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題四：須向世界提供更多戰略外援與公共產品
全世界提供外援最多的地區是北歐，其次是西歐，它們提供的外援金額高達其國民收入的0.6%～0.9%。而中國的這一數字不到0.4‰，更嚴重的是，中國的外援金額在國民收入比例中呈下降而不是上升趨勢。在各大國際組織中，中國提供的會費是偏少的，中國人擔任組織領導人的比例是偏低的，中國提出的國際機製在質量和數量上都不足。
伴隨著中國崛起而來的，不僅僅是諸如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國際地位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等一係列自我型、內向性目標的實現，也關涉中國培養國際意識、參與全球治理，為世界提供更多戰略外援和公共產品等許多利他型、外向性形象的塑造。因此，對麵向未來的中國外交而言，如何有效樹立起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如何有理、有利、有節地向某些關鍵國家與地區適時、適量地投放戰略外援，如何力所能及地參與到全球公共治理、為現存和未來的國際機製提供中國模塊與惠及世界的公共產品，是一個新的重大的課題與挑戰。
概念上，中國近年來的對外援助項目都與中國的全球戰略利益緊密相關，反映了中國日益擴大的海外利益的題中應有之義。公共產品則不一定與中國直接相關，是我們向國際機製及其實體化平台提供的包括中國力量和中國理念等有形和無形的中國元素的總和。截至目前，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提供維和人員數量最多的國家，而且由於中國維和軍人素質高、能力強，聯合國還在請求中國提供數量更多的維和人員，這是中國目前向世界提供有形的物質性公共產品的集中體現。
但另一方麵，中國目前向世界提供的戰略外援和公共產品與中國自身的大國地位和形象相比較，卻顯然嚴重不足，其差距甚至已發展到驚人的程度。例如，團中央曾製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即大力發展中國的海外青年誌願者隊伍，向非洲、亞洲、美洲等一些最不發達的國家與地區提供教師、醫生等職業化援助團隊，為那些識字率低、醫療狀況差的國家與地區帶去基本的科學文化和醫療救助等，以改變近年來外界對中國所謂“經濟動物”之類的負麵印象。據團中央相關負責人介紹，團中央的這一倡議發布後，獲得了來自全國各地青年的普遍支持和積極響應。但遺憾的是，目前團中央的能力，特別是財政能力非常有限，現在每年僅能派出50名左右的海外青年誌願者，過去五年間隻提供了不到300個名額。這裏可以與其他國家的戰略援助項目進行一番比較。20世紀60年代初以來，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推行“和平隊”計劃，旨在大規模地向發展中國家的鄉村與城市派遣以大學生為主的美國青年，向當地民眾提供教育、社區開發、醫療保健等服務。40年來，美國“和平隊”的足跡遍布世界各個角落，人數達到數以十萬計。這一計劃對美國，特別是在冷戰時期的國際形象的建立和軟實力提升，起到了關鍵作用。當前，全世界提供外援最多的地區是北歐，其次是西歐，它們提供的外援金額高達其國民收入的0.6%～0.9%。挪威首相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進行演講時曾經說，北歐國家有一個共同的信心，即未來這一地區向全球貧窮、落後或災難地區與國家提供的對外援助金額將上升至其國民收入的1%。而當前，中國的這一數字還不到0.4‰，更為嚴重的是，中國國民收入在快速增長，而外援金額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卻呈下降而不是上升趨勢。這顯然是與中國日益擴展的全球利益及我們期待的全球影響，包括中國民眾的國際意識與對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訴求不匹配的。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向國際機製網絡平台提供的非物質性公共產品更是少之又少，還沒能成功地使體現中國理念與中國元素的國際機製文本應用於國際製度合作之中。究其原因，一方麵在於中國在很多國際事務領域中處於後來者位置，對於成型的且目前仍大體行之有效的國際機製來說，中國目前應做的依然是遵守而不是打破現狀，即使在某些需要修正的或需要體現中國特殊性的領域與範疇，中國的角色仍然首先是機製維護者，然後才是智慧貢獻者；另一方麵，中國顯然還並不習慣主動向國際社會提供諸如全球氣候製度等的文本。同樣，中國在國際金融製度、國際核製度、國際貿易製度等領域也很少能夠提供產生實際機製性影響的製度文本。中國聯合國協會會長陳健大使在提到這一問題時，深深感到普通公眾對自己國家國際地位與形象的想象與中國實際在聯合國或其他國際機製平台上影響力的不對稱性：在各大國際組織中，中國提供的會費是偏少的，中國人擔任組織領導人的比例是偏低的，中國提出的國際機製在質量和數量上都不足。
難題五：堅持“不幹涉”原則與實行“創造性介入”
這種“介入”以“創造性”為前提，即與某些西方國家對這些國家的國內衝突或危機進行外部幹涉的做法不同，中國外交參與、進入當事國的過程首先以當事國的意願為前提，其次以方式、手段上的積極性、建設性為特征，在當事國內部衝突派係中一般扮演協調者、聯係者或者獨立的第三方的角色，最終達到在各方之中創造正數和獲益的局麵。
如何在新時期、新條件下豐富和發展中國一貫堅持的不幹涉原則，將其與中國作為新興大國的利益與形象結合起來，即建立一種“創造性介入”的學說和實踐，是中國外交未來應對地區衝突與爭端的關鍵。
首先，“創造性介入”以中國一貫堅持的不幹涉原則為前提。曆史實踐證明，互不幹涉內政是主權國家行為體間進行互動的首要原則。但在新的國際政治背景下，如果對不幹涉原則隻做僵化理解和堅持，並不利於中國國家利益的實現與維護，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使中國處於孤立的境地。中國作為一個迅速發展的大國，既要考慮經濟利益，同時也應把中國社會的進步和民眾國際意識的成長體現於中國外交對全球的“介入”中。
可以看到，在達爾富爾問題上體現出的這種新時期中國外交的“創造性介入”，既不同於傳統西方列強的粗暴幹涉，又有別於我們過去對當事國國內政治、經濟、社會危機不管不問的無視態度。這種“介入”以“創造性”為前提，即與某些西方國家對這些國家的國內衝突或危機進行外部幹涉的做法不同，中國外交參與、進入當事國的過程首先以當事國的意願為前提，其次以方式、手段上的積極性、建設性為特征，在當事國內部衝突派係中一般扮演協調者、聯係者或者獨立的第三方的角色，最終達到在各方之中創造正數和獲益的局麵。
進一步講，不僅僅在那些處於動亂中的所謂“麻煩國家”或地區，在那些涵蓋不同地區和不同事務的諸如全球貿易談判、氣候問題談判、核不擴散公約等各種國際製度的改革、創新方麵，中國都應該發展、充實傳統的不幹涉原則，使之形成符合中國新時期新定位的主權學說和有關“創造性介入”的理論體係，為中國的外交實踐開辟更廣闊的天地。
“關於新時期中國外交的“創造性介入”，筆者可以舉出一個很好的案例。《世界知識》雜誌曾主辦一個座談會，幾位參與蘇丹達爾富爾地區衝突斡旋的外交官專門探討了中國在這一問題中發揮的作用與影響。參加這一座談會的諸多專家學者第一次親耳聽到中國外交官為斡旋達爾富爾危機所做出的艱苦努力，其中包括勸告蘇丹政府接受聯合國秘書長的維和方案、勸告西方大國不要動輒施壓或製裁、斡旋當地處於敵對狀態的不同部族領袖實現麵對麵談判，還包括為使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人民生活改善所進行的諸如援建石油運輸通道的工作等等。這正是一種“創造性介入”的做法。”
難題六：學會麵對“社會的世界”
客觀講，中國外交隊伍中擅長做公共外交的外交官還不多，相關機製與人員的建設與培養還處於初始階段。實際上，某些外交官的笨拙和無為，與國內政治體製中不重視、不善於應對NGO的不足有關。
筆者有一個觀察：中國外交比較擅長與其他國家的官方係統打交道，卻還不擅長或說還不太習慣去應對非政府、非官方的組織或人士。這是新時期中國外交的一個短板。
當代全球體係大體可以被視為一個三維世界，即經濟界、政治界與社會界。可以肯定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在這個體係的經濟界中如魚得水，在政治界的作為也是可圈可點，尤其在改善國家間關係、推進大國間戰略對話方麵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是在社會界，我們的工作還欠缺得較多。中國外交一直不太關注這個“社會的世界”，一方麵對之不了解，另一方麵也不重視各種非政府組織(NGO)的複雜性與影響力，更不熟悉某些國家中出現的所謂“新社會運動”。可以說，麵對這個複雜、多樣、生動、變化中的社會世界，中國外交至今沒有做好溝通、應對的理論與政策準備。
筆者認為，傅瑩大使所做的恰恰是新時期中國外交所欠缺的，客觀講，中國外交隊伍中擅長做公共外交的外交官還不多，相關機製與人員的建設與培養還處於初始階段。實際上，某些外交官的笨拙和無為，與國內政治體製中不重視、不善於應對NGO的不足有關。筆者認為，處理好、應對好以NGO為代表的國際社會各種聲音是中國外交未來進步的標誌，而為著這一目標，中國的政治體製、外交體製，以及國際關係學術界所應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這方麵，中國前駐英國大使傅瑩是新時期外交官的一個樣板。她不僅能夠出色完成傳統意義上作為駐外大使的政策傳達、事務交涉的任務，還尤其善於與駐在國媒體、公眾及NGO打交道，特別長於進行社會性“公關”。
例如，2008年3.14事件後，北京奧運會的火炬傳遞進程在歐洲部分國家遭遇種種阻撓。麵對倫敦街頭一些受到煽動、不明真相的公眾，傅大使除與當地外交機構進行交涉外，還親自約見主流媒體和普通公眾進行麵對麵交流，並發表文章介紹中國的西藏政策和建國以來中國政府為發展、建設西藏而取得的巨大成就。她把女兒寫給自己的一封信公布出來，信中女兒問她：為什麼我們中國舉辦一次奧運會會引起如此多、如此大的不理解，這些人去過西藏嗎，了解中國的發展嗎……可以說，這封動情的家書對於扭轉英國媒體、公眾對中國的看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泰晤士報》的一篇社論認為，傅大使的信使原先鐵板一塊的英國輿論打開了，他們開始思考，到底中國是不是真的如達賴所講要滅絕藏族文化。
又如，2009年7.5事件爆發後，傅瑩大使專門撰寫了一篇文章《新疆是個好地方》，誠懇、生動地向英國民眾介紹新疆的曆史與現實。”
難題七：直麵公眾期待，增強外交公信力
如果進行一次有關中國外交滿意度的民意調查，那麼恐怕除外交係統內部和中國外交學界的人士，估計至少有60%～70%的人會認為中國外交的主動出擊太少，被動回擊太軟，缺乏大國風範，難以體現中國人的風骨，等等。這些指責或不理解已足夠反映出中國外交決策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如外交透明度、公信力和政策解釋力問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