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腐敗，是不是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與統治階級伴生的頑疾？是不是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不同政治體製所不可免患的通病？是不是不可治愈的與人類共始終的絕症？似乎是。因為翻開古今中外曆史，無論是正史，還是野史，取諸流行的傳聞，無論是公開的，還是私下的，貪汙腐敗之事，比比皆是，充耳可聞。就中國古代來說，各級官吏，上至宰相，下至未入流的小吏，一朝權在手，大多貪贓枉法，賄賂公行，假公濟私，搜括民財。手段之毒辣，程度之嚴重，實在令人觸目驚心。而且盡管朝代頻繁更迭，此風卻綿延不絕。著名學者王亞南曾有言：中國一部二十四史，實是一部貪汙史。總結得何等精辟!就中國近代來說，中國衰敗的封建政治肌體，一經吸上外國侵略者販運來的“鴉片”，便更趨萎靡，傳統的封建貪汙腐敗的病灶，加上資本主義病毒的侵入，使中國官場腐朽得無以複加。且中外勾結，愈演愈烈。古代僅買官鬻爵，近代則賄選總統；古代以侵田萬頃，掠奪資財30億為巨貪，近代則攫取全國財產為“四大家族”所私有，是亙古未見。就中國現代來說，盡管政治清明，但貪汙賄賂之事時有發生，天津槍斃劉青山、張子善的槍聲，震驚國人；“三反”、“五反”揭露出來的事件，令人吃驚。改革開放以來，大門、窗戶洞開，在引進先進科學技術的同時，也飛進了一些蒼蠅蚊蟲。它們叮住了一些裂縫的雞蛋、發爛的魚蝦，於是腐敗又得以滋生，一時竟鬧到人人憤聞其臭、起而詛咒的嚴重局麵。就外國來說，貪汙腐敗之事並不稍遜於中國，古代且不說，近代以來，西方政壇，醜聞迭起，這些不絕於耳的醜聞，顯現出西方政壇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凶狠爭鬥和肮髒交易，揭露了政客們爾虞我詐，無所不用其極的卑劣手段，暴露了他們紙醉金迷、欲海橫流，但謀一己私利而置一切社會生活準則於不顧的價值觀與道德觀。這些頻繁出現的醜聞，說明了它們在西方絕非偶然出現的事件，而是西方政治與生俱來的反映其本質的現象。一些醜聞曝了光，也許更多的醜聞還被掩蓋著。民主政治，變成了遮掩醜聞的飾物。所以說似乎是。
然而，並不是。
因為自從產生了貪汙腐敗之後，人類便開始了一場艱巨的反貪汙腐敗的鬥爭。這種鬥爭屢仆屢起，從未中斷。中國曆代不乏明君賢相，他們認識到隻有政府及其官員廉潔，政權才能鞏固，天下方能長治久安。“故吏良，則法平政成；不良，則王道馳而敗矣”。①（①《新唐書》197卷，）意思是說，官吏循良，國家才能治理得好。這是對古代政治史的正確概括。宋朝嶽飛說：“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②（②《宋史》365卷。）明代海瑞把官吏清廉與否，與皇朝“立千百年基業”、“求萬世治安”聯係在一起。康熙皇帝說，官吏清廉，則“海宇平矣”，認為有了更多的清官循吏出現，才能贏得天下太平。基於此，一些官員，為了本階級的長遠利益，廉潔自持，奉職循理，清介潔己，譜寫了一個個感人頗深、足以啟迪後昆、激勵今人的動人篇章，他們在潔己拒賄、懲貪倡廉方麵樹立了楷模，取得了成效。中國曆史上，漢、唐、宋、明、清各朝開國之初，都能吸取前朝腐敗覆亡的教訓，對貪官懲處比較嚴厲，因此，也確實出現政治上比較清明、國家比較強盛的局麵。因此，曆史上就有“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之治”等稱譽。這種時候，雖然不可能根治腐敗，但確實有力地抑製了腐敗。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各朝各代雖然腐敗橫行，仍然不乏清官廉吏，能比較嚴格地約束自己，同時主張用嚴法懲處貪官。宋代包拯專門寫了《乞不用贓吏》奏折，說：“臣聞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他要求朝廷規定“臣僚犯贓抵罪，不從輕貸”，以後即便遇到大赦，“更不錄用”，主張對貪官加等治罪。明代海瑞在巡撫應天十府時，製定了條約，規定裁革奢侈，禁絕饋送，禁止講排場、講闊氣，據當時人黃秉石講，“令下無敢不行者，一時傳誦”。中國曆史上的治世雖然往往是極為短暫的，但至少告訴人們，腐敗並不是任何時期、任何政權都會染上的通病。盡管曆史上的清官廉吏鳳毛麟角，但是他們對人類懲治腐敗提供了經驗，帶來了希望。他們的言行受到人民的垂青和史學家的高度讚許，魯迅稱他們是“中國的脊梁”。曆史上著名的清官如包拯、海瑞、況鍾，名垂千古，受到人民的崇敬和懷念。即使在人欲橫流的資本主義社會，也不乏懲貪倡廉的範例，如新加坡吏治比較澄清，再如香港的“廉政公署”在香港社會具有很高的聲望。當然，剝削製度是孳生貪汙腐化的土壤，這種土壤不鏟除，腐敗便難以防治。人民政權的建立，使避免腐敗成為了可能。尤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懲治腐敗、建設廉潔政府的理論基礎和強大的思想武器。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存在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在建設清廉政府的問題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提出了各級官員是人民公仆的著名口號，它所采取的一係列措施，為避免腐敗，開拓了道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建立的時候，列寧曾把建立高效率、無官僚主義的政權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的重要問題來對待。中國共產黨剛成立不久，就開始了反對腐敗的鬥爭，無論是在瑞金，還是在延安，都把反腐倡廉作為鞏固紅色政權的一項至關重要的措施。毛澤東同誌在反腐倡廉方麵提出了一係列理論，他反複告誡人們要吸取李自成失敗的慘痛曆史教訓。在建國前夕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提醒人們要防止敵人糖衣炮彈的襲擊。建國以後，更是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來懲治腐敗，並取得了巨大成效。改革開放政策實行以來，我們國家經濟建設飛速發展，人們思想獲得解放。但由於忽視了政治思想教育，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乘虛而入，封建階級享樂思想死灰複燃，各種腐敗現象迅速滋生、蔓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以前所未有的決心，以從嚴治黨，重視法製建設，完善監督機製等果斷措施，從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不到兩年的短短的時間內，取得了比人們預想要好的效果。盡管在加強廉政建設、反對腐敗時，還會出現各種阻力和障礙，但人們有理由相信，以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的中國共產黨人，經過不懈的努力，完全可以戰勝腐敗。
腐敗，就其表現形式來說，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一）在直接經管國家的農工商業中貪汙；(二)在管理國家行政和軍事事務中貪汙；（三）倚仗強權橫征暴斂敲詐勒索；（四）慷國家之慨請客送禮；（五）賄賂。以上幾方麵的典型案例，舉不勝舉。透過其不同的表現形式，我們便可以看出，“權”、“錢”交易是腐敗的實質，經濟上的貪婪是其主要標誌，而生活上的揮霍無度、荒淫奢侈是其表征。搞腐敗的人總是置國家、民族於不顧，而謀一己、一家、一小集團的利益。
那麼導致腐敗的原因何在呢？中外古今難以一概而論。隻能分別簡述。
先說中國舊社會產生腐敗的原因。
集權和專製——中國古代國家的統治形式是導致腐敗的原因之一。中國舊社會的官僚製度，在世界曆史上較為發達，其人事、財政、監察等各項製度和手續，早有建置，不可謂不完備。但是由於從中央到地方皇帝（或總統、委員長等）和各級官吏的專權專製，使得這些製度徒具形式。在專製集權的政治體製下，製訂一些相互製約的具體製度來試圖防止腐敗，隻不過是個美好的願望而已。具體製度絕不可能超越根本的政治體製而起作用。皇帝（或總統、委員長）是舊社會的最高統治者，也是官僚集團的總代表。他統治的出發點，是以官僚集團為基礎的政權如何鞏固。他最關心的，向來是如何鞏固中央集權，防止大權旁落。對各級官吏，首先要求忠於自己，而非清廉。對於“謀反”罪，向來不能寬赦。相反，官吏貪財圖利，往往視作沒有政治野心，能得到皇帝的賞識和重用。西漢初，相國蕭何因才智過人，又有安邦定國的大功，因而受到劉邦的猜忌。有人勸蕭何大量強行賤買民田，表現出對錢財的貪婪，劉邦才會放心。“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悅”。北朝東魏時，貨賄漸行，在位文武罕有廉潔。大臣杜弼諫之，神武帝說，濁亂之習由來已久，況今天下未定，我若急作法網，恐文官武將投奔他處。宋代則采取“大度寬容”政策，隻求政治安定，以利中央集權的統治。除謀反叛逆罪外，朝中官員犯罪，隻是貶黜任地方官，罪大者雖貶得較遠，但都是俸祿照舊，權勢依然。解放前夕，孔祥熙的長子孔令侃屯積居奇，大做投機生意，揭露出來，上海輿論嘩然，蔣介石授意不能追究，終於不了了之。因此官吏有恃無恐，貪汙行賄，敲詐搜刮，毫不掩飾。
除最高統治者包庇縱容以外，各級官吏利用專權專製形式，直接進行種種非法活動，雖然中國舊社會官製中有一套監察機構，專門糾彈百官罪惡，並且派有刺史、監察禦史等官以察郡縣。但這些官員仍屬專製政體下官僚機構的一部分，他們的委任與工作受最高統治者及其權臣寵官的製約，常常是貪官本人就身兼禦史之職。如唐代楊國忠兼行政、監察、財政、人事等職於一身，宋代賈似道當權時，一切大事由其決定，這兩人都是曆史上的大貪官。近代漢奸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身為國民政府中央監察委員，卻倒賣文物，收受賄賂，劣跡昭彰。
集權專製形式既然是中國舊社會的統治形式，那麼就必然體現在國家機構的各方麵。各級地方長官獨攬行政、財政、司法等一切大權。由於地方長官直接臨民，其權力更容易實現，並且漫無止境。同時專製的統治形式，必然導致權臣在官僚中排斥異己，培植親信，以結黨營私。而結黨營私，又形成權傾滿朝的權力中心，導致吏治更加腐敗。憑賄賂投靠權臣的各級官吏，因在最高層有後台，便有恃無恐，在地方上為所欲為。中央和地方上下串通，左右勾連，形成錯綜複雜的關係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