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國內的中國文化研究者和國外漢學家的共同努力，我們已經初步了解了中國文化在包括南北歐以及世界各地的傳播和影響。這至少可以向國人傳達這樣一些信息：即有著悠久曆史和輝煌遺產的中國文化在世界上依然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和魅力，這一影響和魅力現在並不是在逐漸消散，而是在越來越被人們認識到，這一點甚至可以在世界文化的“中心”———歐洲見出。在新的世紀，它必將以新的姿態展現出新的活力。毫無疑問，中國文化在西方的傳播和接受這一課題已經引起了國內從事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研究的學者們的注意，他們開始搜集資料、著書立說，試圖向國人展現中國文化在西方的傳播、介紹以及在西方高等學校的教學和研究概況，以便彌補過去的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研究中實際上存在著的“歐洲中心主義”或“西方中心主義”占主導地位之缺憾。而相比之下，中國學者對西方的了解則大大甚於西方學者對中國的了解。① 正如季羨林先生在20 世紀末所正確指出的，“中國人不但能‘拿來’，也能‘送去’。在曆史上的‘送去’，可能是無意識的。但是，在今天的情況下，我們認為，既然西方人不肯來拿，我們隻好送去了。想要上綱上線的話，我們可以說，這是我們的國際主義義務，我們必須要認真完成的。我們必須把中華民族文化中的精華部分送給世界各國人民，使全世界共此涼熱。”① 本書從某種程度上說來就是這樣一個工程浩大的“送去”計劃的一部分：即在這樣一個龐大的計劃中，我們一方麵要總結曆史上曾經出現的中歐文化的偶然接觸及其相互間的影響和互動作用，另一方麵則應有目的、有計劃地把中國文化的優秀成果送到西方去。鑒於南北歐稍微遠離歐洲帝國的中心，而且又有不少語言上的障礙，因此國內的比較文學學者在討論中國文化和文學在歐洲的傳播和接受時有意無意地竟然忽視了這一不該忽視的地區。而本書的寫作在這方麵也許可以彌補這一缺憾，但其主要目的仍在於以此為基礎促使研究者們繼續深入地研究和發掘那些未開墾的學術處女地，以彌補中歐文化交流中實際上存在的不平衡狀態之缺憾。
我們說，要把中國文化的輝煌成果送出去，這絕不意味著也像過去西方殖民主義者那樣對東方和一些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文化殖民主義式的侵略和滲透，正如賽義德在《東方主義》一書的結尾中所指出的，“我不希望向我的讀者表明，東方主義的答案是西方主義”。② 我們不應當以一種不恰當的“西方主義”來作為西方人建構的“東方主義”的對立麵，從而使得這二者長期存在的對立繼續下去；③ 我們所要做的恰恰是致力於平衡中西方文化交流關係中長期存在的逆差，從而使西方人更多地消除對中國以及中國人的偏見，更加全麵、完整地了解中國，這樣也許對我們繼續學習和借鑒西方文化的成果不無裨益。那麼我們今天要把中國文化送出去，是不是就意味著對曆史上曾實行的拿來主義措施予以否定呢？絕不是這樣。拿來和送出實際上標誌著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兩個不同階段：當有著輝煌傳統和悠久曆史的中國文化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便試圖甩掉有可能阻礙其前進的曆史重負，從西域借鑒新的思想和文化成果是十分必要的，這時，我們的立足點自然就是拿來，即把國外（包括西方）一切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思想成果有選擇地拿過來用以發展中國自身。可以說，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和文化思想的精華對推進近百年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致於一些保守的中國知識分子甚至驚呼中國文化“被殖民”了，中國現當代的文學語言充滿了模仿之作和歐化的語言，新詩也早已不見了古典詩詞的典雅詞句和嚴整的韻律，甚至連中國的文學理論批評也失去了自己的聲音和獨特話語等等。究其原因，實在是因為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向世界開放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全盤西化”所造成的後果。針對這種全盤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成果的論調，我們不禁要問，難道情況果真如此嚴重嗎？從本書所披露的歐洲作家對中國文化的接受和借鑒來看，恐怕遠非如此。一方麵，近現代中國文化和文學確實在很多方麵受到歐洲作家的影響，尤其是一些優秀的歐洲作家的名著幾乎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家喻戶曉，他們的優美的文學語言雖然經過翻譯但仍然對中國的現代文學語言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但另一方麵，這些歐洲作家中的不少人也從中國文化中汲取了不少精神食糧，對他們的創作無疑也起到了重要的啟迪作用。因此，這樣的中外文化關係應當是互動的，影響和啟迪也應當是相互間的，並不存在誰“殖民”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