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說，我們的軍事文學和民族的心理基礎與民族的文化背景關係怎樣？換言之，中國軍人和中國農民的關係怎樣？軍事文學和地域文化的關係怎樣？進而言之，軍事文學有沒有地域性？如果說，充分考慮到軍隊的幅員遼闊，它的成員的多民族性和地域的廣延性，那麼這樣一種既消融了民族性和地域性，從而又包含和呈現出更廣泛更深刻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文化形態，是不是一種特殊的文化形態？它又具備哪些特點？
還比如說，軍事文學的寓意超越問題，超越什麼？如何超越？具體而言，用什麼樣的表現手法更易於超越？用現實主義還是現代主義如寫意、象征、荒誕等等，抑或種種主義的相互滲透、兼而有之？一這又從根本上涉及到今天的中國軍事文學如何尋找古典戰爭文學傳統向現代化轉換和西方軍事文學藝術經驗向中國化轉換的內在機製，以及對二者之間的辯證把握等等問題……
無數的問號正在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次向我們今天的軍事文學理論提出嚴峻的、不容回避的、追在眉睫的挑戰。可以肯定地說，軍事文學理論的危機潛伏著軍事文學創作的危機，直接或聞接地威脅著軍事文學創作走向明天的步伐。
眾所周知，自當代以返，軍事文學曾先後產生過一代代作家和作品，卻迄今為止沒有建樹起嚴格意義上的理論體係和有影響的理論家。更令人憂慮的是，當人們今天不止一次地呼喚軍事文學的史詩和大家的時候，又有誰曾呼喚過軍事文學的理論和大家？如果說，我們過去是、現今仍然是一如繼往地把軍事文學的評價和批評的熱鬧當成理論的繁榮來混淆，或者僅僅當作一種創作的附屬和張揚工具來輕視的話，那麼這不是一種淺薄的誤解，也是一種淺薄的固執。事實上，軍事文學批評愈來愈拮據和軍事文學創作倏爾閃現困惑的現狀恰恰深刻地反映了軍事文學理論的貧困。
我們曾不至一次地抱怨軍隊創作界學者化氣息和理論氣息的稀薄。然而，當我們換一角度來檢測，把這種責難加在軍隊批評界的頭上也許更恰如其分，因而也就更觸目驚心。這一方麵固然在於這支隊伍奉身量的弱小和質的欠缺，另一方麵卻更在於它所麵臨的對象的強大——當代軍事文學的理論研究和體係構築，除了要對軍人、對戰爭有深刻的認識和把握之外，同樣還要重視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研究，重視西方各種哲學和美學的研究，重視中國古代文藝理論遺產的研究，重視大量的文學作品尤其是軍事文學作品的研究等等。如此宏闊繁博的研究對象，要求研究者握有多學科交叉的知識結構和多向思維的研究方法，以及簇新的理論意識和甘於寂寞的治學精神。否則，便難以樹立起真正富於當代性和係統性的軍事文學理論架構。
明乎此，便可以說，那種重創作、重評論而輕理論的短視目光，那種僅僅把希望寄托在少數尖兵孤立無援的探索上的盲目情緒，那種容不得百家爭鳴或半點失誤乃至動輒定於一尊的偏仄氣度等，都將極不利於軍事文學理論的開拓、繁榮和建樹——而最為現實也最為緊迫的是：軍事文學燦爛而迷人的晴空正在遼遠的地平線那邊急切地呼喚著理論的翅膀。
所以我覺得，哪怕僅僅是（筆者也隻能是）把以上現象提示出來，恐怕也不會是毫無意義的。
（1987年5月）
4.我看軍旅文學的“向內轉”——軍旅文學係列研究之四
無疑，對新時期10年文學發展的總結與評估，可以擇取各種各樣的角度與視點。魯樞元同誌《論新時期文學的“內向轉”》一文就是從創作心理學出，以“向內轉”這樣一個形象性概念來揭示新時期文學流變的一種重要趨勢。魯文宏觀上對文學史整體軌跡、文學審美特性以及文學人物描寫等方麵“向內轉”的論述，大致是準確的因而也是能令人讚同的。但是，魯文對新時期“向內轉”文學的具體概括又是讓人不甚滿意的。至少讓人覺得這樣理解“向內轉”文學過於偏狹或模糊，容易使人產生歧義或誤解。在我看來，新時期文學之“向內轉”是全方位的，它起碼包括三個主要方麵：（1）表現對象的“向內轉”；（2）表現手法的“向內轉”；（3）表現主體的“向內轉”。本文試圖結合近年軍旅文學創作實踐的具體觀測闡述我的基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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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軍旅文學作家們大多以高亢的格調和激情譜寫典範式的英雄人物，或壯烈，或平凡，都是在人物與外部世界的矛盾衝突中展開與完成英雄的行為曆程和形象塑造，而對他們的內心世界則予以封閉或輕描淡寫。新時期以來，軍旅作家們的視線漸次由外“向內轉”轉向人物內心世界的矛盾衝突。
和平時期的軍人永遠麵臨兩個無法排解的二難命題。一是箭在弦上，引而不發。引而不發，就沒有刀槍相搏，沒有流血犧牲，因而也少驚心動魄的大起大落、大悲大歡。然而，長期的枕戈待旦又意味著鋼鐵律令對軍人個性的長期鍛打與嚴厲鉗束。就在這平淡無奇的軍營生活中，軍人在默默地奉獻著青春、人生、事業和情感。這種奉獻較之衝鋒陷陣的犧牲之壯烈，顯得更加深沉與堅韌，也更能激起情感的波瀾與心靈的震顫。二是戰爭隻在天際徘徊，可望而不可及，令人亦憂亦喜——憂則優在生命將於等待中耗盡，喜則喜在正義之師並不好戰，戰而勝不如不戰而勝。從《射天狼》、《引而不發》到《凝眸》、《第三隻眼》，朱蘇進通過表現對象（和平環境中普通軍人）的心理衝突，最典型最深刻地展示和推動了和平時期軍人精神曆程的艱難崎嶇和心靈辯證法的演進升華。
如果說“引而不發”造成的外部動作相對靜止和內心衝突分外急劇的情勢乃由和平時期的軍營生活形態所決定，並不特別足以說明作家觀念嬗變的話，那麼我們還同樣可以在反映南線戰事小說的演進中找出一條從描繪英雄行為到拓掘心靈世界的運動軌跡。以《高山下的花環》為代表的較早一批南線作品大致還是在情節故事和人物命運的框架中揭示矛盾、表達主題、擔造人物。而待到〕985年，就出現了一批所渭“戰爭心態小說”（如《山上山下》、《洞裏洞外》、《這邊那邊》、《隻不過是瞬間》、《遙遠的黎明》等等）。它們一反過去專寫驚天動地之舉的英雄式套路，而主要描摹戰爭背景下人物內心世界的存在形態及活動形態，致力於人的心靈世界的動態考察，使更多沒有機遇建立奇功異勳的普通軍人那同樣經曆了死亡考驗的心靈獲得了應有的文學表現價值，從而更普遍更真實也更深刻地揭示軍人走向戰爭的心路曆程，突破了狹小的戰場空間，闖入浩渺的心理空間。這無疑又是對軍旅文學思維天地的拓展與深化。
2
表現對象的普通必然決定了小說事件的平凡，同時也促成了作家表現手法的“向內轉”。恰好，宋學武，何繼青等對戰爭心態的審美把握與表述主要不依附包含劇烈衝突的情節，而隻是客觀地顯示人與戰爭之間的情意關係。這是由於他們對戰爭生活有自己獨特的“審美圖式”——即“一種或者清晰或者模糊的心理審美圖式”（求學武語）。這種“圖式”的內化便使他們常常是借助一個相對靜止的“物理空間”（如戰壕貓耳洞等）展示一個流轉不息的“心理空間”，充分調動和利用大量凝聚了切身體驗的記憶、情感、直覺、想象和追溯構成網絡，支撐全篇。——客觀冷靜的現實主義寫真被主觀情感的抒發所取代。
當然，若論表現手法“向內轉”的典型，在新時期軍旅作家中當首推莫言。莫言打破以往作家們傳統單調的對外部世界的感知方式和表達方式，輕視小說的情節和故事，調動全身每一個細胞賦予天地萬物以生命與個性，捕捉瞬間的狀態加以聯想生發，通過暗示、象征和通感，將一個充滿色、香、味、形的活生生宇宙和盤托出。因此，他不僅在取材煉意的宏觀方麵獲取了高度自由，而且在每一個微觀表現上也如魚得水，可以通過一種眼波、一個笑靨、一聲歎息長驅直人人物內心，把人物意緒心態寫得淋漓盡致，甚至能筆墨酣暢地對一棵草、一滴水、一風展開立體化、生命化的描寫，哪怕是一點最微小的感觸也描繪出一個有聲有色的藝術情境。修煉出了這樣一副表現手法，用蘸滿主觀情感色彩的筆任意揮灑自己（並未親曆）的戰爭圖畫的當然不止莫言一個，還有喬良（《靈旗》）、張廷竹（《黑太陽》）、江奇濤（《馬蹄聲碎》）、程東（《夕陽紅》）、苗長水（《季節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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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從新時期軍旅文學嬗變中發現以上兩個方麵的“向內轉”顯然是很不全麵的，我們還應該特別注意到作家（表現主體）自身的“向內轉”，或曰他們開始重視積澱於自身的社會心理與文化心理的自我發掘，從而使作家和作家筆下人物的個性色彩漸次顯露乃至異彩紛呈。這裏我們可以簡略談到一個長期為人們忽略了的現象，即新時期軍旅文壇的大部分中堅力量主要由出身軍人家庭和農民家庭的兩類青年（30—40歲左右）作家構成。前者有朱蘇進、劉亞洲、喬良、海波、簡嘉、錢鋼等，後者有李存葆、莫言、宋學武、唐棟、周大新等。由於身世不同造成了政治地位、經濟條件、文化教養、生存環境等的差異，進而決定了他們相迥異的個人際遇，並擁有他們各自的情感批界，最終導致他們筆下人物世界的差異和對軍人的情感理解、價值判斷乃至理想設計等等的區別。從朱蘇進筆下的袁瀚、西丹石、南琥珀一直到錢鋼的“藍軍司令”，到劉亞洲的“兩代風流”，展覽的基本上都是純粹的軍人世界。而這些軍人都是渴望在反侵略戰爭中建功立業的職業軍人，時時事事表現出一種良好深厚的軍人素養和優越感。對非職業軍人的種種缺失如眼睛裏容不得沙粒一樣不堪忍受——譬如對農村戰士的種種陋習常常具有銳利的“第三隻眼”，居高臨下地給以譏刺與暴覽。這義是他們帶有“類傾向”的感情局限性。與前者相映成趣的是，農民家庭出身的青年軍旅作家入伍年齡偏大，這就使他們具有兩個人生經驗世界：一個是農村的，一個是軍營的。所以，一支筆又寫軍人又寫農民。而軍人又少有“職業氣息”，反而更接近傳統農——李存葆著意於民族傳統美德在軍人身上的凝聚與放大、提揚與升華，筆下多是革命農民的形象，作品中洋溢著一種農民的自豪感；莫言似乎對農民軍人有一種審醜癖好，對農民劣根性不惜加以誇張漫畫，不經意間泄漏幾分農民自卑心理的淒涼和自我嘲諷的快意。處於李存葆和莫言之間的是宋學武一對發掘農民軍人身上的傳統美德，他缺乏李存葆那樣的熱情；而對於農民軍人心中的陳垢，他又比莫言更能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