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青天竭盡心力
終難挽腐敗狂潮
海瑞，字汝賢，號剛峰，廣東瓊山人，明正德八年（1514年）出生於破落的小官吏家庭。4歲喪父，孤依寡母，在封建思想教育下長大成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在他36歲時才中舉。由於連續兩次會試不第，便接受“聽選”。任福建南平縣教諭。後曆任淳安和興國知縣、戶部雲南司主事、通政司右通政、應天巡撫、吏部右侍郎、吏部右都禦史等職。萬曆十五年十月（1587年11月）死於南京路上，終年74歲。贈太子少保、諡忠介。海瑞一生坎坷不平，仕宦生涯沉浮曲折。
海瑞的主要政治活動是在明嘉靖中後期及隆慶、萬曆年間。這一時期，明王朝政治經濟日益衰敗，封建統治秩序大大鬆弛和混亂，最高統治者嘉靖帝日事修醮，妄求長生，深居西苑，20年不視朝，內外大事，全部委之宦官和閣臣。麵對外族入侵和倭寇騷擾，束手無策，疲於應付。隆慶帝又耽於聲色。萬曆帝幼年繼位，雖思振作，也因積重難返，無能為力。尤其是這一時期，封建統治集團內部“愛惡交攻、意見橫出”的無休止的爭鬥，愈演愈烈。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禁之不止，令之不行。“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政治上的腐敗在經濟上表現為土地兼並、荒蕪，水利失修，人口流亡，租稅無從收取。貪贓枉法，到處可見，“賣官賣爵，朝堂為市”。從上到下，弄田占田；“國病民困，如聾如啞”，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海瑞就是在這種曆史條件下應時而出的一個著名的“清官”。他一生剛正不阿，清苦自持，恪守封建道德規範，積極反腐倡廉，對封建製度和封建帝王忠心耿耿，一生夢求“萬世治安”。海瑞的一生是鬥爭的一生。
海瑞剛正不阿，不畏強權。在南平教諭任上，見上官惟揖而已。麵對上官責難，他據理抗言，“若至台院，當以屬官禮見。此堂乃師長教士之地，體不應細”。遂有“筆架博士”雅號。在淳安縣任上，恰遇欽差巡鹽禦史、大貪官鄢懋卿出巡，欲過淳安，麵對這樣一位赫赫大員，海瑞經過一番了解，即寫信給鄢，揭露其貪贓枉法劣跡和虛偽嘴臉，毅然提出“淳安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罪，願取他道往”。鄢懋卿飲恨而去，遂視海瑞為眼中釘，羅織構陷，降調興國。在京任戶部雲南司主事期間，針對嘉靖帝朱厚熜深居西苑，日事修醮，妄求長生，不見大臣，不理朝政，內憂外患繼之而起的腐敗局麵，冒死進諫，於嘉靖四十九年二月上“為直言天下第一事”的《治安疏》，言人所不敢言，言人所不欲言，痛斥了嘉靖帝的昏庸無道，如“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修醮”，致使“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賦役增常，萬方則效，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極矣，天下因陛下改元之號而譏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天下不直陛下久矣”。這對聽慣了奉承話的朱厚熜顯然是一個很大的觸忤。雖然海瑞的目的是“正君道，明臣積，求萬世治安”。他對皇帝、對封建道德規範也有著一片赤誠之心。但卻為皇帝所不容，下令逮捕，麵對入獄赴死，海瑞毫不畏懼。“市一棺，訣別妻子，待罪於朝”，世人稱之為“海強項”。連嘉靖帝也為之歎息，感慨地說“此人可方比幹”。但為了維護帝王的尊嚴，還是把海瑞下獄，問成死罪，後因朱厚熜死才遇救出獄。在應天巡撫任上，海瑞公開聲明：“本院法之所行，不知其為尚書閣老家也”。
清苦自持，反腐倡廉。首先，海瑞對當時社會上的腐敗風氣嚴厲抨擊。他對當時“賣官賣爵，朝堂為市”的“苞苴公行，仕路汙穢”的風氣抨擊說，“彼見夫紛紛做官人裹金帛以賂人，欺朝廷而竅榮祿，罔朝廷以免刑罪多矣”!憤然指出，“官爵賄賂，奪魄動心，國病民困，如聾如啞”。這種“上下相率而為利”的勾當，簡直是對百姓的“割剝吞噬”!他對“結黨”和“鄉願”深惡痛絕，認為兩者是“同惡相濟”，必然使“紀法盡廢”。海瑞指出：“私黨橫行”，“此大亂之道也”；作事圓滑，凡事調停，見風使舵的“鄉願”，使“浩然之氣以從俗”，“去大奸惡不甚遠”。甚至把勾結鄉願的地方官吏“以狗吏呼之”。其次是嚴於律己，清苦自持。海瑞一生除有祖田10餘畝外，自己沒有添置一畝一分。進入仕途後，俸祿之外，不取分文。“布袍脫粟，老仆藝疏自給”。在淳安，有一次為老母祝壽買了兩斤肉，竟被視為稀奇事。閑居期間因清丈土地給他少算了一畝多地，也報告聲明，請求更正。就是臨死前夕，地方有司送柴薪多出七錢銀子，也如數退還。海瑞死後清檢遺物，櫃中僅存銀十餘兩。就連懷恨海瑞的禦史陳海樓麵對這清苦狀，由衷地發出“回吾怨恨之心矣”的感歎！第三，申張法紀，嚴懲貪汙。海瑞每到一地，都以興利除弊為首務。申張法紀，嚴懲貪官汙吏。在淳安，他創立《興革條例》，剔除一切非法盤剝。在應天巡撫任上，百姓紛紛控告鄉官侵漁和白奪田產，海瑞勒令鄉官退田予民，尤其是對曾救過自己性命，但民憤大、占田多、罷相家居的徐階一家，毫不講情，再三督迫，迫其至少退出1/2的田地。還將為非作歹、殘害百姓的徐階弟徐陟、子徐璠和徐琨依法治罪。在南京吏部任上，他看到一些衙門為迎送官吏而肆意攤派，盡情揮霍的現象，毅然張貼告示，予以禁革。對舊有官吏的輸銀公費及新任官吏賀禮，統統免除。甚至重申明初滿“八十貫絞”的法令，充分肯定剝皮實草的酷刑，借以表達對貪官汙吏的痛恨。史載，他任應天巡撫的任命一發表：“屬吏憚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橫行鄉裏的豪紳巨富，也有搬遷以避海瑞的。有個權貴把住宅門漆成朱色，聽說海瑞要來，知道太招搖鋪張，深怕獲罪，連夜改為黑色。氣焰萬丈的監江南織造的太監，本來坐8人大轎的，怕引起海瑞不滿，也減為4人。
海瑞雖是封建社會著名的“清官”，但他仍然是剝削階級的一員，其根本立場是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海瑞說過：“區區竭盡心力，正欲為江南立千百年基業，酬上恩報知己也”。又說：“竭澤而漁，非不得漁，明年無漁”。這就清楚地表明：“清官”考慮“民”的處境，其最終目的還是為“君”。當人民還沒有真正認識自己的力量時，往往盼望著這樣的“清官”來解脫他們的痛苦，這就是海瑞受到人民頌揚和愛戴的原因。但由於封建社會固有的矛盾和封建帝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是非判斷標準，使得象海瑞這樣忠心耿耿的官吏，終不能被他們所忠於的封建帝王和封建製度所容。海瑞直言敢諫“正君道，明臣職，求萬世治安”，結果身陷囹圄，險遭殺身之禍；海瑞打擊不法鄉官，勒令退田，不僅效果甚微，反而招致誣陷，罷官家居；海瑞一生清苦自持，死無具葬之費，而貪官汙吏，比比皆是。所以說，即使象海瑞這類“清官”的某一措施，某一活動，在某一地區產生過某些有限影響，取得一定效果，但它沒有也不可能對封建製度有所觸動，更不能改變桎梏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如果把封建社會比作長河，“清官”猶如長河在跌宕曲折處偶爾迸發出的幾滴水珠，它雖五光十色，招人喜愛，但僅此而已，它無法改變長河的流向。這正是海瑞這類“清官”好心、忠心難得好報的悲劇所在。
（劉誌漢）
張居正“以宦製宦”
到頭來自取滅亡
張居正(1535—1582)，字叔大，號太嶽，湖北江陵人。他是明代中葉一位較有膽識的政治家。他12歲進秀才，16歲中舉，23歲中進士，可謂少年得誌。張居正入宦途之初，明王朝已經由盛變衰，正處於政治危機、經濟敗落的嚴重時期。他懷抱宏大的誌向希望有機會為國家的前途施展自己的才能。隆慶元年他被選召入內閣，從此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隆慶一年，他針對自嘉靖以來明朝統治中長久積存起來的種種弊端，向穆宗皇帝上了一篇《陳六事疏》，指出如果對陳積下來的那些弊端不及時采取措施，進行治理整頓，長期下去，勢必積重難返。奏疏中他提出了6條改革的措施：反對說空話，講求實效；申明法紀；文書處理要迅速、及時；嚴格對各級命官的考核考察；進行經濟治理整頓；整飭軍隊，加強軍紀軍訓。穆宗看了這篇奏疏大為讚賞，可惜穆宗在位六年就死了，再加上張居正當時手中無權，所以他的這些政治主張未能得到實施。
穆宗一死，太子繼位，是為神宗。當時神宗年幼無知，朝中大事實則由一班大臣掌管。內閣首輔高拱與宦官馮保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展開了一場政治上的大決鬥。高、馮之間爭鬥十分激烈，但一時誰也拉不倒誰。張居正當時為內閣次輔，成為雙方都想爭取的對象。張居正不愧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對當時統治階層的內幕了解得十分透徹，在宦官勢力很大的情形下，要使自己的一套政治主張付諸實施，即使手中掌有一定的權力，也還需要妥善處理好與宦官的關係，否則，不僅達不到自己的目的，弄不好還會招來殺身之禍。張居正恰到好處地把握了時機，最後站到馮保一邊將高拱攆走，他自己也坐上了內閣首輔的位置。
自明朝中期後，宦官的力量和影響已經滲入政治領域，這以後的政府官僚們都與宦官之間有著一種微妙的利害關係，象嚴嵩這樣在內閣20年、任首輔15年的權臣，對待宦官也是謹慎小心，不肯輕易得罪，由此可見宦官勢力對內閣的影響之大。張居正在朝中，以他的精明和聰慧，自然十分清楚這種利害關係，而且也成功地利用了它。
馮保是宦官中新起的實力人物，他在神宗為太子時就侍奉在身旁，神宗即位前又受遺詔輔政，神宗稱其為“大伴”，太後也很寵信他。張居正倒向馮保，就是想利用馮保的力量，去製約整個宦官係統，甚或約束皇帝的越軌行為。這就是張居正采用的“以宦製宦”的策略。
然而，張居正作為一代較有頭腦的政治家，他既不奢望取消現存的宦官製度，但又不想完全賣身投靠馮保，這從他的性格上講也是無法接受的。因此，他隻希望在宦官製度存在的前提下把關係處理得好一些，同時又不失政治上的獨立性。
如何恰到好處地處理這一關係呢？張居正在這方麵的確費了一片苦心。如馮保引用私人徐爵入官代閱章奏，這本是不能允許的，然張居正亦未反對，還吩咐仆人與之結為兄弟。以後馮保提出想在家鄉建坊，張居正又指命當地巡撫代為建造。馮保自建生祠，張居正寫了一篇《馮公壽藏記》送去。另外，張居正也知道馮保是以依靠太後取得勢力的，因而他在籠絡馮保的同時，也不忘討好太後，以贏得太後的歡心。
盡管張居正為討好馮保、太後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但他從他們身上得到了更多的實利。馮保確實通過他的力量約束住了宦官係統，使宮內相對整肅，同時他對張居正也心悅誠服，不幹政擅權。他還經常在神宗麵前稱讚張居正，這些都為張居正推行政治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實際上，萬曆初年的政治中心是由張居正、馮保、太後和神宗4人組成的，而真正的權力中心則是張居正。他能做到這一步與馮保的幫助分不開。
張居正利用他與宦官馮保的關係，運用“以宦製宦”的手法，為他改變腐敗的政治減少了一些阻力。在他執政的時期，他所進行的一係列政治改革措施對推動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環境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由於封建階級的局限性，他的改革很不徹底，以致他死後，立即遭到頑固派的誣陷，被革除封號，抄沒家產，其長子被逼自殺，次子及幾個孫子被發配充軍。他花費1O年心血所建立起來的改革幾乎喪失殆盡。
為什麼張居正革除腐敗政治落得個如此下場呢？教訓在哪裏？
第一，反腐敗不徹底是導致其失敗的主要原因。反腐敗是一項艱巨而又複雜的工程，它不僅需要無畏的膽識和堅強的意誌，更重要的還要建立起一套完備的製度確保其順利進行。張居正雖然也看清了明朝政治上的一些嚴重弊端，但由於階級的局限性，也由於統治政權本身所存在的痼疾，他不想也不可能對存在的問題進行徹底治理。他隻能盡其所能做一些能夠做到的事。即便這樣，他的行動也遭到一些權貴、地主豪紳的強烈反對。例如萬曆五年秋，頑固勢力趁張居正父親病歿之機想把他趕下台。按照封建禮教慣例，他必須離職居喪守孝三年，此次由於有宦官馮保和皇太後的支持，最後由皇帝出麵挽留，並對頑固派予以處置才平息了這場爭鬥。在他生前就有人敢於向他發難，一旦權力失去，後果將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景張居正也十分明白。但他身處那樣的時代，無法對以後的事作什麼打算，隻能聽天由命罷了。
第二，“以宦製宦”雖能收一時之功，但不能起長久之效。張居正從當時的利益出發，僅依靠宦官馮保的勢力來推行自己的政治改革，實行所謂“宮府一體”製，準確地說，這實際是張居正與馮保的聯合施政。在短時期內它的確如張居正自己所希望的那樣，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然而這種力量對張居正來說，實在太小了。張居正未能把眼光看得更廣些，更不敢向宦官製度進行較量。另外，張居正憑借馮保和皇太後的支持，大權獨攬，發號施令，獨斷專行，也引起神宗皇帝的不滿，但張居正在世之時，神宗心有畏懼，一旦張居正死去，皇帝不能不對他進行報複，各種利害衝突、複雜的背景交織在一起，對張居正十分不利。他去世之後，這種種原因很快顯現出來，這些因素牽連在一起，殃及到他自身，殃及到他的兒子、孫子，連他的改革腐敗政治的成果也一朝之內付之東流。這是張居正一生中最大的悲劇。
（嚴純美）
李自成反腐敗揭竿而起
大順帝搞腐敗不戰自亡
明朝後期，政治腐敗不堪，社會經濟遭到嚴重摧殘，封建統治者過著奢侈糜爛的生活，廣大勞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社會矛盾日益尖銳。
萬曆年間，張居正一死，神宗皇帝身邊再無賢能之人，加之神宗本人貪財好色，昏庸無道，將搜刮得來的錢財盡用於吃喝玩樂，對百姓的疾苦漠不關心。神宗在位共48年，竟有20多年未召集臣僚商議過朝政，其昏庸到了何等地步！神宗生前享盡了榮華富貴還嫌不夠，還想死後享受。萬曆十二年，神宗僅21歲，便開始建造定陵。此項工程前後用了6年時間，每天動用民工多達3萬人，耗費白銀800多萬兩，僅費用就相當於萬曆初年兩年的全國田賦收入。其間民工被累死、餓死的不計其數。皇帝腐化墮落，朝綱不正，各級官吏也大肆敲榨百姓，搞得百姓“百用乏絕”，“十室九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