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柯讀過意大利籍會士衛匡國、法國籍會士李明，以及其他傳教士關於中國的著述，不過沒有吸取他們關於中國曆史古老的論說。
衛匡國在中國居住多年，深諳中國文史。他對中國史的研究水平，反映了那個時代歐洲人對中國曆史了解的最高程度。其重要著作《中國史初編》十卷於1658 年出版後影響很大。① 根據《舊約·創世紀》，上帝曾用洪水衝毀了世界，隻留下亞當的九世孫諾亞和他的家人及其選擇的禽獸。洪水退後，世界上的人類和一切動物，都是諾亞及那些禽獸的後代。所以，諾亞之前的人類早就不存於人世，而諾亞應是後世人類的始祖。但是，根據衛匡國的《中國史初編》，當西方處於洪荒之時，中國就已經出現了君主製國家，而且一直綿延下來，從未間斷，所以諾亞就不可能是中國人的始祖，當然也就不可能是全人類的始祖了。這樣，按照中國曆史的紀年，早在《聖經》所記載的大洪水時期以前，中國的曆史就已經存在了。顯然，這對西方的《聖經》曆史觀是一個嚴峻的挑戰，中國曆史成為一個極敏感的政治、宗教問題。因而為了維護《聖經》的曆史觀，有些傳教士即從中國古書中考證，說明中國人是諾亞的後代，中國的文字是埃及楔形文字的變種，而埃及的文字可以和《聖經》相聯係的。②
維柯說，衛匡國神父的《中國史初編》裏斷定孔子甚為古老，這導致許多人轉向無神論；並舉馬丁·秀克（Martin Schook）《諾亞時代的大洪水》裏的說法，有些人因此拋棄了天主教信仰，洪水隻淹了希伯萊人的土地；還引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基督教遠征中國史》裏的話：“印刷在中國的運用不過比在歐洲早200 年，孔子的昌盛也不過比基督早500 年。至於孔子的哲學，像埃及人的司祭書一樣，在少數涉及物理自然時都很粗陋，幾乎全是凡俗倫理，即由法律規定人民應遵行的倫理。”① 他寧願相信金尼閣《基督教遠征中國史》，而不願相信衛匡國的《中國史初編》。維柯把孔子看作是他所謂的曆史進程中的第二個時代的“風俗智慧的作家”，因而，並沒有像當時許多歐洲傳教士和文人學者那樣，給予孔子崇高的敬意。
傳教士李明雖然不能接受某些中國野史關於中國曆史有四萬年的說法，但承認中國曆史的古老，這從中國聖人孔子的著作中得到證實，根據年代學，算起來有四千年，這一算法也很難與拉丁文《聖經》的推算相吻合。李明雖然對中國許多事物傾情讚美，但對中國藝術卻全麵譴責。比如他對中國繪畫的評價即是“除了漆器及瓷器以外，中國人也用繪畫裝飾他們的房間。盡管他們也勤於學習繪畫，但他們並不擅長這種藝術，因為他們不講究透視法。”② 這影響到了維柯對中國繪畫藝術的見識。維柯說：“盡管由於天氣溫和，中國人最精妙的才能，創造出許多精細驚人的事物，可是到現在在繪畫中還不會用陰影。繪畫隻有用陰影才可以突出高度強光。中國人的繪畫就沒有明暗深淺之分，所以最粗拙。至於從中國帶回來的塑像也說明中國在澆鑄（或塑）方麵也和埃及人一樣不熟練。從此可以推想到當時埃及對繪畫也正如現在中國人一樣不熟練。”③
這在洛可可風格正使許多歐洲人為之傾倒的時候，維柯的如此言論確實有些不同凡響，不過類似的見識在當時及此前的歐洲人心目中還比較普遍。
在中國各種藝術形式裏，最難以引起歐洲人興趣的大概就是繪畫了。從17 世紀一直到19 世紀，歐洲人對中國畫的批評是同一腔調。這一傳統可以追溯到利瑪竇。他說：“中國人廣泛地使用圖畫，甚至在工藝品上，但是在製造這些東西時，特別是製造塑像和鑄像時，他們一點也沒有掌握歐洲人的技巧……他們對油畫藝術以及在畫上利用透視的原理一無所知，結果他們的作品更像是死的，而不像是活的。”① 在西方其他作家眼中的中國繪畫藝術也都作如是觀。
維柯相信，所有文化之間都存在著有機的、內在的聯係，這些文化被某種精神、天性、氣氛或民族觀念聯結在一起，局外人隻有通過曆史內在認同的方式才能進入某一特定文化。因此，按照他的曆史主義審美觀，維柯指出人們應當樂於用某種一視同仁的理解態度，欣賞不同時代的音樂、詩歌和藝術，因為各個曆史階段和各種民族文化有其獨特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關於中國人文地理，維柯寫到：“韃靼區的可汗統治著古代的絲國人（Seres）那樣一種萎靡文弱的人民，形成了（元朝）可汗的一個偉大帝國的一大部分，其中一部分現在已和中國聯合在一起。”維柯在這裏將絲國人、（元朝）可汗、中國分別了開來，暴露了他關於中國的地理知識的落後。他關於中國人民特性的評說也變得前後矛盾。他從地理環境的影響出發，認為絲國人由於處在寒冷的地方，所以是“萎靡文弱的”；緊接著，說到中國溫和地帶時，則認為那裏的人民秉性較平穩；又舉例說：“中國皇帝在一種溫和的宗教下統治著，崇尚文藝，是最人道的。”還進一步說：“東印度群島的皇帝也頗講人道，大體上隻從事和平時代的技藝。波斯人和土耳其人使他們宗教的粗野教義結合上他們所統治的亞細亞人的溫和，他們雙方，特別是土耳其人，用富麗堂皇的排場，樂善好施的感激心情，多少把他們的驕傲軟化了一些。”②
維柯對中國文明的了解，或許僅依據少量關於中國的讀物，以及對中國藝術品的觀察，也包括與隨同馬國賢（Matteo Ripa，1682~1745）神甫到意大利的中國青年的交談。1723 年年底，意大利籍耶穌會士馬國賢由於傳教事業陷入困境回國。從北京出發時，他帶上了五位中國青年，一路顛簸回到家鄉那不勒斯，經過了近十年的磨難，1732 年，他們在這裏辦了一所專門培養中國留學生的中國人公學（Chinese College）。① 這樣，維柯得以有機會在家鄉那不勒斯見識這些中國青年，借以了解到中國的某些信息。
總之，維柯充分關注了17 世紀意大利傳教士關於中國的介紹評述，他的中國知識主要得自於此；同時也以其令人注目的中國文化觀，成為意大利中國學傳統的承啟者。不過他的批評卻是經過冷靜思考後作出的，體現出一個哲學家獨立反思後的收獲。
如果說維柯的中國文化觀是他經過深思熟慮的結果，那麼巴雷蒂對中國文化的指責則是其情緒衝動的產物。
朱塞佩·巴雷蒂（Giuseppe Baretti，1719~1789）是18 世紀意大利著名的文學評論家。1719 年出生於都靈，早年曾在帕爾馬和米蘭生活，1751 年起僑居倫敦，同當時名聞遐邇的英國作家、詩人、文學評論家約翰遜（Samuel Johnson，1709~1784）友情甚篤。1760年，他在遊曆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國之後回到意大利，先後客居帕爾馬和威尼斯。1766 年，由於他的作品在威尼斯文學界引起激烈的爭辯，他再次前往倫敦，並在那裏一直生活到1789 年去世。
巴雷蒂因翻譯法國戲劇家高乃依的作品和發表47 首諷刺詩而名噪一時。在僑居倫敦期間，他編纂了一部英意詞典，用英語撰寫了不少文學評論，其中較有影響的是一篇為反駁伏爾泰抨擊意大利文學而寫的文章。1763 年10 月至1765 年1 月，他在威尼斯出版半月刊《文學之鞭》（Frusta letteraria），以退居鄉間的一個老兵的名義在期刊上發表了許多評論文章，對那些荒誕無稽的小說和歪詩拙文提出尖銳的批評，樹敵不少，以至於他最後不得不離開意大利。1777 年發表《關於莎士比亞和伏爾泰先生的論述》（Discours sur Shakespeare de Voltaire），是他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該著捍衛莎士比亞的戲劇和抨擊伏爾泰的文藝評論觀。書中流露出來的啟蒙主義美學思想帶有明顯的浪漫主義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