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現象論3
6.紅·黃·綠：軍旅文學世界三原色——軍旅文學係列研究之六
在高明畫家的調色板上，隻要有了紅、黃、藍三原色，便會有七彩繽紛的調子，便會有五光十色的世界。——我想借此作為比喻，來表達我對軍旅文學創造的一種認識。
若論軍旅文學世界的“調子”，或清雅，或輝煌，或明快，或凝重，燦爛斑駁，無所不有。但究其實亦蓋出於三種基本顏色：紅、黃、綠，蓋出於這三原色的相互調配、融滲與變化。——當然，顏色在這裏僅僅是一種象征。所謂“綠”，亦即“國防綠”，指的是軍隊特色，它包括軍隊的生活樣態、軍人的外部行為、軍營建築、軍事設施、戰爭景觀和戰場風貌等，以及在這綠蔭中萌生的軍人的思維方式、價值標準和文化心理等。所謂“黃”，或喻黃河、黃皮膚、黃土地，顧名思義，是一種民族精神、氣質和文化的代稱。它的涵蓋麵當然比“綠”更為廣泛。綠色是從黃土地上長出來的，中國軍人是從黃土地上走出來的，所以它包蘊了中國軍人深遠的心理積澱和軍旅文學宏闊的文化背景。至於“紅”，含義則更多元一些，它既是炮火之色，又是鮮血之色，還是我軍的軍旗、五星和領章之色；它既可以象征戰爭，也可以象征我軍性質，還可以象征人的生命。總之，“三原色”隻不過是一個比喻——而任何比喻都是跛腳的——對它的內涵所指也隻能是一種模糊把握。但僅僅憑著這樣一種“模糊認識”，我想也大致可以說，一個軍旅作家能否有出色的創造在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他對“三原色”理解的深度以及調配它們時所把握的比例關係和分寸感是否恰如其分。用這種標準來檢索目下軍旅文學的“畫麵”，即可發見其“色調”都略有偏差。
一種是偏“綠”。這主要表現在軍人家庭出身的青年軍旅作家的作品中。由於他們降生並成長於軍營搖籃之中，從小便承受著綠色乳汁的哺育，往往尚未成年又少小從軍，使他們熟知軍隊，熱愛軍人，毫不猶豫地獻身軍職選擇的艱難與榮耀。因而，他們的筆就容易抓住和突出乃至強化軍隊特色，甚或為了塑寫理想軍人而不惜以犧牲真實性作代價。試加比較一下，同是揭示非常歲月中人生悲劇後麵的政治文化背景的《第三隻眼》與《新兵連》，就不難覺到其“色調”的差異。——《第三隻眼》的犀利是得益於對軍隊特殊政治機製的洞見，作者對農民文化心理的審視與曝光更多地是站在局外人亦即非農人的角度來進行，是一種大夫式的診斷，參照物是理想軍人的行為準則。這樣，當他凝眸農村戰士的缺陷之時，一方麵可以脫出“此山中人”的遮障，認得更準，看得更深；另一方麵卻也少了“此山中人”的切身感受，顯得激切而不夠圓融，苛厲而缺少溫情。作品於遒健雄強之中透射出幾許理性的冷峻之光，也泄漏出兒分情感的冷酷之色。《新兵連》悲劇力量的激揚則是建立在對於農民文化心理的深刻把握的基礎之上的。作者對農民的種種劣根性如自私、狹隘、猥瑣與虛榮等都是一種“自我診斷”式的揭示（作者劉震雲就是一個退伍農村戰士），他“身在其中”而超越其外，通過塑寫半是農人半是軍人的“農村新兵”的悲劇，表現了中國農民轉入中國政治文化機製運行中的自戕與自救的痛苦過程。它也許不及《第三隻眼》尖深有力，但卻顯得更素樸、更本色（黃），也更具生活的魅力。其殘苦悲烈之處既刺人激忿，又引人傷情，油然升發一種憐恨交加、歌哭混雜的複合情感。——也許，最好的辦法是把兩部作品結合來讀，那就有了兩個角度的互為參照，互為補充，所得一定更多。
我始終認為，中國軍人的基本成分是農民，中國軍人的心理不可能不籠罩上農民文化的折光。質言之，中國軍人的心理基礎就是農民心理。軍旅文學的文化背景就是農民文化。正是從這樣的視角出發，我覺得朱蘇進、喬良、海波等人的作品“調子”偏“綠”。
還有一種是偏“黃”。這主要表現在農民家庭出身的青年軍旅作家的作品中。當然，他們來自農村，了解農民，這原本是寫好中國軍人的先天優勢，但在我看來，他們這種優勢並未得到充分發揮。其體現有兩個方麵：一是他們寫得更多又更好的往往並非軍人而是農民（如莫言、宋學武、周大新等）；二也是更主要的方麵，即他們普遍缺乏一種對農民清醒的批判意識。不論是李存葆執著於提揚升華農民軍人身上的優點與美德，還是莫言偏執於對農民軍人進行惡作劇式的嘲諷譏刺（想想《金發嬰兒》中的孫天球指導員吧），抑或是宋學武力圖不偏不倚地摹寫本真式的農民軍人，不是洋溢著一派農民的自豪感，就是掩藏著一種農民的自卑心，都還沒有真正自覺的深刻冷峻的自我反省和批判精神，反而常常流露出某些與舊傳統藕斷絲連的深層意識。而依我看來，中國軍隊不僅集中了中國農民的“優根性”，也直接承傳了其“劣根性”。因此，農民家庭青年軍旅作家如果一味滿足繼承發揚革命傳統，而不注意強化當代意識和滲透軍人意識，並對農民文化心理進行剔抉與揚棄，也就很難完成建設現代軍人品格的曆史任務。
最後，我還想強調的是，無論“綠”抑或“黃”，都應該以“紅”為其底色——我這裏說的紅色主要還不是炮火之色或軍旗之色，而是鮮血之色——人之象征。換言之，就是強調把寫人當作軍旅文學的最終目的。目前的軍旅文學作品中，恰恰是紅色都比較稀淡，相當多的軍旅作家為短視的功利主義驅使，還沒有注重通過軍旅文學這個特殊的表現途徑揭示人的人性深度和文化心理、生存狀況等，反而常常把人當作傳達和宣傳愛國主義、英雄主義之類的載體或工具。應該看到，軍隊畢竟是一種暴力工具，戰爭更是與人類尋求和平的願望相悖。作為軍隊這個武裝集團的成員，作為某場戰爭的參與者，每個置身其中的軍人，他的理智與情感會遇到怎樣的矛盾，他的人性將受到怎樣的壓抑和扭曲、裂變與重構、沉落與升華呢？我認為，比較非功利的、超越的、屬於人類的軍旅文學應該思考到這種深度，而不應該僅僅滿足於對軍旅文學做出表象的英雄主義和膚淺的樂觀主義的理解與處理。
我模模糊糊地感覺到，有了紅、黃、綠三原色的交溶——有了軍旅特點、民族精神和人性內容的交織，軍旅文學的畫卷方可能比現今更加雄渾、更加深邃、更加輝煌和更加絢麗多彩。
（1988年6月）
7.軍旅文學的困境——軍旅文學係列研究之七
新時期軍旅文學第一個10年已成既往，當我們冷靜地回顧與檢視時，是否可以說還存在許多問題亟待解決——比如說反映當代軍旅生活創作的窘迫是不是與作家們的文學觀念比較滯固，主體意識比較弱化有關？進而言之，對軍旅文學的宗旨或前提做偏窄、淺表理解的文學觀念還需要進一步克服。無須諱言，我軍的性質、特點、任務及傳統等因素規定了軍旅文學的兩個主旋律——“愛國主義、英雄主義”和一個基本要求。——“為提高部隊戰鬥力服務”。這或可看作是軍旅文學的“三大前提”。問題是怎樣認識與理解。過去我們的理解總是太急功近利而顯得簡單化，結果使部隊創作一度變成了“好人好事”表揚和軍事訓練宣傳，並未起到歌頌“愛國主義、英雄主義”和“為部隊服務”的作用，與真正的文學藝術更是相去甚遠。當然，今天我們對“二大前提”的理解顯然是與過去大異其趣了。但是有沒有可能由於多年形成的思維定勢，仍使我們的藝術構思和價值取向在功利主義的單一和表淺的軌道上做慣性滑行？或者說由於“整齊劃一”的群體意識和“去異求同”的深層心理，仍使作家們不能真正地張揚個性與強化主體意識，從而延宕了軍旅文學創作新的繁榮與發展？我認為這種現象是有的。在此談點看法。
先談當代軍旅戰爭生活的創作。
70年代末打響在南部邊疆的自衛還擊戰用最初的炮火硝煙淬煉出了劉毛妹、梁三喜、靳開來等一係列嶄新的英雄典型，軍旅文學的傳統現實主義精神從這兒複蘇，充滿當代意識的軍人形象亦從這兒起步。如果說梁三喜們的“位卑未敢忘憂國”還隻是一種傳統道德力量的新形態外化的話，那麼《雷場上的相思樹》裏士官生們的心靈與行為曆程則表現為一種文化背景比較富於當代色彩的開放的個人品格，為今天軍人精神的重建提供了一種可能。還擊戰迄今槍聲未停，規模不大卻曠日持久，作家們的神經中樞對於它的刺激反應已由敏感興奮而漸漸轉入了麻木疲軟，南部槍聲的寥落也帶來了軍旅文學的寂寞。難道說文學也像打仗，捷足先登者一舉攻占了主峰高地，後來者便隻能是清掃戰場，小打小鬧？（當然，我們注意到了宋學武、王中才、何繼青、雷鐸等人對“戰爭心態小說”和“戰後心態小說”的審慎探索，隻是還沒有成為一種“氣候”；新近又有朱蘇進的中篇《欲飛》，從死亡角度切入戰爭做形而上思考，以死來返觀生的意義；還有江奇濤的中篇《雜貨店》不做英雄非英雄之類的簡單攀比。而力圖通過戰區生活的原態反映，寫出一種簇新的“戰場文化”。——“戰爭死亡”和“戰場文化”兩個角度無疑是有新意的，但它究竟能提供多大的哲學與審美內涵，則還需要沉澱一段時光之後才能看得更清楚。）大量的同類題材要麼是虛假膚淺的“英雄頌歌”，要麼是前此作品中人物、故事、主題的雷同展開。因此，麵對南線題材創作的整體水準，我不願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