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被曝光後，引起投資者的恐慌，“華晨係”股價一瀉千裏。2004年底，蘇強、吳小安被取代；1年後，“四大金剛”悉數離開華晨。也是在這一年的12月，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普華永道突然“堅決辭任”華晨的審計師職位，這讓公眾對公司賬目審計的真實性產生了負麵的遐想。2005年上半年，華晨汽車發布虧損報告，半年報虧2．99億元。9月，《資本市場》雜誌的記者前往沈陽采訪，竟找不到華晨總部的辦公地點到底在哪裏。遼寧省國資委官員稱，華晨汽車集團是中外合資企業，不是國有企業，不屬於他們的管轄範圍；而經貿委官員則表示，不清楚華晨汽車究竟歸屬哪個部門，所以無法提供情況。到2005年底，華晨的最高管理者在3年多時間裏走馬燈似的換了四茬人。
時間轉到2006年，在中國汽車市場上，已成病軀一具的華晨早已不是那個敢與跨國品牌較勁的“中華”武士了，其效益連年下滑，財務狀況日漸惡化。1月，大連市副市長祁玉民出任華晨控股董事長。他說：“我來的時候華晨虧損近4億元，工廠的生產狀態幾乎處於停滯，我是稀裏糊塗上華晨來的，我來之後真像掉進火坑裏一樣。”祁玉民到任後試圖絕地重生，他重組零部件供應商，推出駿捷新車，還在香港成功募資15億元。不過，華晨要真正重振雄風，實在任重道遠。據華晨中國的資料顯示，在2002年，公司銷售了2億多美元的可轉換債券，換股價格為4元，2008年到期。而公司的股價長期在2元以下徘徊。如果2008年華晨股價不能恢複到每股4元，僅這一項就要承擔20億元人民幣的還款壓力。在汽車自主創新上，草根出身的李書福和他的吉利公司呼嘯而起，早已取代仰融和“中華”轎車成為新一代國產汽車品牌的旗手。
一盤氣象萬千、浩蕩雄偉的大棋，僅僅在兩年多時間裏就被下成一個爛局。成敗瞬息，不知讓人從何說起。
仰融的“產業—金融”布局在日後頗受詬病。有一些人認為，即便不發生“基金會事件”，假以時日也自是難以收拾的局麵。可是，至少在他離去之時，仍是一派生機盎然的景象。在戰爭史和商業史上，那些挽狂瀾於既倒、成就一世霸業的大家，其思其行往往詭異而出人意料，他所依賴的其實隻有“大勢”兩字而已。所謂大勢，大而言之是時代潮流和行業趨勢之所在，具體言之，則是軍事家和企業家的氣勢。若他氣如長虹，則自可以聚氣成勢，勢不可當。仰融之慘烈，在於他氣勢漸聚之時，卻被突然排擠出局。這就好比一位絕世高手，行棋過半，竟被強行勒令離場，其後繼者哪怕隻稍遜半分功力恐怕也難以為繼。何況，那群人還各懷心思，不肯竭盡全力。
2005年8月，仰融接受《中國企業家》的越洋采訪。反思前因後果，他說：“我真沒有想到，把項目放在寧波會惹出這麼多事……要是放在大連，可能什麼事都沒有。”他還溫和地將幾年前的產權之爭形容為一個“誤會”：“看著現在的華晨，我心裏不是滋味。雖然陰差陽錯，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誤會，但我相信今天這個誤會也解釋得差不多了。如果有機會能重回崗位，我認為會是雙贏的。當然，這是我個人的願望，完美的結果要看雙方的誠意。”這位由資本界而“誤入”汽車圈的企業家依然對華晨和汽車難以忘懷：“說句心裏話，現在要為這個企業止滑，需要的不是一般的手段，成本非常高，被救活的可能性隻有百分之一。那我對華晨是進還是退呢？出於對自己身心健康的考慮，我可以不去沾華晨，還能留個清名在。但如果我真的有機會接手華晨，我會義無反顧，寧願折壽、減命，也要挽救它的‘滑鐵盧’。”
作為締造者，華晨對於仰融而言，已經超出了事業、金錢乃至榮譽的意義，它似乎已是其生命本身。這種微妙而難以言表的情結，是企業家群體之外的人很難完全理解的。然而，在中國的政商氛圍中，仰融能夠返回華晨的概率大概比救活它的概率還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