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兩位朋友是優秀的藝術家，我早已同他們幽明異處。那就是井基次郎井基次郎(1901-1932)，日本小說家。和古賀春江。同女性之間縱令有生離，可是同藝術界的朋友之間卻沒有生離，而淨是死別。我同許多舊友即使中斷來往，杳無音訊，或者就是鬧翻了，但作為朋友，我從不曾感到失去了他們。我想寫悼念井和古賀的文章，但我很健忘，若不向故人身邊的人或向我的妻子一一探詢，就刻畫不出他們的具體形象來。盡管是寫已故的友人的回憶錄，人們也會容易相信，其實有許多事情是難以令人置信的。我倒是對小穴隆一小穴隆一(1894-1966)，日本的西洋畫家。那篇企圖闡明芥川龍之介的死的文章《兩張畫》的內容之激烈，感到驚奇。芥川也曾經這樣寫過：“我對兩三位朋友就算是沒有講過真心話，但也沒有說過一次假話，因為他們也從沒有說謊。”(《侏儒的話》)我並不是認為《兩張畫》是虛偽的，不過，從典型小說來看，作者越努力寫真實就越是徒勞，反而距離典型越遙遠，這種說法也不算是詭辯吧。安東·契訶夫的創作手法、詹姆斯·喬伊斯的創作手法，在不寫典型這點上是毫無二致的。
瓦萊裏瓦萊裏(1871-1945)，法國詩人。在《普魯斯特》一文中曾這樣說過：“所有文學種類，似乎都是從特殊運用語言產生的。為了告訴我們一個或幾個虛構的‘生命’，小說則可以廣泛地運用語言的真諦。而且小說的使命，是擬定這些虛構的生命，規定時間和地點，敘述事情的發生經過。總之，是用十足的因果關係把這些東西聯結起來的。
“詩，可以直接活躍我們的感官機能，在發揮聽覺、擬聲以及有節奏的表現過程中，準確而層次分明地把詩意聯結起來。就是說，把歌作為它的極限。與此相反，小說則是要使那些普遍的不規則的期待——也就是把我們對現實所發生的事情的期待，持續地聳立在我們的內心世界裏。就是說，作家們的技巧在於表現現實奇妙的演繹以及現實發生的事情，或者再現事物的普遍的演變順序。詩的世界語言精練，形象性強，是屬於純真的體係，其本質是鎖在自身的思維境界裏，是非常完美的。與此相反，小說的世界，則是連幻想的東西也要連接著現實的世界，就如同接連實物繪畫所裝飾的圖畫，或者遊人往來附近所接觸的事物一樣。
“小說家雄心勃勃地探索的對象，是‘生命’和‘真實’。它們的外觀，是小說家的觀察對象。小說家不斷地把它們吸收到自己的探索中——即小說家致力於不斷引用能夠認識的各種因素，通過真實的、任意的細節緯線，把讀者的現實的存在，同作品中各種人物的虛構的存在有機地聯係起來。由此，這些模擬物往往帶著奇怪的生命力。它通過這種生命力，才能在我們的頭腦中同真正的人物相比較。不知不覺間我們在自己的內心世界中，把所有的人都變成這些模擬物，因為我們生存的能力，就包含著能使他人也生存的能力。我們賦予這些模擬人物越多的生命力，作品的價值也就越大。”(中島健藏、佐藤正彰譯)
井基次郎逝世已經三周年了，明後天是古賀春江的四七，我還不能寫這兩位人物，但我絕不因此而認為他們是壞朋友。芥川在《給一個舊友的手記》裏這樣寫道：“我說不定會自殺，就像病死那樣。”可以想像，假使他仔細地反複考慮有關死的問題，那麼最好的結局就是病死。一個人無論怎樣厭世，自殺不是開悟佛語，開智悟理的意思。見法華經序品：“照光佛法，開悟眾生”。的辦法。不管德行多高，自殺的人想要達到聖境也是遙遠的。井和古賀雖然隱遁度世，其實他們是雄心勃勃的，是無與倫比的好人。但他們兩人，尤其是井，或許被惡魔附體，他們都明顯地帶有東方味，或者帶有日本味。他們大概不希望我在他們死後，寫悼念他們的文章。古賀自殺已經有好幾年。他平日像口頭禪似地說，再沒有比死更高的藝術了，死就是生，不過，這不是西方式的對死的讚美。他生於寺院，出身於宗教學校，我認為那是佛教思想深深滲入他身心的表現。古賀最後也認為病死是最好的死法。簡直是返老還童，他是經過連續二十多天高燒，神誌不清後才斷氣的，好像安息了似的。也許這是他的本願呢。
古賀對我為什麼多少懷有好感呢？我不甚明白。可能是他認為我經常追求文學的新傾向、新形式，或者認為我是個求索者。他愛好新奇，關心新人，為此甚至有“魔術師”的光榮稱號。若是如此，這點同古賀的畫家生活是相通的。古賀立誌不斷以先鋒派手法作畫，努力完成進步的使命。他的作風，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變幻無常。可能也有人把我同他都稱作“魔術師”。然而我們果真能成為“魔術師”嗎？也許對方是出於蔑視吧。我被稱為“魔術師”，不禁沾沾自喜。因為我這種心中的哀歎，沒有反映在不明事理的人的印象裏。假使他認真想想這些事，那麼他就會被我迷惑了，他是一個天真的糊塗蟲，盡管如此，我並不是為了想迷惑人才玩弄“魔術”的。我太軟弱了，這隻不過是我在同心中的哀歎作鬥爭的一種表現罷了。我不知道人家會給取什麼名字。猛獸般的洋鬼子、巴甫羅·畢加索巴甫羅·畢加索(1881-1973)，西班牙畫家。姑且不說，同我一樣身心都衰弱的古賀，與我不同的是，他不斷完成大作、力作。不過，他難道不像我，沒有悲歎掠過他的心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