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言以對,隻是感受著佐藤女士那一瞬間代表著井上靖傳遞出的深遠的愧疚,感受著佐藤女士的這個敬禮其實已遠不是模仿,這裏也有她本人心中的誠意。這時我想起井上靖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對中國頻繁的訪問,他又去過石家莊嗎?我詢問日本友人,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佐藤女士告訴我,井上靖1937年之後從來沒有再去過石家莊。記得80年代有一次她陪同井上靖在中國旅行,飛機臨時降落在石家莊機場,她問他說您不想出去看看這個城市嗎?井上靖搖頭說“不”,他堅持不出機場。這件事留給佐藤深刻印象。
1937年石家莊的四個月,井上靖究竟還做了什麼呢?他必須看見他從不願看見的吧,他必須相信他從不敢相信的吧,或者,他也做過他最不願意做的……關於這些,他沒有向包括佐藤女士在內的友人講述,佐藤女士也向我證實了,井上靖的確沒有關於這段經曆的公開的文字。在井上靖的晚年,幾位朋友隻是不斷聽井上靖說,他有一個筆記本,記錄了當時的一切。
作為一個寫作的人,我深知筆記本對於有些作家的重要。即使在網絡時代的今天,作家的紙質筆記本仍然有著某種古老而確鑿的物質價值,更有著孕含作家體溫的可以觸摸的精神線索。而井上靖那特殊的四個月經曆使他的筆記本在我看來顯得尤為重要。那麼,它在哪兒呢?
佐藤女士告訴我,井上靖反複講過的那個筆記本據說在他家人手中。但當他逝世後,文交會的友人詢問那個筆記本的去向時,家人說已經找不到了。
在去年秋天和日本友人那晚的聚會上,我曾經提議文交會的朋友們設法再與井上靖先生的親屬聯係,尋找他的那個筆記本,這原本也是佐藤女士他們的願望。
今年適逢日中文化交流年,三月,佐藤女士一行訪問北京時我們再次相遇。她主動向我提起井上靖的筆記本,遺憾的是,它確實不見了。
這個結果的確叫人遺憾,可這個結果,又仿佛是我早巳料到的。我隻是感歎,一位能夠走火入魔地研究中國曆史,並有能力以此為出發點揮灑才情,展開宏大敘事的文學大家,卻最終無法麵對自己那幾個月的中國經曆。而當我們不斷猜想著井上靖那失蹤的筆記本時,井上靖不也一直在猜想著世人嗎,猜想當筆記本公開後世人將對他如何評價。相比之下,也許井上靖心靈的鐐銬更加沉重。這是一個作家良知的尷尬,也是一個人永世的道德掙紮。由此我甚至可以開始新的揣測:那個筆記本,它當真存在過嗎?也許作為一個作家的井上靖,隻是假想著它應該存在吧;而作為當年日軍一名輜重兵團的二等兵,它實在又“不便”存在。井上靖在晚年不斷向友人的講述,似乎也印證了這兩者間激烈的衝突。我嚐試著把他的講述理解成避免靈魂爆炸的一種小心而又痛苦的釋放。
在春意盎然的北京,我望著又一次相逢的佐藤女士和木村女士,望著總是溫和微笑的橫川健先生,他們是日本中國文化交流協會“元老級”人物,當他們還是青年和少女的時候就決定把一生奉獻給推動日中友好的事業。如今他們已經進入“日曆年齡”中的老年,但他們典雅、莊重的衣飾,樂觀爽朗的談吐,一絲不苟的敬業態度,和對中國始終不渝的愛,總是令我肅然起敬。也因為日本中國文化交流協會在麵對曆史時勇敢和正義的作為,才使他們能夠在井上靖的文學紀念冊上刊印出他那張舊時的照片。我想,長眠地下的井上靖有知,也許會稍感靈魂的解脫。畢竟,他的友人們在他多年的口述中窺見了他的情感深處,最終代他公開了他始終猶豫著怯懦著無力公開的一段曆史形象。
我不打算再去追問井上靖的筆記本,眼前隻閃現著年輕的、眼睛浮腫的井上靖七十年前麵對石家莊這座城市的那個歉疚的敬禮。我更願意相信,井上靖本人也已經用一生的時光,反省那幾乎是永遠無法告之於人的四個月,並且用他的文學他的影響力呼籲和實踐著日本中國世代友好,直至生命的最後一息。
2007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