，必須三思而後行。斯多克芒最終仍未能說服群眾接受他的建議，這也形象地體現了當今中國知識界流行的所謂福柯式的“知識、權力和話語”的運作，而居於核心的則是權力：權力主宰了大多數人的意誌，權力控製著真理（知識），而權力又同時操縱了輿論（話語）。顯然，後現代主義對中國當代文化和文學乃至人們的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深刻的影響，因此毫不奇怪，這部劇作以獨特的後現代戲擬之形式也就對廣大觀眾有著特別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