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民主與專製大論戰反思
中外思潮
作者：雷頤
【摘要】1930年代，“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國麵臨著亡國的危險。這時，在一批留學英、美，一直主張中國要實行英美式民主製度的知識分子內部，發生了關於中國政治製度的激烈爭論。一方認為，在國難當頭之際，說明當前中國的主要任務不是政治製度的優劣，而是有沒有政府的問題。在此緊要關頭，更應該集權，實行“新式專製”製度。而另一方則堅持認為當時中國的分裂、分散，在於缺乏對中央政府的認同，隻有民主製度，才能得到廣泛政治認同，中央政府才能是強有力的政府。並且，他們認為主張新式專製的危險之一，是無法保證“新式專製”還是“舊式專製”。原來整體主張民主製度的知識分子內部的分裂、論戰，其實是清末開始的有關論戰的延續，反映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糾結，同時也是近代中國現實困境的反映。
【關鍵詞】民主 專製 獨裁 論戰 【中圖分類號】D693.092 【文獻標識碼】A
在內亂外患頻仍的上世紀30年代中期，一批深受英美文化影響、篤信英美民主製度的知識分子，忽然一反以往，力主在中國實行個人獨裁的專製統治，從而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內部引起了民主與專製的激烈論爭。盡管這次爭論對實際政治的直接影響並不明顯，但無疑是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上值得重視的一頁，反映了近代中國的糾結與困境。
國難與新權威
盡管國民黨在20世紀20年代末形式上“統一”了全國，但新舊軍閥間的混戰卻依然連年不斷，中國的分裂狀況並無實質性變化。而且，國民黨最高領導者之間的互相傾軋、明爭暗鬥愈演愈烈，嚴重地削弱了南京政府的統治力量。1931年“九一八”事變舉國震驚，亡國之禍迫在眉睫。在形勢如此嚴峻的緊急關頭，對中國政府腐敗無能的痛恨與對一個統一、廉潔、高效、有力的政府的企盼，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的情緒。這時，國民黨內一些人借機公開鼓吹實行“墨索裏尼”式的法西斯統治，甚至連形式上的五院製都要取消，而實行元首製。①一些以政治獨立自詡的知識分子，也轉而把希望寄托在中國能有一個強力政府之上。1932年6月，胡適、丁文江、蔣廷黻、翁文灝等人主辦的《獨立評論》刊登了傅斯年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提出“雖有一個最好的政府，中國未必不亡，若根本沒有了政府，必成亡種之亡”的論點。稍後，丁文江撰文力主強權政治。翁文灝則寫道：“在這個危急存亡的時候我們更需要一個政府，而且要一個有力量能負責的政府。” 1933年5月，曾留學美國、時任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的蔣廷黻寫了《知識階級與政治》一文，從知識分子的政治參與這一角度出發，認為知識階級把“西洋政治製度和政治思想，當作學術來研究是很有興趣而且很有價值的，當作實際的政治主張未免太無聊了”，所以“我們應該積極地擁護中央。中央有錯，我們應設法糾正；不能糾正的話，我們還是擁護中央，因為它是中央。我以為中國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縱使它不滿人望，比有三四個各自為政的好”。盡管其間胡適等人曾發表過一些要求民主政治的文章，但更多的文章是對強力政府的企盼。而且，他們雖然對國民黨有著種種不滿，並竭力保持自己的獨立，但中國的現實卻使他們很容易得出“此時中國政治若離了國民黨便沒有了政府”的結論。
1933年11月“福建事變”爆發，“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成立。這一事件加重了許多人對中國進一步分裂的憂慮。蔣廷黻立即寫了《革命與專製》一文，主張專製政治，並從中外曆史中為自己尋找立論的根據。他悲觀地寫道：“自閩變的消息傳出以後，全國人士都覺得國家的前途是漆黑的。中國現在似乎到了一種田地，不革命沒有出路，革命也是沒有出路。”接著，他強調，“總之，各國的政治史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步是建國，第二步才是用國家來謀幸福。我們第一步工作還沒有做，談不到第二步”。他還認為中國國民缺乏基本政治素養，不具備民主共和國的資格。在這種曆史條件下，中國“隻能有內亂，不能有真正的革命”。所以，他明確說道：“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國家存在與不存在的問題，不是個那種國家的問題。”②
蔣文發表後，盡管遭到力主民主政治的胡適等人的激烈反駁，但卻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激起了強烈共鳴，博得了更多的讚賞。如留學美國哈佛大學、曾積極宣揚民主政治的錢端生，此時也力主獨裁統治，“因為獨裁是一種最有力的製度”，“對內可以消除各職業及各階級間無謂的紛擾及自相抵製，如罷工、停業及競賣等等，而對外則可以舉全國的力量以應付國際間的經濟鬥爭”，所以“民主政治是非放棄不可的”，“在民族情緒沒有減低以前，國家的權利一定是無所不包的——即極權國家”。③丁文江連續撰文，強調如果獨裁政治不能統一中國，那麼民主政製就更不可能統一中國。因為民主製度需要較長的民主教育和製度建設，而“現在這兩種方法都是不能實現的，都是緩不濟急的”。他們都認為，實行集權的計劃經濟是當時的大趨勢，具有極大的優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