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有沒有變暖，究竟誰說了算？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報告說，在過去的1000年裏，20世紀是最暖和的100年。但是早在2001年，IPCC已經在報告中承認，觀測點密度分布不均，許多數據來自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而遼闊的海洋隻有觀測船定期走航觀測。在熱島效應強烈的大城市，觀測數據難免偏高；而海洋觀測數據的不足，則降低了數據的可靠性。
大量“灰色文獻”的引入，也讓IPCC的公正性受到置疑。“灰色文獻”指的是未經發表(當然也就不可能經過同行評議)的研究文章，帶有明顯的“江湖氣”和“草根”特征。IPCC的早期報告中，還嚴格規定必須引用公開發表的文獻，但是後來標準降低，許多“灰色文獻”也作為證據混跡在正式報告中。今年年初，IPCC公開承認說，由於缺乏可靠數據，自己關於喜馬拉雅冰川將在2035年消融的預測“是錯誤的”。
變暖還是沒有變暖？支持者和懷疑者打得不可開交。去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召開前，英國一家科研機構的報告說，根據它們對1998年～2008年氣象數據的統計，全球平均氣溫僅僅上升了0.02℃，遠遠低於IPCC的結論。後者馬上反駁說，這個結論具有明顯的“非典型性”：它截取的時間段太短(隻有10年)，而且一頭一尾都遭遇極端天氣現象(1998年全球受厄爾尼諾現象影響，2008年換成拉妮娜現象)，而且數據采集點分布不均。
早在工業革命前
1965年，英國氣候學家休伯特•；蘭姆提出，在大約中世紀的時候，歐洲天氣普遍比今天更溫暖，他把這個時期稱為“中世紀暖期”。這個變化，大約發生在公元900年～1300年之間。
無獨有偶，中國氣象學家竺可楨也在研究中發現，地球體溫有升有降，並非一成不變。1972年，他在《考古學報》上發表文章探討“中國近5000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為中國5000年氣候變化描繪出這樣的體溫紀錄：從仰韶文化到安陽殷墟(約公元前3000年～約前1100年)，中原地區年平均溫度比今天高2℃，此後大約每隔400～800年為一個周期，氣溫上下擺動，其中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均出現明顯降溫。換句話說，當歐洲遭遇“中世紀暖期”的時候，中國大陸的年平均氣溫也可能比今天略高1～2℃。
古人沒有現代測量儀器，不可能留下精確的氣象記錄，所以研究、推斷古代氣候的途徑雖多，卻都是代用資料，“測不準性”成了重建古代氣候的最大問題。冰川學家研究地麵升降變化，做出挪威地區雪線升降圖，借此推斷氣溫變化；丹麥科學家利用同位素分析法推斷氣溫變化。此外，冰芯取樣、植物孢粉、黃土沉積、珊瑚礁和樹木年輪等都可以拿來參考，推斷氣候變化。在中國，竺可楨先生還從豐富的曆史文件中尋找氣候變化的足跡，官方史書、地理誌(方誌)、個人日記、文人書信詩詞都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唐代長安城遍布梅花，玄宗妃子江采蘋因為在居所遍種梅花而得名“梅妃”；而到了蘇東坡的時代，春天就隻能賞杏花了：“關中幸無梅，賴汝(杏花)充鼎和”。梅花不耐嚴寒，竺可楨先生由此認為，這是推斷唐代華北氣候普遍比宋代溫暖的重要證據。拿自己的重建結果和國外同行做對比，竺可楨先生還發現：中國氣候變遷和外國氣候存在同步性：“中國的寒冷時期，雖未必與歐洲一致、同始同終，但仍然休戚相關。”
滄海桑田，全球同此冷暖。假如氣候重建準確，我們顯然不止一次經曆氣候由暖轉寒，由寒轉暖的變化。今天，我們擔心兩極冰山融化，海水升溫，但是氣象學家會告訴你：大約5500萬年以前，南、北兩極的夏天“曾經相當暖和”，沒有厚重的冰蓋，海水表麵溫度高達18℃。來自美國地質學會網站的資料說，大約10萬年前地球進入最後一次冰期，大量液態水被固結在冰川中，海洋麵積退縮，今天的上海和香港，10萬年前都在距離大海很遠的“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