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現象論1
1.尋找“合點”：新時期兩類青年軍旅作家的互相參照——軍旅文學係列研究之一
一個醒目的軍旅文學現象長期為人們習焉不察——在新時期軍旅文壇上特別活躍著兩類青年作家：一類出生於軍人家庭，如朱蘇進、劉亞洲、喬良、海波、錢鋼、簡嘉等（實際上還包括絕大部分女青年軍旅作家，如何曉魯、劉宏偉、王海鴒、丁小琦、龐天舒等）；一類出生於農民家庭，如李存葆、莫言、宋學武、唐棟、雷鐸、周大新、陳道闊等。這種現象究竟包蘊了什麼樣的實踐和理論上的意義呢？本文即試圖從他們不同的身世經曆人手，主要取社會心理（上篇）和文化心理（下篇）兩個角度切進，力求客觀公允地通過兩類作家的比較研究，來尋找他們各自的特點，進而涉及到軍旅文學創作中的兩個重要課題——中國軍人的心理基礎和軍旅文學的文化背景的初步探討。
一
廣義而言，曆史而言，我國是一個農民的國家，數千年的戰爭基本上都是農民的戰爭。本世紀上半葉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質上也是一場由工人階級及其政黨領導的農民革命（參見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迄今為止，人民軍隊的主要成分也都是直接或間接的農民。所謂出身農民家庭的青年軍旅作家一般都是生在農村、長在農村，參軍前就是地道的農民（李存葆初中畢業、莫言高小輟學、宋學武高中畢業後務農）。而所謂出身軍人家庭的青年軍旅作家雖然都是生於軍營、長於軍營，爾後穿上父輩的軍裝，但實質上也大多是農民後裔，上溯到他們的父輩或祖輩也差不多都是農民了。——和農民或親或疏的血緣聯係是兩類青年軍旅作家的共同之處，這也是由中國革命和中國軍隊的特點與性質命定的。然而，一個是出生於直接的農民家庭，一個是間接的農民家庭，這就有了差異，這就使得他們像軍旅文學大樹上長出來的相距很遠的兩根枝椏。
我認為，基本的差異就在於軍人家庭和農民家庭其政治地位、經濟條件、文化教養、生存環境等方麵的不同，並由此決定著他們相異的個人際遇和個別的情感世界等等。既然“存在決定意識”是毫無疑問的，那麼這種種不同勢必深刻而久遠地作用於他們的創作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我想在這裏簡要提示的是，從作家生成學和創作心理學的角度出發，應該特別重視童年生活對一個作家心理的深刻影響。蘇聯作家兼批評家巴烏斯托夫斯基認為作家的創作實際上從童年就開始了，“在童年和少年時代，世界對我們來說和成年時代小同。對生活，對我們周圍一切的詩意的理解，是童年時代給我們的最偉大的饋贈，如果一個人在嚴肅而悠長的歲月中，沒失去這個饋贈，那他就是詩人或者是作家”。事實上，直接以自己童少年生活為藍本創作而成的世界名著就頗為不少，如俄蘇高爾基的《童年》、《在人間》，英國勞倫斯的《兒子和情人》，以及中國曹雪芹的《紅樓夢》等等。
讓我們對這兩類作家做一個粗略的考察。他們一般都在建國前後出生（上限到李存葆，1946年；下限到莫言，1956年），在童年、少年或青年前期，都或深或淺地經曆了“文化大革命”。這裏頗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兩類作家雖然都經過了這場浩劫，卻未能從中獲取更引人注目的文學建樹。這主要指的是兩個方麵，一是新時期10年迄今，他們還少有直接而深刻反映“文革”動亂的扛鼎之作；二是軍隊既沒有出現“知青作家群落”，甚至也沒有一個像張承誌、阿城、韓少功、王安憶、史鐵生這樣以反映知青生活見長的作家。原因何在？這不能不歸結到家庭所造成的他們個人在“文革”中頗為特別的遭際。
由於人民解放軍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文革”中的軍隊始終處於相對穩定狀態。在當時中國社會翻雲覆雨的政治風暴中，比較各級地方幹部、知識分子乃至一般工人、城市市民來說，軍隊幹部家庭的保險係數還是大的（少數高級領導除外）。子女們也因此多幸免厄運。當稍後的“上山下鄉”大潮席卷全國之時，他們紛紛捷足先登，未及成年便少小從軍，遠離了痛苦旋渦。至於農民（主要指貧下中農）家庭所受到的“文革”波及就更見其微小了，他們的子女更多是中斷學業回鄉種地。（注意：“回鄉”與“下鄉”簡直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前者是回到了“原來的世界”，後者是進入了“新的世界”。）總觀起來，“史革”的狂濤和“上山下鄉”的巨潮對兩類青年軍旅作家的家庭和個人的衝擊，一般來說都是相對間接、相對溫和的。所以。他們未能在直接反映“文革”動亂和知青生活兩個方麵問鼎新時期文壇，實在也是理固宜然。否則，情形又或將大有不同。就像本世紀初，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過程使諸多官宦殷實家庭紛紛崩敗，魯迅、茅盾、巴金、沈從文等一大批舊知識眾子相繼經曆了家庭中落的類近遭際，並由此造成的問接情勢預告著和決定了現代文學的大昌盛一樣“從小康人家墜人困頓”，常常能改變一個作家的人生道路和創作流向。但是，他們不約而同地不寫什麼（“文革”和知青），並不等於他們不約而同地寫什麼，甚至相反。下麵，先從不同的人物世界入手，來審測他們不同的文學世界。
如前所述，突如其來的政治動亂使多數當時正值少年的軍人子弟過早地結束了充滿憧憬的夢幻時代（劉亞洲15歲，朱蘇進、錢鋼、簡嘉等16歲入伍），莊嚴的草綠軍裝幾乎逼迫他們在一夜之間長大成人。從“搖籃”意義的軍營走進人生意義的軍營，一方麵固然有助於強化他們對軍人的理解和感情，使自己加速成為真正的軍人，另一方麵卻也局限了他們的生活視野，造成了他們人生經驗的“一元化”。此外，學業荒廢導致中等教育的空白，又使他們的智力開發畸形拓進，知識結構較為偏仄。這就宿命般地規定了他們日後創作的題材和人物取向：軍人—→軍人—→軍人。從《射天狼》一直到《第三隻眼》，朱蘇進基本上給我們展覽的是一個純粹的軍人畫廊。簡嘉以《女炊事班長》發端，從士兵寫到“士官”，如今正忘情吹奏著《青年軍官進行曲》。比照起來，劉亞洲筆下的人物包容性更大一些，他在大力抒寫“兩代風流”的同時，還把筆觸伸出國界，但國界那邊也是一個個凶悍強猛的軍人——從職業殺手“紅色旅”到中東“惡魔”沙龍。
與軍人家庭青年軍旅作家少年從軍相映成趣的是，農民家庭青年軍旅作家從軍年齡往往偏大（朱學武22歲，莫言、雷鐸20歲）。這就從客觀上玉成了他們更為豐富的社會閱曆（莫言當過臨時工，唐棟當過小學教師，陳道闊當過公社團委書記等），使他們至少具有了兩個經驗世界：一個是社會的（以農村為主），一個是軍營的。因此他們多是“腳踩兩隻船”，一支筆又寫軍人，又寫農民，而且往往把農人寫得更生動——莫言自《紅蘿卜》到《紅高粱》、《紅蝗》，一直以寫農人為主自不待言；宋學武一邊經營他的南線“戰爭心態小說”，一邊又念念不忘他的“嗑巴舅舅”和“大青哥”們（《幹草》、《罩魚》）；《野草閑花》係列中那一群鮮活孟浪的江漢女子簡直使陳道闊筆下的全部軍人黯然失色；周大新在摹寫了眾多軍人之後，終於按捺不住畫開了《豫西南有個小盆地》人物譜；雷鐸則幹脆指揮軍人和非軍人兩個人物係列來合唱他那頗為龐雜的《人生組曲》；就是直麵戰爭的《高山下的花環》，李存葆奉獻出來的最感人形象似乎也還是來自沂蒙山區的梁大娘和韓玉秀，而小說的重要主旨用作者的話來說則不是別的，正是“人民——上帝”！
熟識農人而多寫農人，這對他們來說實乃順理成章之事。問題的反麵是，他們對職業軍人的理解與溝通難以達到軍人家庭青年軍旅作家那樣的深致與直捷——他們既沒有朱蘇進筆下那樣純的“兵味”，也不能像喬良、錢鋼那般迅捷地推出具有現代戰爭觀念、軍事學識和指揮素質的新型指揮員“雷特”（《雷，在峽穀中回響》）與“藍軍司令”們。——反之亦然，當喬良筆下第一次出現一個南方山區的農民時（《靈旗》），生活和情感體驗的匱乏就使得這個農民——“青果老爹”更大程度上是作為一個意象存在，而非人物的樹立。
是的，人物世界的不同僅僅是外部形態的差異，更有意義的恐怕是從兩類作家筆下相同的人物——軍人的內在組構上，來開掘他們雙方各自對軍人所寄寓的不同的感情思考、價值判斷、理想設計等。
父輩血統的遺傳，軍營搖籃的熏陶、可塑性極強的年齡和入伍的特定曆史環境，使軍人家庭的後裔們迅速適應了部隊的艱苦生活，並在摸爬滾打的砥礪中開始體味軍人的艱辛，在鋼鐵條律的鉗縛中冶煉軍人的氣質，在把高山般的功勞鋪得又平又遠的奉獻道路上咀嚼軍人生涯的價值。他們認定隻有在這國防綠中才能找到童年的夢想——生長於斯，風流於斯。簡嘉借他的人物之口熱情煽動：“小夥子，穿軍裝吧！幹得好，營長、團長、師長、將軍就是你的未來……”（《士官生》）。朱蘇進則把“我要當將軍”五個大字刻在每個人物的骨子裏。他們由此產生熱愛，像農民眷戀土地般眷戀綠色的營盤，像“數學家愛古怪方程式”般地熱愛手中的武器（《射天狼》）。因此，劉亞洲在讚唱“兩代風流”時激情如瀑，錢鋼在謳歌“藍軍司令”時豪氣似虹，海波能把一張冷冰冰的“鐵床”寫成有體溫有個性的活物，簡嘉則在最普通平凡的軍旅生活中發現永恒的“綠色幽默”，更有朱蘇進將對連隊生活精確入微的觀察、冷雋深沉的思考和怦然大跳的愛心一齊溶入筆端——《射天狼》裏那一段對枯燥幹巴的隊列動作的富於神韻的描寫幾乎成了人人激賞的經典性文字。他們心目中的戰爭使命高於一切，為戰爭的到來和最終消滅而厲兵秣馬，枕戈待旦。一個個胸藏韜略，身懷絕技，即便在日常生活和平時訓練中的舉手投足也無不符合戰時規範，表現出優良深厚的軍人的素養。一旦上了戰場就更是如魚得水，哪怕沒有建立殊勳的壯烈之舉也會有意無意地展示一種技藝、一種胸襟、一種風度。他們都深知自己是合格的職業軍人，也因此而“做”氣衝天，更因此對那些非職業軍人的種種失缺如眼睛裏容不得沙粒一樣不堪忍受。譬如對某些農村戰士的種種陋習、毛病，便常常具有異樣銳利的“第三隻眼”，深、準、狠地一一發現，並帶著一種優越感居高臨下地給以尖利譏刺或暴覽。相反，對職業軍人的某些短缺卻予以寬容，視而不見乃至欣賞、玩味。同樣的“第三隻眼”投射在南琥珀身上就比投射在李海侖、宋庚石身上要溫和得多。
現今，選擇軍職作為自己終生事業的人在我國畢竟還少，尤其對廣大農村戰士來說，應征入伍不過是一方麵盡義務服兵役，一方麵碰碰改換命運的機遇。總之，是作為人生的一段插曲來對待的。這與數千年小農經濟的心理積澱有關。譬如農業文化所決定的農民土地觀念，經過幾千年的“土地革命”（從農民起義的“均田”口號一直到我黨我軍“打土豪、分田地”、“減租減息”、“土地改革”諸運動）不斷得到強化。他們參軍的出發點是土地，最終歸宿亦是土地——解甲歸田。所以，他們在感情上不大容易對軍人職業產生親和力，相反倒容易滋蔓排斥力——當然，這還由於他們從農村帶來的自由散漫的生活作風、得過且過的人生哲學和斤斤計較的處世態度等等，都與部隊的鋼鐵紀律、昂揚鬥誌和不無軍事共產主義色彩的生活方式等等的格格不入。他們即便穿上了軍裝，心地裏也依然種著一縷洋溢著小農意識的溫情脈脈的夢想。他們表麵上可能儼然一個十足的現代軍人，骨子裏卻更可能接近一個地道的傳統農民。作為他們的代言人——農民家庭青年軍旅作家應該對他們有著較為切近真實的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