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現象論2
2.軍旅小說創作的“疲勞感”——軍旅文學係列研究之二
大概沒有誰會不樂意接受這樣一種現實：1985年以來，軍事文學的小說創作雖然鮮有大呂黃鍾式的驚世駭俗之作，但確確實實在悄悄地發生著令人眩目的嬗變，漸次呈示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真正審美的多元、多層次、多走向的文學景觀。這表明軍事文學的小說創作與1985年以來整個中國文壇上急遽逐湧、擇地四流的小說新潮基本上取了同一的步調。同時，大概也沒有誰能貿然否認另外一種事實：當人們津津樂道於近一二年的小說收獲時，或褒獎“尋根”文學的崛起，或張揚紀實小說的勃興，或注目改革文學的翹楚《新星》，或驚訝“現代派”們的成功“選擇”……唯獨對軍事文學熱情甚少，所涉不多或語焉不詳。這又說明，在過去一年多來的小說王國裏，軍事題材相對顯得冷寂。我曾將這個階段稱之為軍事文學的“苦悶期”。
其實，對於作家們來說，有時候的苦悶未必不是好事，它甚至往往預示著一次新的突破，而作家們在突破前的冷靜思考和艱苦準備（或日苦悶）又正是不可或缺的。關鍵是看他們麵對苦悶、麵對小說新潮的嚴峻挑戰能否取一種恰當的姿態。
坦率地說，我對當前部分部隊青年作家的創作姿態產生了一絲憂慮，因為，我從他們的部分晚近作品中隱隱約約地讀出了一種“疲勞感”——一種作品蒼白乏力和作家心力交瘁的疲勞感。它或者表現為作品思想的疲乏、膚淺，或者表現為生活內容的稀釋、皮象，或者表現為形式技巧方麵小打小鬧的花樣翻新等等，從而透見出作家目力的滯澀沉重，缺乏遠視性、準確性和穿透性，作家筆力疲軟鬆弛，意到筆不到，欲擒卻縱，心有餘而力不足。這就容易讓人產生聯想：一支苦戰苦鬥的部隊缺乏必要的休整、恢複疲勞和補充彈藥，卻還要硬撐著用空炮彈去連續攻擊。其精神可嘉，勇氣可佩，結果卻是很可疑的。
固然，作家們的這種疲勞感決非憑空而來，我認為導致它產生的客觀原因至少有三：（1）國外現當代文藝思潮、文學流派以及作家作品的大量介紹所引起的多浪頭衝擊；（2）國內文壇層出不窮的各種評獎、評論、筆會、座談會以及各種文學旗號的變幻和主張的更替等等所造成的誘惑和壓力；（3）雨後春筍般的刊物導致的稿荒和編輯大軍對成名作家的“圍剿”等等。由是，加上主觀上短視的急功近利的因素，便使一部分部隊青年作家持續地處在一種“喧嘩與騷動”的興奮與緊張之中。一方麵是平靜的創作心態的失落，另一方麵又是躍躍欲試的創作欲望的勃發；於是，相互刺激起一場失控的“寫作競賽”——人人疲於應付約稿，比著寫稿，摽著發稿，創作數量的直線上升和質量水準的徘徊停滯呈示出一種非正常的失衡態。
依我所見，即便是以最短視的目光來檢測這種創作現象，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如此熱鬧興奮而又疲憊不堪的“寫作競賽”所製造出來的虛假繁榮，既掩蓋而又刺激了一種潛藏的惡性循環，從而使我們的作家們很難保持創作真正的好作品、大作品所需要的那種高遠、淡泊的心境，那種甘於寂寞和孤獨的品格，那種艱苦深入地學習與思考的氣氛，乃至使原本就程度不同地存在著的某些缺憾更加明顯起來。
無須諱言，與地方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相較，部隊作家的學者化程度要略遜一籌，而更值得警醒的是，部隊作家中的學者化意識至今仍然非常稀薄。而與此相反，近一二年來，地方創作界卻彌漫著一種濃厚的理論氣息、一種創作上的理性導引之風，不少人能不斷地標新立異地提出藝術主張和美學追求。如“尋根”代表作家阿城、鄭義、韓少功、李杭育、鄭萬隆等人發表的部分文論，其觀點或許不無偏頗，但卻閃現出不少真知灼見，給理論界和創作界提供了新的詰問、新的挑戰和新的思維材料，充分顯示了理性對創作的積極的推動驅力和啟示價值。遺憾的是，軍中作家就鮮有此舉。他們還不能明確地堅定自己的文學主張和美學追求，更多地停留在一種摹仿與追趕的狀態。當然，我們並非提倡作家們都去大做理論文章，甚至相反——如前所述，過多地提口號、發主張，有時候同樣會妨礙創作。我們做這種不盡恰當的比較，目的僅僅在於試圖指出一種存在於他們之間的素質和修養的差異；況且從根本上說，加強和提高這種素質與修養，無論如何都是十分必要的。我曾在《中國軍人的民族魂和軍事文學的中國化》（《文藝報》1986年1月11日）一文中提請部隊青年作家注重“尋根”的啟示——在軍事文學創作中，加強對我們民族的心理基礎和文化背景的深入研究和把握（我至今認為這兩個問題十分要緊，亟待解決），惜乎未能引起應有的重視，還鮮有人舍得在這上麵下功夫、花氣力。可以預言的是：長此以往，這無疑將影響部隊青年作家在塑造中國軍人和尋求軍事文學的中國化方向的文學進程。微而言之，近一二年來少數反映南線戰事的作品在表現人性、人道主義、戰爭與和平、生與死等主題方麵所出現的膚淺、失當乃至失誤等現象，不能不說與作者在這些方麵的理論上的認識和思考的膚淺或把握不準有關。
又譬如生活方麵的問題。就時下軍中文壇上比較活躍和有實績的青年作家而言，像朱蘇進、宋學武、劉兆林、喬良、簡嘉、庸棟等人，離開基層、離開他們的生活基地都有10年左右或10年以上的時間了。近來他們筆下的描寫世界或多或少地發生了部分引人注意的轉移，這固然表明了作家新的探索和變化，同時也或可目之為他們那一部分體驗最深的生活積累告罄的一個信號。能不斷地掘進生活的深井、以當代意識再重新審定觀照過去的經驗、從中提煉出新的傑構（如朱蘇進的《第三隻眼》，《青春》叢刊1986年第2期）的高手畢竟不多。於是，一部分作家開始把視域轉向他們不很熟悉的80年代的兵營和前線。但由於生活的疏遠和走馬觀花式的采訪、體驗，迫使他們不得不采取稀釋生活，強化“自我”的表現方式，因而又導致少數作品缺乏生活實感，漾散出一種編造氣息，僅僅以技巧的花樣翻新加以掩飾也往往是捉襟見肘。作為一個局外人，企圖光憑細致而敏銳的觀察來深刻準確地反映前線戰士的心理、情緒，能做到《山上山下》（宋學武，《人民文學》1985年第6期）那樣，就已屬難能可貴了。
再譬如藝術修養方麵的問題。一方麵是對外來形式技巧的學習似乎流於趕時髦，一會兒崇尚福克納，便熙熙攘攘去寫幾篇“準福克納”；一會兒膜拜馬爾克斯，便又急急忙忙去寫幾篇“準馬爾克斯”。實際上很多是停留在皮象的、立竿見影式的借鑒和仿效上麵。另一方麵，在民族的古典的包括戰爭文學在內的優秀文化遺產的學習與繼承問題上缺乏應有的興趣、熱情、耐心和毅力。因此，就難以在融會貫通的基礎上，將古今中外的藝術手法和風格進行雍容大度的交叉與匠心獨運的重鑄，乃至缺乏有目的性的美學理想的追尋與試煉。具體就小說語言來看，到目前為止，有比較鮮明的個性特點或有追求這種鮮明個性的語言風格的自覺意識的作家，我們都還難以開出一個令人滿意的名單。如此等等。
綜上所述，假若我們的部分部隊青年作家不能迅速清醒地冷靜下來，不能果決地毫不猶豫地從那種急功近利的創作競賽所造成的疲勞狀態中解放出來，那麼我們對軍事文學新的浪潮的期待將可能落空，我們對史詩性的中國的《戰爭與和平》的呼喚將隻能成為一種美好的願望。因為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需要作家們有一種平靜的心態、一種飽滿的精神、一種沛然的文氣，用以保證艱苦而漫長的藝術登攀。這就需要他們在思想上、生活上、藝術上養精蓄銳，需要寂寞的思考和孤獨的探索。尤其足後者，要捕捉那遠逝的曆史烽煙，重視那宏闊的戰爭畫麵，用血與火來鍛打民族性格的英雄群雕，並使之放射出璀璨的嶄新光照——最近，我們欣喜地看到莫言以他的《紅高粱》、《狗道》、《高粱酒》、《高粱殯》等中篇係列在這方麵進行了有益的嚐試與突破——就更需要有甘於坐三、五年乃至十數年冷板凳的決心與毅力。（今天，我們部隊的青年作家們如果繼續忽略革命曆史戰爭這個重要文學主題的話，那勢必將成為一種無可挽回的曆史遺憾。）舍此，便難有中國軍事文學的好作家和好作品、大作家和大作品的產生。
總之，“苦悶期”也罷，“疲勞感”也罷，“惡性循環”也罷，或許有危言聳聽之嫌，但無論如何，作為一種善意的、嚴肅認真的警醒與忠告提出。我認為決非多餘。
（1986年7月）
3.急需一張理論的翅膀——軍旅文學係列研究之三
我想僅僅把它作為一種現象提出來也將會是有意義的——
新時期10年，我們的軍事文學主要是以創作這一翼的長驅直人和勇悍奮飛來顯示銳氣和贏得聲譽的。它不僅用一批產生過相當影響的力作，而且還以一批像李存葆、莫言、朱蘇進、周濤、宋學武、喬良、劉亞洲、錢鋼等優秀的即便置於全國格局中來察看依然顯得十分出色的中青年小說家、詩人、散文家和報告文學作家，來證明自己的羽翼漸豐。與此相形見絀的是另一翼——我們的軍事文學理論，它既沒有像樣地展開軍事文學的史學、美學、創作學等方麵的基礎研究，也還少有見解卓著的宏論和自成體係的理論家——盡管我們欣喜地注意到了近一二年來、《解放軍報》、《解放軍文藝》等報刊和周政保等少許中青年批評家在這方麵所開始的艱辛和初見成效的拓荒。但仍然無法和不可能在短期內改變其總體贏弱的形象；它先是沒有能和軍事文學的創作同步起飛，其後又沒有在國內理論界的新潮逐湧中銳意更新，以至麵對今天軍事文學作家們的探尋所帶來的諸多理論詰難，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窘境。
比如說“軍事文學”的內涵與外延究竟怎麼界定？是叫“戰爭文學”準確，還是叫“軍旅文學”恰當，抑或叫“軍人文學”更妥貼？軍事文學的觀念怎樣更新？它包括哪些觀念——假設它應當包括戰爭觀念的話，那麼中國人的戰爭觀念又包括些什麼？
又比如說，軍事文學的審美特征到底有哪些？除了英雄主義、愛國主義和崇高、激昂、悲壯、蒼涼等等是否還有別的什麼？而對這些已有構成的認識是否也應加以發展和深化？——例如英雄主義又添加了哪些新內質？英雄主義和人道主義、人性、人情、人格、個性乃至性愛等等又是什麼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