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鍵
一、重新審視中國企業改革思路
人類進入工業化社會以來，出現過兩種有代表性的經濟活動組織模式：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不同經濟模式的選擇，不僅僅是出於經濟效率的考慮，更是社會因素和政治因素使然。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啟動了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經濟轉軌運動。先是農村的土地承包製，接下來是全部消費品價格和絕大多數工業品價格放開，資本市場的重建，勞動關係市場化，社會保障體係初步形成，到上世紀末，中國產品市場體係和要素市場體係已經有了相當根基。與此同時，在企業改革領域，卻遲遲未能劈門見月。
前蘇聯的“一夜之間”的市場化，宣告了“自由市場理論”的破產。事實上，中國在初步完成了市場體係建設之後，企業改革進程也亟須一種新的理論工具指導。創新企業理論給出了一條全新的思路，從“市場中心說”向“組織中心說”轉變將為中國企業真正帶來衝擊世界500強的希望。
二、中國企業製度的演變曆程
新中國成立初期，連年戰爭使原本就薄弱的經濟基礎幾乎損失殆盡，加上周邊強敵環伺，新中國領導人不得不把重工業化作為頭等重要的經濟任務。工業化特別是重工業，需要大量的積累和投入才能辦得到。當時經濟生活麵臨的一個主要矛盾就是家底薄和重工業化需要大投入之間的矛盾。怎麼辦？隻能從消費中擠出錢，實現資源集中。怎麼才能讓人們緊縮消費並實現資源集中呢？一個很自然的思路就是實行計劃經濟，靠“一大二公”。
1953年啟動的“一五”計劃期間，中共中央製定了“一化三改”戰略。“一化”指的是在不太長的時間裏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三改”指的是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在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完成後，中國經濟全麵轉向了“一大二公”的計劃體製。因此，中國計劃經濟體製不是偶然選擇，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必然選擇，隻能解釋為工業化進程中的特定產物。
與“一大二公”的重工業化發展路線相適應，單位製構成了國民經濟的微觀組織形式的主體。根據路風教授對中國單位製起源所做的分析，傳統體製下的國營企業“從來就不僅僅是人們以勞動交換貨幣收入的經濟組織，而是一種執行政治控製和社會政策的社會機構”。國家作為經濟資源的動員和分配者，把預先製定的總量指標分解到各級政府和國營企業，而國有企業僅僅是生產任務的執行者。同時，在國家主導的資源配置體係中，研究和開發活動與企業分離，由同樣是國家所有的科研院所承擔。
單位製的國營企業在集中資源執行重工業化路線方麵確實功不可沒。但是，這樣一來，企業就變成了工廠，工廠管理者隻對完成上級的產量指標負責，實際上放棄了戰略規劃乃至成本控製的責任。另外，在勞動用工上，政府包辦的就業體係使企業喪失了因業務調整需要裁減冗員的權力；更嚴重的是，在事實上的終身雇傭製下，企業喪失了對員工的終極製裁權，因此管理權威就會大打折扣。
從外部講，許多在市場經濟中應由大企業的管理結構所承擔的計劃和協調職能被政府的行政機構所承擔，因此，國有企業的管理者無法學習如何進行市場營銷以及如何通過投資決策為未來分配資源，在計劃體製下，工業研究和開發活動也被從生產過程中分離了出來，而置於科研院所中，這正是傳統工業企業創新能力較低的原因；
從內部講，國有企業管理者既不能合理化工作組織也不能規範勞動者行為以改善生產作業。生產技能和工作習慣被留給了工人自己去摸索，所以生產過程變得越來越個人化和非標準化。管理者無力通過管理控製來研究並改進生產過程，但卻處於使職工福利最大化的持久壓力之下。因此管理者用不著關心市場需求和產品質量，卻有理由發展與上級部門就計劃指標和資源分配進行討價還價的技巧。由於企業組織能力的長期欠發達，傳統體製下的企業在技術創新和生產率的增長上越來越落後了。
20世紀80年代初，繼以土地承包製為核心的農村經濟體製改革後，中國啟動了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中心的城市經濟體製改革。從“放權讓利”到“承包經營責任製”，再到“建立現代企業製度”，國有企業改革思路始終沒能調正準星，而在忽“左”忽“右”之間搖擺不定。這個準星就是管理控製。
整個80年代，中國的企業改革基本上是沿著最少抵抗和風險最小的路徑進行的。直到20世紀末，企業產權歸屬都是一個敏感的政治話題，因此，企業改革隻能在不觸及產權問題的前提下，在經營成果的分配方式上做文章，“放權讓利”和“承包經營責任製”正是這一背景下的產物。
路風教授指出，“放權讓利”和“承包經營責任製”的實質都是“按結果付錢”的方法，這種方法其實都是在回避對勞動行為和生產過程的直接控製和管理的條件下，企圖通過把管理者和職工的績效（以產量和利潤指標來衡量）與經營刺激掛鉤（對企業是利潤留成，對職工是計件工資、定額獎金和浮動工資等）來改善生產率。這種“按結果付錢”的改革思路正好給管理者提供了一個合法的機會來擺脫因缺乏管理權威和能力而產生的矛盾：既然無法控製現場工人的勞動行為，那麼工廠對車間（以及職能部門），車間對班組的控製都成了問題。企業管理者無法克服因缺乏管理控製而造成的平均主義，而承包則可以把對過程的控製及其收入差異的責任以“責、權、利相統一”的名義推給下麵的運營單位。但這也就把管理責任推卸掉了。在實行承包製的條件下，工廠把生產經營包給車間，車間再包給班組。於是，在下放自主權、劃小核算單位和自負盈虧等等這些貌似有理的做法的掩飾下，管理者層層向下推卸管理責任，層層放棄管理責任。這就使從來沒有在企業層次上實現過集中化管理的國有企業的組織結構更加分散了。
根據錢德勒對發達國家企業史的比較研究，管理結構對生產和分配的有效協調和控製是鍛造出企業組織能力的前提條件，而組織能力則決定了企業甚至國民經濟的競爭優勢。路風教授指出，管理結構欠發展和缺乏管理控製阻礙了國有企業組織能力的發展。
三、“休克療法”的教訓
在中國啟動經濟體製改革後，另一個奉行計劃體製的巨大經濟體———前蘇聯———也開始了市場化之旅。但是，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家“自由市場理論”的指導下，前蘇聯的工業組織能力遭到空前地破壞。
從1992年初起，俄國政府在國際金融機構和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的參謀下，開始實施被形容為“休克療法”（shocktherapy）的改革方案。這一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方案被設計用來穩定從“新思維”時期遺留下來的宏觀經濟失衡，所采取的措施是突然緊縮貨幣供應、盯住彙率和一次性徹底放開對物價和貿易的管製。支撐這個政策的理論假設是局部自由化不會起作用，而且，通過強迫它們麵臨毫無遮掩的市場力量，個別經濟單位將會對市場力量做出積極反應。然而，後果卻與所預期的相反，而且是災難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