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新平
近幾年來，人民幣彙率一直是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焦點問題，而且針對人民幣幣值應否重估的爭論還有持續升溫的勢頭。從表象上看，人民幣升值壓力主要是由我國對外貿易長期處於順差狀態、外彙儲備不斷增長等原因造成的。但實際上，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日趨加重的部分深層原因則蘊涵於我國轉型期的經濟體製之中。在西方發達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呼聲日趨高漲的今天，重新檢討人民幣彙率形成機製是必要的，但最根本的還是要解決經濟長期運行過程中所形成的製度性、結構性矛盾。由於我國目前正處於經濟體製轉軌期，經濟的快速發展必然給人民幣帶來持續的升值壓力。從國際經驗看，彙率水平的一時調整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治本”的辦法則是采取積極的措施，繼續深化我國經濟體製及金融體製改革，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推動國內消費水平的提高，實現進出口貿易的平衡發展。
一、人民幣升值壓力產生的國際背景
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始作俑者是日本人。2002年12月，日本財務省黑田東彥、鹽川正十郎等官員先後公開指稱中國在向世界輸出“通貨緊縮”，並將全球經濟不景氣的責任歸咎於中國，要求人民幣升值。2003年2月，在七國集團財長會議上，鹽川正十郎又欲通過一項類似“廣場協議”的提案，以迫使人民幣升值。在同年7月份的亞歐財長會議上，由於日本不遺餘力的鼓動，歐美、亞洲的一些國家開始附和日本人的“倡導”。在人民幣彙率是否應該重新評估的問題上，美國國會是積極的呼應者。從2003年開始，美國國會多次召開有關人民幣彙率與中美貿易問題的聽證會，指證中國操縱人民幣彙率的聲音不絕於耳。相比較而言，美國布什政府開始持有的則是一種靜觀其變的立場，態度比較溫和。因為在“朝核”、“反恐”等國際性問題上，美國需要中國的配合，所以美國政府一直比較低調。但當其製造業就業狀況、財政赤字等問題無望迅速扭轉的時候，美國政府為了緩解內部經濟矛盾、轉移國民視線，也開始拿人民幣問題“說事”。如美國財政部長斯諾等主要政府官員紛紛公開要求中國調升人民幣彙率水平，試圖以迫使人民幣升值的方式來解決其貿易赤字等問題。
從2004年下半年至今，歐元區經濟一直疲弱不振。為了緩解經濟增長壓力，歐洲也加大了對人民幣的施壓力度。盡管相對於日本和美國，歐洲的態度始終較為溫和，但其目的也很明顯，就是將本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內部矛盾外部化，以轉移區內選民的視線。
這一輪肇始於日本、呼應自歐美等少數發達國家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運動”，以2005年4月6日，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的、旨在迫使人民幣升值的“舒梅爾—格拉漢姆（Schumer-Graham）”提案為標誌，形成了一個高潮。該提案聲稱要求中國政府在6個月內將人民幣升值，否則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將麵臨高達27.5%的懲罰性關稅。7月21日，隨著中國政府關於人民幣彙率體製改革措施的出台，人民幣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其彙率將參考一攬子貨幣來確定。至此，這場曆時近3年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浪潮”得以暫時平息。
二、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原因分析
從形成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國際背景來看，西方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直接理由就是中國有著持續多年的貿易順差，但導致貿易順差的部分根源又與我國經濟運行中帶有體製性及結構性的問題相關聯。因此，厘清人民幣升值的表象及深層次原因，是尋求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應對之策的前提。
（一）人民幣升值的表層原因：連續的對外貿易順差
改革開放後，尤其是加入WTO後，我國對外經濟交往日趨頻繁，國際貿易額穩步增長。近年來，在淨出口乘數效應的作用下，我國就業規模成倍擴大，國民收入快速增長，出口已經成為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巨大引擎。從我國各級政府實施的政策來看，招商引資、出口創彙已經成為它們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手段。因此，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國際收支出現了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雙順差的局麵。
1999~2005年的7年中，我國幾乎每年都有數百億美元的經常項目順差。而經常項目順差又主要是由連年的貿易順差所形成的。從1990~2004年的15年中，除了個別年份外，我國對外貿易基本上保持了連續順差的態勢。其中，貿易順差的高峰年份是1998年，為435億美元，其次是1997年，為404億美元，2004年為321億美元，2002年為304億美元，而2005年將有可能創下1000億美元的曆史最高紀錄。雖然順差曾經對資金短缺的中國來說是一件好事，但現在它卻帶來了兩個不容忽視的問題。首先，形成了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從理論上講，我國國際收支的雙順差，必然造成市場上外彙供大於求的局麵，人民幣有潛在的升值要求。同時，從外部來看，我國連年的貿易盈餘，已經引起了不少國際貿易摩擦，歐美等國家紛紛拿起彙率“武器”，逼迫人民幣升值，試圖以此解決它們的貿易赤字問題。目前，在人民幣問題上，我國所麵臨的國際壓力，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德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外部要求其調升幣值的困境極為相似，而且我們的壓力依然沒有減輕的跡象。其次，造成國內通貨膨脹壓力，限製了貨幣政策調整的自由度。一般來說，在國際收支統計中，若沒有出現錯誤與遺漏，也沒有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分配的特別提款權的情況下，經常項目差額與資本項目差額之和就構成了一國官方結算差額，所以當國際收支出現持續順差時，官方儲備資產的不斷增加將是一個必然趨勢。近十多年來，我國外彙儲備資產不斷增加的事實就是一個明證。而按照現行的外彙管理體製規定，我國中央銀行是外彙市場上的最終買家。所以，為了維持人民幣彙率的基本穩定，中央銀行必須不斷地通過投放人民幣或發行票據等方式來吸納市場上過多的外彙供給，其結果要麼是因人民幣投放過多而使國內出現通貨膨脹壓力，要麼是限製了央行為適應國內經濟發展需要而相機調整貨幣政策的自由度。
（二）人民幣升值的深層次原因：體製及結構性問題
由我國連年國際收支順差所引發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問題，這隻是問題的表象。其實，在這種表象的背後還有體製性或結構性的問題，這些問題才是引發人民幣升值的部分深層次原因。所以，從邏輯上講，是經濟轉軌時期的體製或結構性問題引起了我國經濟的外部失衡，進而由經濟的外部失衡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上升。
1.過度倚重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是導致外部失衡的一個重要原因。無疑，改革開放以來，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是巨大的，出口也為彌補我國外彙缺口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但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逐步提高，整體國力的不斷增強，原來過度依賴外需（靠擴大出口）發展經濟的策略並沒有及時得到調整，以使經濟運行處於內外失衡狀態。同時，在外需模式導向下，擴大出口規模也就演變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努力拔高的業績標杆。由此，造成地方政府行為失範，如地方保護、市場分割，以及人為地阻礙資源與商品在不同地區間的自由流動等。出於地方利益的考慮，經濟運行中的重複投資、重複建設現象屢見不鮮，由其導致的某些行業產能過剩，在內需相對不足的情況下，隻能依靠擴大出口來緩解生產過剩的問題。而在國際市場上，為了爭搶客戶，出口地區或出口商之間相互殺價，惡性競爭的現象時有發生，出現部分出口商品價格低於出口換彙成本、國際市場價格低於國內市場價格等問題。可見，這種“內訌”式的競爭是低水平的國際競爭，靠拚耗國內資源而近乎低價“傾銷”的出口模式也是不可持續的，同時，也使人民幣的有效彙率被低估。
2.長期以來，國內經濟增長主要靠粗放式的投資來推動和維持，國內消費市場的培育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擴大內需隻是被作為一種權宜之計來利用，因而也加重了對外需的依賴。呈現於我國社會經濟轉型期的“兩高一低”（高投資、高儲蓄、低消費）現象，在世界上是極為少見的。我國投資率很高，但消費率卻很低。“六五”以來，我國消費總額（包括政府消費與居民消費）雖然在增加，但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一直呈持續下降的趨勢。2004年，我國消費總額占GDP的比重僅為53%，不僅低於目前發達國家80%左右的水平，也低於全球78%的水平。我國消費率在逐漸下降的同時，而投資率卻一直在上升。“六五”期間我國投資占GDP的比重平均為34%，現在已達44%左右。根據世界銀行《2002年發展報告》，2000年低收入國家的投資率為21%，中等收入國家的投資率為25%，高收入國家的投資率為22%②。可見，我國是世界上投資比率最高的國家。
經濟結構失衡帶來的問題是，一方麵是供給，甚至是無效供給的不斷增加；另一方麵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不足，通貨緊縮隨時威脅著經濟的穩定發展。除了居高不下的儲蓄導致我國消費率過低外，歸納起來，更重要的是，還有以下一些因素製約了我國消費動力難以釋放：“三農”問題的惡化、城鄉收入水平差距的拉大、就業形勢的嚴峻，以及社會保障體係的不完善等。“三農”及城鄉差距問題使得占中國絕大多數的人口消費能力低下，不能將其潛在的需求轉化為具有購買力的現實需要。而社會保障製度的不完善，也同樣抑製了部分具有一定購買力、卻對未來抱有不樂觀預期人們的現實需要。因此，要啟動國內消費，就需要從提高人們收入水平、解決社會分配不公，以及最終改變人們心理預期等方麵著手。在這些問題沒有解決之前，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外需來拉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無奈之舉。
3.加工貿易比重過高，對外貿易增長主要靠加工貿易帶動，在連年貿易順差背後，存在巨額的“轉順差”問題。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對外出口的迅猛增長與加工貿易出口規模的快速擴張直接相關，並且後者的增長速度明顯快於前者。如1990年我國的出口額、加工貿易出口額分別為：621億美元、254.2億美元，而到了1996年，則分別增加到1511億美元、843.3億美元，其中出口貿易額的年均增長速度為16%左右，加工貿易的年均增長速度為22.1%，加工貿易占出口總額的比重也從41%上升到55.8%。另外，根據海關總署的統計，2004年中國對外貿易額創下曆史新高，達到1.1547萬億美元，其中，加工貿易出口占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仍高達55.28%。
1994年以來，在加工貿易飛速發展的帶動下，我國對外貿易從“形式上”保持了連年的順差態勢。這裏之所以稱是“形式上”的順差，是因為扣除加工貿易因素後，我國對外貿易順差額很小，甚至可能轉為逆差，而中國近年卻因“形式上”的貿易順差遭到操縱彙率的質疑。加工貿易是一種兩頭在外的貿易形式，即生產加工貿易品的主要原材料、零部件等都是從國外進口，而加工裝配後的產成品又用於對外出口。我國的加工貿易，主要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以及新加坡、韓國等東南亞國家，將其勞動密集型產業或高汙染、高能耗產業轉移至中國而發展起來的。相應的，我國也就成了上述國家出口產品的廉價“加工廠”。而按原產地原則，經由我國加工的產品出口後，其貿易額就記在了中國的賬上。由於主要原材料、零部件均來自進口，我國隻能從加工貿易中獲得份額並不高的加工費。正如1996年9月22日美國《洛杉磯時報》刊登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樣，美國“從中國進口的‘芭比娃娃’玩具，在美國的零售價為9.99美元，而從中國的進口價僅為2美元。在這2美元中，中國隻獲得35美分的勞務費，其餘65美分用於進口原材料，1美元是運輸和管理費用。按原產地統計，將這2美元全部計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顯然是不合理的”，因為中國在單位玩具上的出口貿易額被擴大了近5倍，即使加上1美元的運輸與管理費，出口貿易額也被擴大了近50%。假設當期中國沒有從美國進口玩具，那麼在出口單位玩具產生的2美元順差中，就有1.65美元屬於“轉順差”性質的貿易額，即有1.65美元的順差來自於出口芭比娃娃生產材料的國家，而按現行的統計規則，這一數字也記到了中國的出口貿易總額之中。據估計，2005年中國的對外貿易順差有可能超過1000億美元，在加工出口貿易占出口貿易總額比重超過50%，且有不斷增加的趨勢下，其中的“轉順差”無疑將是一個巨大的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