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唱片式微、數字音樂崛起的行業巨變中，不混音樂圈、不簽約唱片公司、不參加電視選秀、不接受媒體采訪的李誌，一直在探索獨立音樂人的生存方式。如今，這名被稱作 “逼哥”的創作歌手正在經營著一家小而精的互聯網團隊，成為了獨立音樂人發展的標杆。
《財經天下》/楊蕾
2010年，李誌在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看過一場印象最為深刻的演出，70多歲、頭發花白的加拿大歌手萊昂納德·科恩（Leonard Cohen）在體育館裏為兩三萬名頭發花白的觀眾唱了近三個小時。5年後，聊起那場演出，李誌依舊津津樂道，甚至在攝像機前模仿科恩單膝跪地起身的招牌動作。
現在，這名出道了10年的獨立音樂人，也要像前輩一樣，走進體育館開唱。4月中旬，李誌打破不接受媒體采訪的原則，宣布啟動“看見”2015巡演，於5月23日在深圳、5月29日在西安、6月6日在上海、6月13日在武漢、6月20日在重慶、6月27日在北京進行六場場館級巡回演唱會。
這是中國首位獨立音樂人依靠自己的團隊啟動運營的場館級巡演，平均每場賣5000張票，規模遠超LiveHouse，而巡演的最高票價為880元。對獨立音樂人來說，其演出規模和高票價都很少見。
為了此次巡演，李誌付出了很多個第一次，第一次站台，第一次接受媒體采訪，第一次進棚拍雜誌照片……他表示，這次演出所有的東西，跟他以前的原則也好、價值觀也好，有所違背的，他都認了，他把這次巡演當做一次出軌。
“我覺得這次就不要臉了，打自己嘴巴，沒關係。我想得很清楚，如果我不同意這麼做，這個演出是搞不下去的。”
對於李誌來說，這似乎是一場理應到來的挑戰，他的票房號召力和人氣早就不再小眾。2013年下半年，李誌就提出想在大場館演出。過往小場地演出模式已經到頂，無論是李誌最在意的樂隊水平提升速度還是利潤空間，都已經無法滿足。“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事情來把團隊、樂隊的提升速度提一提，而大場地演出是提升團隊水平的最好手段。”
過去李誌在小場地的演出幾乎場場爆滿，即便這樣，收入僅能勉強支撐團隊運營。“這次大演出隻是一個手段，我的動機還是要回到小場地，要把小場地的演出做得更精，但精的前提是得有錢啊！”
“獨立音樂人也有了自己的土壤”
“看見”巡演的主辦方是S.A.G北京博生兄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李誌與S.A.G采用新的合作模式，去掉唱片公司和傳統演出公司這一環，用S.A.G的技術、設備器材和經驗整合音樂人的需要，直接給到頂層運營商，實現利潤最大化。對於被外界打上“特立獨行”標簽的李誌來說，這樣頗具互聯網風格的合作方式並不讓人太過意外。
2015年4月15日，在北京S.A.G藝術舞台召開全國巡演發布會，李誌自嘲是個網絡歌手。不過提到互聯網，他會正色起來：“我一直在說我最感謝的是互聯網，它是一個工具，這個工具太強大了，就好像工業革命這種巨大的變革給人類帶來方便，我們每個人都在受益。”
李誌認為，音樂人在傳統唱片上的收入不斷縮水是人的問題，而不是互聯網的錯，就像互聯網沒出現之前，盜版CD就已經在橫行。互聯網不僅沒錯，還為音樂行業帶來了兩個好處：降低音樂製作的門檻和宣傳成本。
這兩點好處，李誌深有體會。1999年，剛上大學的他第一次接觸互聯網，5年後，李誌在南京自費完成了第一張音樂作品，並找朋友幫忙編曲製作。“以前要製作唱片就必須跟唱片公司合作，就那麼幾個盤，你買不到設備，買不到軟件。而我們這個時代有很多廉價、盜版的軟件出來了，很方便。”
製作出第一張EP小樣，李誌還刻錄了250張唱片，以20元一張的價格到處兜售，名字叫《BB》（這也是他最早上網用的名字）。“1990年代，辛辛苦苦做完了唱片，要抱著一堆碟往這個地方送、那個地方送。信息不對稱，交流不暢。所以我認為從土地革命、工業革命到IT革命，信息的交流更快捷了，你做的東西不用去求電台。我往網絡一放，大家想聽的都能聽到。”
2005-2006年，免費的數字音樂開始在國內興起，“MP3”連續兩年出現在百度年度十大熱搜關鍵詞排行榜。同一時期，李誌製作的三張“Low-Fi”專輯開始在各大音樂論壇走紅。當時，口袋音樂創始人崔人予收到李誌歌迷寄來的唱片，聽後覺得還不錯，他通過網絡聯係到李誌，幫助李誌把小樣變成了正式出版物，還把李誌兩張沒有名字的小樣，分別命名為《被禁忌的遊戲》和《梵高先生》。《梵高先生》後來放在“搖滾南京”網站上，被人大量轉載，成了李誌標誌性作品。
“李誌可能是我們這批人中第一個純粹從網絡出來的歌手，他不是靠一個音樂圈子或者唱片公司的烘托，而是從一開始就獨立於這些之外的。”國內著名民謠歌手張瑋瑋如此評價他。
李誌進入音樂行業時，數字音樂正在衝擊傳統唱片公司所依賴的工業係統，而新的規則尚未建立。音樂行業傳統的發行和銷售渠道成本很高，如果銷售不夠一定數量，平均分攤下來的成本也很高。對獨立音樂人來說，傳統渠道本身就是很重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