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世紀初回望人類精神文化的曆史進程，我們無論如何不該忘記意大利最偉大的詩人但丁：是他拉開了歐洲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的序幕，讓人們迎來了近代文明的曙光；是他以人類精神巨人的堅定和深刻，讓人們得以窺視人生的深邃與複雜；是他的不朽之作《神曲》所昭示的“天堂之路”，讓人們領悟在通向至善至美的道路上，靈魂的改造何其艱難，又何其必要；是他對整個人類深沉的博大之愛，讓人們體會何為一個大詩人的本色。我們中國讀者一方麵遠觀但丁而近想屈原，能遙遙地感悟到兩位大詩人之間有某種深沉的精神聯係，這使得但丁似乎離我們很近；另一方麵，對於但丁的大著又常常缺乏耐心和勇氣，或者出於淺薄和躲懶，不想深入下去，即便像魯迅那樣偉大者閱讀《神曲》時也“沒有能夠走到天國去”，可見但丁終究還是離我們很遠。是但丁過時了嗎？遠遠不是。現代人不想讓但丁“複活”，正說明現代人的無知。麵對博大精深的但丁，我們知道得很少很少。但丁讓我們喚回漸至失去的普遍的良心、理性和信念，在追求至善至美的道路上，我們還要但丁來作伴和引導。但丁如能在當今世界“新生”，又何嚐不是我們自己的新生呢？①人畢竟需要一種精神，需要一種拔俗而崇高的生命態度，600 多年前的但丁已為後人昭示了一條通向人生愛與善之境界的路徑，這值得我們深思和借鑒。
但丁：“在西方能夠看到一切，而對東方卻如同盲人”
但丁的老師勃魯內托·拉蒂尼（Brunetto Latinni）在文藝複興前夕，編寫了一部著名的《寶藏集》（Li Livres du Trésor）。書中說到中國的絲產在樹上，采摘下來在水裏浸泡，再加工紡織；又說中國人性情和藹平靜，但拒絕跟外國人往來，做買賣時不開口，隻用眼色示意等等，此純屬照搬羅馬作家的傳奇說法。拉蒂尼寫作此書時（約在1260 年），歐洲人已經學會了養蠶，意大利早有蠶絲業，可他依然販賣古羅馬經典的陳言老調。
但丁對絲的認識並沒有跟隨這位他最尊敬的老師。我們發現《神曲·天堂篇》第8 歌裏有這樣的詩句：
我的喜悅隱起了我，不給你看見，喜悅的光芒在我四周煥發，藏匿我如蠶蛾被自己的繭包住一般。
這裏，但丁描寫金星天裏一個幸福的靈魂為歡樂之光輝包裹，如吐絲自縛的蠶，這個新奇比喻毫無疑問是來自中國文化的影響。
另外，在《地獄篇》第17 歌裏，詩人也寫道：
頭頸上，胸膛上，和左右的腰部上都畫著花結和小圈：韃靼人和突厥人所織的布在底子和花樣上也沒有更多的顏色。
這幾行是寫地獄中欺詐者守衛人基利翁的。這是個三頭三身子的怪物，他把異鄉人誘騙到自己的權力範圍內，然後把他們殺死。意思是，這個怪物五顏六色，連韃靼人和突厥人的織布和刺繡也沒有比這更多的花樣。而在中世紀，韃靼人① 和突厥人是以他們所織的布的顏色和圖案鮮豔美麗而出名的。
不過，除了上述這些詩句外，我們再也難以瞥見中世紀的大詩人但丁對東方中國的印象。還有他對同時代的威尼斯人馬可·波羅關於東方中國的神奇描述，未作任何反映，也令人頗為遺憾。
馬可·波羅的《遊記》與但丁的《神曲》、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總彙》一起，曾被後世學者並稱為中世紀文化的三大“總結”。不過，與後兩部著述相比，時人對馬可的描述頗有點將信將疑。因為馬可·波羅每次談起蒙古大汗的巨大財富時，總是用對威尼斯人來說極為龐大的數字：“在大殿外麵，參加宴會的客人在四萬以上，我可以肯定，這一天大汗收到了十萬多匹駿馬。”當時的威尼斯雖然說是歐洲最富有和最大的城市，可是人口不過十萬。馬可·波羅的數字對威尼斯人來說真是難以置信。於是乎，威尼斯好奇的市民們詼諧地稱馬可·波羅的書為“Il Milione”（《百萬》）。①馬可本人也獲得了“Marco Milioni”（馬可百萬）的外號，甚至他家的那處院子也一直被四鄰親朋戲稱為“Corte del Milioni”（百萬先生寓所）。
不管怎樣，馬可·波羅關於中國的宏大敘事，其真實性引起了廣泛的懷疑。朋友們在馬可臨終時請求他收回傳播的所謂謊言，以拯救他的靈魂。可馬可的回答是：“我見過的東西，還沒有說出一半呢。”馬可·波羅死後不久，威尼斯狂歡節上出現了一類滑稽的小醜人物，名曰Marco Milioni，盡說些海外奇談，瘋狂大話，讓觀眾捧腹大笑。這就是當時人們心目中馬可·波羅的形象。甚至到了今天，當英國的小學生想說某人說大話時，往往會講這麼一句：“It’s a Marco Polo”（這是個馬可·波羅）。人們把他當作取笑對象，吹牛者的代名詞。
中世紀，歐洲教會控製著一切學術領域，馬可·波羅關於遠東的報道，往往被斥之為褻瀆神靈的邪端。加之西方人長期拘於歐洲文明圈，豈能相信世界上還存在著一種比自己更悠久、更輝煌的異教東方文明。即使是但丁也不例外。
但丁是對馬可的描述最早起疑心的人之一，他對馬可·波羅及其書始終保持緘默，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偏見。13 世紀30 年代末、40 年代初，以拔都和速不台為首的成吉思汗眾皇孫，率領蒙古大軍西征歐洲，歐洲諸國極為震撼。在西方人看來，可謂黃禍自天而降，亦是一時的重大社會事件。① 比但丁年長九歲的馬可·波羅，於1295 年從中國返回威尼斯。1298 年，盛名之下的馬可出任威尼斯城大會議之議員，其書亦風行一時。我們在但丁的著作裏，從未發現馬可·波羅和那部描寫東方的書的蛛絲馬跡。意大利著名漢學家白佐良、馬西尼在他們的著述中告訴我們：
1321 年，他（但丁）和馬可·波羅都在威尼斯：但丁以使節身份去那個城市為拉文納家族（Ravennati）的案件辯護，馬可則以“社會賢達”的身份被委任為大陪審團的成員。馬可有可能知道在這一如此嚴重的事件中的辯論情況，以致促使波倫塔（Guido da Polenta）請詩人作他的私人代表。奇怪的是，這兩位在當時都是最有名望的旅行家，竟從未在一條狹窄和人群擁擠的街道上相遇過：但丁隨著幻想按照垂直方向漫遊，馬可則在現實中沿著水平方向旅行，至少他是這樣敘述的。也許，正因為是旅行家，他們彼此都顯得很冷淡：但丁使馬可可能更感興趣的是使節身份，而不是詩人，而馬可在但丁的眼中是一個不值得一提的人物，這是因為他自幼養的酷愛真理的品格。正因為如此，他同許多同時代的人一樣，對遊記所記述的可靠性提出了疑問。結果，在地理方麵但丁未能從波羅的經驗中獲得有益的知識，因此他寧願遵從教義和當時普遍流行的觀點，保持沉默，以此含蓄地拒絕和譴責了馬可所說的一切。一方麵，因為馬可的見聞與教義、傳統原則相抵觸；另一方麵，在但丁看來，馬可·波羅所說的顯得幼稚，難以置信。①
這次機會，但丁必定見過馬可這位萬裏歸來聲噪一時的旅行家，或者以前即已相識。但不管怎樣，依情理推測，博學多才而關注世事的但丁應該知曉中國。我們從《神曲》中可以看出，但丁受古羅馬文化熏陶之深之廣。古羅馬神話、宗教、政治、文學、曆史掌故，莫不洞悉其淵源。而維吉爾《田園詩》、賀拉斯的短歌、奧維德的《豔情篇》《變形記》等均言及東方神奇的賽裏斯國，同樣，這些書也與其他眾多羅馬著作一起，成為但丁《神曲》的軌範。但丁亦曾熟讀希臘羅馬名家克泰夏斯（Ctesias）、普林尼、梅拉（Pomponius Mela）及托勒密等人的地理書，這些書中所載賽裏斯國，以及和平之朋友與公道之戀人，想必不會不引起但丁的注意。
但丁也關注阿拉伯文化，而阿拉伯世界則是東西文化交流的中介與橋梁。隨著羅馬教廷發動的十字軍東征，阿拉伯文化深入西歐，中國文化亦進一步西傳，還吸引了大批外國商人和旅行家到中國來。再則，中國短詩傳入波斯與阿拉伯，再傳至歐洲，為配樂的律詩，首先由法國南部普羅旺斯行吟詩人引用。但丁少年時代，非常精熟行吟詩人的語言與詩學，曾用其詩體創作意大利語詩歌。《神曲·煉獄篇》第26 歌即以普羅旺斯八行詩收尾，那麼歐洲行吟詩人化用中國律詩的情形，但丁似乎也不應陌生。
還有，羅馬教皇尼古拉三世曾派聖·方濟各（Saint Fran？ois d’Assie）修道士約翰·孟高維諾（J 。de Monte Corvino）出使北京。1307年時，被教皇任命為汗八裏（元大都，今北京）總主教，也是西方最早的中國通。但丁傾心於聖·方濟各。《地獄篇》第23 歌，曾以偽君子與方濟各修士對話；《天堂篇》第27 歌112 行中，亦通過阿奎那之口，說出聖·方濟各及其宗派；後來，但丁在最高天曾見聖·方濟各尊者。通過方濟各派，但丁理當可以獲知中國的消息。
另外，在但丁以前，就有意大利籍傳教士，也是聖·方濟各的摯友柏朗嘉賓（Jean de Plan Carpin，1182~1252），肩負宗教使命奔赴中國。他用拉丁文寫成的《蒙古行紀》成為歐洲人最早記述蒙古人情況的一部著作。與但丁同時代的另一個意籍傳教士鄂多立克（Odoric de Pordenone，1265~1331）所作之《東方遊記》，亦傳播了眾多關於中國的信息。
以上諸多跡象表明，但丁對中國應該有所感知。可是讓我們不解的是，從目前所見到的但丁各種著述中，卻難以發現對馬可與來華傳教士的記述，更未見他本人對那些東方遊記的態度。這種情況或許即如但丁的傳記作者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說的那樣：“但丁在西方人中間是個最西方的人，幾乎不了解而且也不希望了解東方。”①
不僅如此，但丁的東方主義視野也遮蔽著他的眼界。比如對穆罕默德的描述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穆罕默德出現在《神曲·地獄篇》第28 歌，被打入九層地獄的第八層，處於該層十個斷層的第九斷層，這是環繞在撒旦老巢外麵的一圈陰暗的壕溝。穆罕默德屬於但丁所說的“散播不睦者”。他所受的懲罰，也是他永遠無法擺脫的命運，是極為痛苦的：他像酒桶一樣被惡鬼無休止地撕裂開來，“從下顎裂開到那放出最醜惡的聲音的部分：在他的兩腿之間懸著肚腸；髒腑和那把吞進去的東西 排泄出來的臭囊都露在外麵”。② 穆罕默德向但丁解釋了自己所受的懲罰。但丁將基督教產生之前的著名人物與基督教產生之後的穆斯林“異教徒”放到同一類型之中加以譴責。
依據賽義德在《東方學》中的觀點，但丁作品中對伊斯蘭的表現和修正，代表著一種先驗的東方主義想象視野，因而關於東方或東方任何一個部分的經驗事實上幾乎毫不重要。“作為詩人的但丁具有某種力量，這一力量強化了東方學的視角，增加而不是減少了其表現力。”① 中世紀以來的整個歐洲文明乃建立在與伊斯蘭這一局外人相接觸的基礎之上。但後來“歐洲關閉了向外的通道：東方僅僅成為供歐洲人貿易的地方，它在文化上、心智上和精神上都被排除在歐洲和歐洲文明之外；……歐洲成了‘鐵板一塊的基督教的整體，與教會相依為命……而東方則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② 在但丁的詩中，東方和伊斯蘭總是被表現為一個在歐洲內部扮演著特殊角色的局外人。正如《地獄篇》中的東方異教徒穆罕默德“永遠是江湖騙子（熟悉的，因為他偽裝成我們熟悉的耶穌）並且永遠是東方的（新異的，因為盡管他在某些方麵‘像’耶穌，他畢竟不是耶穌）”。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