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7 年在意大利出版了第一本中國題材小說，可謂17、18 世紀歐洲盛行“中國熱”的前奏。這就是曼圖瓦（Mantova）的阿裏瓦貝內（Lodovico Arrivabene，約 1530~1597 年）寫的一本以中國為背景的長篇小說《黃帝》（Il magno Vitei）。小說的特長標題好像就是作品的內容摘要。其中一部分這樣說：“曼圖瓦人阿裏瓦貝內在《黃帝》一書中，除敘述了中國第一位帝王光榮的Vitei 和英勇的Iolao 可歌可泣之俠義事業外，也刻畫了Ezonlom 的形象，他是最優秀的君主和十全十美的統帥……”
作者其實對中國了解很少，隻能以亞曆山大小說或騎士敘事詩裏的典型故事來塞滿全書的五百多頁。兩位主要英雄人物Vitei①和Ezonlom ②，則取自1586 年意大利文版的門多薩《中華大帝國史》。通過與印度支那人和日本人作戰的事跡，他們被描繪成智慧的典範，歐洲的君主應該從中得到啟發。作者在小說裏還進一步說：“最好的老師是中國人：據知，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推行道德。手冊上所言出人意料，他們優於任何人，如同太陽的威力和光輝勝過每一顆星星。”① 可見，該小說是把中國神話為一個由賢明、正直、愛好和平的政府管理的正義國家。
至於在佛羅倫薩商人卡萊蒂② 的那些親身經曆的冒險故事中，則記載著許多並不美妙的中國經驗。其中特別描述著中國人做買賣時的詐騙行為：“他們買賣每件東西都稱重量，甚至活母雞也稱，這些母雞的重量雖對，但是假的，因為他們喂的是糠拌沙之類的東西；在魚的肚子裏常能找到石子，是故意放在裏邊的。他們想方設法在各種事上作假，盡一切可能騙人，勝過吉普賽人，他們還以此沾沾自喜，因為這是他們的精明。他們不以作假為恥，反而認為，善於作假而又不會被抓住，那才是聰明能幹的人。”③葡萄牙人曾德昭的《大中國誌》，1643 年譯成意大利文刊行，其中亦說中國商人做生意的方式，非常會耍手腕和奸猾，超過世上其他地方所能見到的。顯然，由於人民的本性，還有整個民族的民族性，無論買者還是賣者，都偏向於欺騙。④ 可見，中國商人善於欺騙給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大程度上成為歐洲人否定中國，進而解構“中國神話”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漸漸彙成為歐洲“中國熱”裏的另一種聲音。
在17 世紀、18 世紀，意大利和歐洲“中國熱”的另類聲音中，維柯和巴雷蒂最有代表性。在他們身上較早呈現出歐洲人對中國態度的轉變。
維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是意大利阿卡狄亞文化期間那不勒斯一位著名的哲學家、曆史學家和文學批評家。他也寫過詩歌，29 歲時在那不勒斯大學教授過修辭學。盡管維柯的哲學觀念有時不免自相矛盾，但其哲學思想對意大利現代文明史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直至今日他仍被公認為意大利文化人類史的先驅。在其主要著作《新科學》（1725）① 及其經過修改補充的該書第二版即《新科學再編》（1730）中，認為上帝並不直接影響曆史的進程，人也能正確地認識曆史，並能找出曆史發展的規律性，使之成為一門新科學。值得注意的是，維柯在其研究中大量提到了中國，某種程度上，把中國文化作為他研究的實例或對象。
中國詩性的思考方式
維柯的雄心是要創建一種人類社會的科學。他給自己的《新科學》提出了“第一條無可爭辯的大原則”，即“這個包括所有各民族的人類世界確實是由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他發現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荷馬”，“凡是最早的民族都是些詩人”②。由此他以曆史發展的觀點研究美學，認為生活在英雄時代的人按其本性都是詩人，從而挑起一場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真假荷馬”的爭論。③在他看來，古代人類具有“詩性智慧”，其特點是用具體的形象代替抽象的概念，其實質則是人類創造自己，創造曆史的實踐。維柯用這樣的思想，盡他當時所能獲得的材料，觀照了世界上各民族的原始文化，其中包括中國。維柯多次提到“龍”在中國古代文明中的意義。他把這種具有象征意味的古代文化，稱為“紋章方式”，並由美洲印第安人的國王們拿幹蛇皮來代替王杖，想到“中國人的國王徽幟上也有一條龍，把龍作為民政權力的徽章”，進而推論“用血寫下雅典法律的那條龍（即Draco，德拉柯）也一定代表國王徽幟”。這種“紋章方式”在埃及與日本都存在過，他感歎：“中國和雅典這兩個民族相隔那麼久又那麼遠，竟用這樣的詩性方式去思考和表達自己。”這正好證明了他關於“詩性智慧”的理論的普適性。所以他又說：“古代民族中的波斯人以及近代才發現的中國人，都用詩來寫完他們最早的曆史。”①
循著這種“詩性智慧”的普適性，維柯探尋了各民族社會發展的共同曆程，並借用埃及人所使用過的術語，將人類曆史依此分為三個時代，即神的時代、英雄時代、人的時代。與此相應的有三種類型的政權、法律、語言。在談到語言問題時，維柯又多次提到了中國文化，他指出：“中國土俗語言隻有三百個可發音的元音詞，它們在音高和音長有各種不同的變化（指平上去入），來配上他們的一萬二千個象形文字，因此他們是用歌唱來說話。”按照維柯關於三種語言、文字與三個時代相對應的理論，中國的象形文字，隻能屬於英雄時代的語言文字，這種語言文字的特征是些英雄徽幟（所以維柯有時從這個意義上理解中國的“龍”），或是些類似、比較、意象、隱喻和自然描繪，運用類似點是其最基本手段。但在另一處維柯又把中國文字放在第三個時代相應的土俗字母（文字）中去討論，他說：“中國人至今還用各種方式從十二萬個象形文字中造出少數字母，都歸結到這些少數字母，好像就歸結到總類一樣。”這裏有令人費解之處，因為他關於中國語言文字的知識間接得之於一些傳教士，所以朱光潛先生在這段話後專門加了一個注，指出“維柯說的‘字母’似指《說文解字》中的‘部首’，其實‘部首’很難說就是‘字母’；也可能指一個字可以依平上去入而分成幾個音”。正是依據中國至今使用的文字，維柯得出他的結論：中國的曆史並不長久古遠。①
關於中國曆史的古老性
在維柯看來，中國曆史並不像中國人所“枉自誇耀”和一些歐洲推崇者所相信的那麼古老。他說：
人們已發現中國人和古埃及人一樣，都用象形文字書寫。不知經過多少千年，他們都沒有和其他民族來往通商，否則他們就會聽到其他民族告訴他們，這個世界究竟多麼古老。正如一個人關在一間小黑屋裏睡覺，在對黑暗的恐怕中覺醒過來，才知道這間小屋比手所能摸到的地方要大得多。在他們天文時曆的黑屋中，中國人和埃及人乃至迦勒底的情況都是如此。②
在《新科學》中，維柯不斷重複著他的這一結論，即中國曆史不可能那麼悠久。他的主要依據就是“中國人直到今日還用象形文字書寫”，主要原因則是“閉關自守”，生活“在黑暗的孤立狀態中”，於是“他們就沒有正確的時間觀念”。維柯進而又說：“各民族在野蠻狀態中都是不可滲透的。”要不然，在如此多的千年裏，中國人肯定會發展出不同的書寫方式，而現在中國仍使用象形文字：“中國在幾百年以前還和世界其他部分隔絕，出自虛榮地誇口說中國比世界哪一國都更古老，可是經過了那樣長時間，現在還在用象形文字書寫。”①
維柯把漢字當作象形文字，顯然受到了傳教士的影響。16 世紀後期，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讓歐洲人第一次見識了中國文字的麵貌。17 世紀初，利瑪竇指出中國文字“很像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而17 世紀德國最偉大的東方學家、耶穌會士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的《中國圖說》（1667）②，這部被稱為17 世紀關於中國的最有權威的百科全書第六部分對中國文字的介紹中，就認為中國文字和埃及文字一樣都是象形文字。在他看來，中國人是根據事物本身來創造文字的，他們和埃及人一樣，從獸類、鳥類、爬行類、魚類、草類等多種事物的圖形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字。在對漢字作了介紹後，基歇爾提出了漢語方塊字是從埃及的象形文字派生而來的看法，這代表了當時整整一派學者的觀點。他借助《聖經·創世紀》第十章發揮想象，說諾亞的兒子曾將他的子民從埃及移居到中國，所以古代中國人和古埃及人同為一族，他們的文字亦有淵源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