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現象論5
10.90年代：湧動的軍旅文學潛流——軍旅文學係列研究之十
一般看來，近年軍旅小說運動潮流的總體態勢大致是比較平靜的。但是，如果我們對其進行一番認真的深入細致的觀察與分析，便也不難發現，在這平靜的水麵之下其實並不平靜，而是有著一股股潛流在湧動。依我看來，至少有這麼三點新動向是值得人們特別注意的：一，對當前軍人生活的正麵切入與拓展；二，一批軍旅文學新人開始嶄露頭角；三，部分藝術上比較成熟的中年作家逐步轉入長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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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去年以來，我曾在兩篇文章的附題中使用了“意義”二字：一是《切進當代軍人生活的尖兵行動——（廣州軍區·特區軍旅文學專輯〉的意義》（載《光明日報》1990年5月13日），二是《艱難行進中的“農家軍歌”——陳懷國小說的成長暨意義》（載《解放軍文藝》1991年第1期）。我不是在濫用“意義”二字，我認為它們的意義在於：前者即廣州軍區的作家群體對商品經濟大潮衝擊下的變化著的軍人的快速跟蹤反映，是對和平時期軍人生活層麵的橫的開拓與延展，後者則可以從縱的角度看，即陳懷國們一批新人的成長是對軍旅文學創作隊伍的更新與補充。質言之，這二者的意義都遠遠超越了事件本身，或將對軍旅文學當前的整體格局和未來的發展前景產生積極的和深長的影響。
我之所以以比較樂觀和肯定的態度評價以上兩個事件的意義，是因為我把它們置於整個新時期軍旅文學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
依我看來，新時期軍旅文學的重大收獲主要表征為作家們對三條創作戰線的開辟與挺進：一是80年代初期以徐懷中的《西線軼事》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為代表的當代戰爭題材（或日“南線題材”）創作；二是80年代中晚期以莫言的《紅高粱》和黎汝清的《皖南事變》為代表的曆史戰爭題材創作；三是貫穿這個期間的以朱蘇進的《射天狼》、《凝眸》，《第三隻眼》為代表的當代和平軍營題材創作。顯而易見的是，以上作品大抵都問世於1987年以前，這就反襯出了此後幾年軍旅文學創作勢頭的停滯和萎縮。其中的原因當然是複雜的，擇其要點，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南線戰局的狹小和曆史風雲的遠逝都從客觀上局限了作家們的微觀感受與宏觀把握，使他們（尤其是中青年作家）很難在當代戰爭和曆史戰爭兩條戰線上長驅直人——雖然這兩方麵的佳作此後尚有朱蘇進的中篇《欲飛》，宋學武、雷鐸等人的部分短篇和苗長水、張廷竹等人的部分中篇，但都不具備劃階段意義。那麼，當代和平軍營題材創作的景況又如何呢？幾年來，朱蘇進在這裏似乎仍然顯得形隻影單，而且他筆下“當代軍人”的“當代性”也隻是寬泛意義上的（從《射天稂》到《絕望中誕生》，大體反映的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軍旅生活）。真正貼近當前現實同時又比較具有典型品格的反映80年代軍人生恬的力作今日安在哉？我不能不遺憾地認為，這一塊偌大而嚴重的空白正是近年軍旅文學創作步履痘軟的主要特征之一。可是，人們為此苦苦尋覓、殷殷期望，它為什麼就千呼萬喚出不來呢？
我在幾年前就撰文指出過，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化，商品經濟大潮已在中國這塊古老的農業大地上激蕩起翻天覆地的巨變，生於斯長於斯的中國軍隊亦概莫能外。但由於軍隊畢竟不處在經濟大潮的中心，它的感受與反應勢必要發生得遲緩一些，而作家們要對其進行體驗、消化、概括與創造就更需要拉開一段距離。這就在客觀上決定了軍旅作家們在一個時期內對當代軍人的行為與心靈曆程保持緘默，不得不“向後看”（寫童年生活與曆史題材，如莫言、苗長水、張廷竹、周大新等）與“向外看”（走出軍營寫地方題材，如報告文學作家李延國、何曉魯、尹衛星等）。當時，我把這種疏離看作是必然的和必要的，並認為不應對此操之過急。但不要操之過急決不是長期置若罔聞。恰恰相反，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這是一座巨大的軍旅文學富礦，反映與塑造出行進在商品經濟大潮和現代文明進程中的當代軍人形象是當代軍旅文學必須解決的無可避諱的重大課題，它關乎到當代軍旅文學能否再次振興與繼續深化的整體命運（參見《軍旅文學麵臨的困境》，載《人民日報》1988年8月2日）。
事實很清楚，由於急速向改革開放轉軌換型的國內大勢，由於從緊張走向緩和、從對抗走向對話的國際大勢的影響，我軍的作用與地位也麵臨新的調整。隨著軍隊任務的變化、軍人價值指向的迷失、軍人職業道德心理的困惑、軍隊兵員結構成分的重組、軍隊傳統生活模式的鬆潰等等，軍營裏大量的新事物、新矛盾層出不窮。尤其現實與直捷的是，在經濟變革與商品運動的社會和人生深重背景下的當代軍人心態、品格的不可抵禦的改換，以及由此帶來的生命期冀、價值觀念的新的蛻變，都統統意味著我軍步入了一個新的重大的曆史轉型期，而與此相伴生的將是一種全新的當代軍人的人格人性意識和文化文明品格的重建。軍旅作家們能否以積極的姿態投入到這場偉大的重建工程之中並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這就是時代給予軍旅文學的曆史性的機遇，同時也是嚴峻的挑戰。
——誰來應戰？
“春江水暖鴨先知。”廣州軍區地處我國改革開放的南窗口和最前沿，作家們得風氣之先，最先感受到時代大潮對當代軍人固有範式的衝擊；在我軍邁向現代文明的艱難進程中，他們和廣大官兵一起咀嚼著困惑、痛苦與迷惘，也一同體味著喜悅、歡欣和激動。三年前他們就忍不住勇敢地“下水”了，以雷鐸的《中國鐵路協奏曲》和張波的《貓耳洞和摩天樓》為代表的一批報告文學就是那次“前哨戰”的收獲。如今時隔三年，他們在時代大潮中潛得更深遊得更遠，有點兒魚躍於淵的境界了。去年以來，他們已相繼在《解放軍文藝》、《廣州文藝》、《萌芽》、《花城》、《特區文學》、《作品》等刊物上連續推出了“特區軍旅文學”的專號或專輯，共發表了一百數十萬字的作品。他們對處於特區這樣一個全新的生存環境中的當代軍人的行為方式和心靈曆程做出了深淺不同角度各異的全方位的快速跟蹤反映——無論是乘著“白紙船”搖曳而來的範少珍和在林間小路上默默獨行的季蒙們複雜微妙的心靈軌跡（張渡《白紙船》、《五羊》），還是“前線歌手”在都市歌廳中恪守軍人的尊嚴與信念，讓他的思想與靈魂從現實中飛騰起來，輕柔美麗地走過從前（何繼青《歌手》、《走過從前》）；也無論是孫泱的連隊受聘於獨資外商站崗放哨從而完成對現代文化文明的認同（《卡拉OK》），還是雷鐸的轉業軍人史康國佩著古劍殺人商界用部隊作風打經濟仗以一展軍人獨有的精神風貌（《古劍》），或者是範軍昌以雄健之力強攻軍隊現代化建設與訓練的《明天從今夜開始》（載《小說月報》1991年第4期），或者是張為用幽曲之筆側寫青年軍人的青春騷動與心理的《永遠的活細胞》（載《收獲》1991午第1期）等等，都給我們吹來一股特區軍營的清風。其中軍人們所麵臨的種種反差、錯位、調整與適應，讓你驚訝，更讓你興奮，讓你困惑，也讓你思索。總之，讓你從不同的側麵和層麵來體察與把握當代軍人心靈裂變及品格重鑄的曆史進程，並進而眺見到當代軍人未來形象的側影與輪廓。
當然，任何一種新生態的人文文化質的完善都要假以對日。特區軍旅文學近距離反映生活的“短、平、快”也有短處——它與生活之間還缺乏一段審美的沉澱的時光，它對生活的評判也許還來不及進行更從容，審慎和深刻的把握等等。綜觀廣州軍區特區軍旅文學的全部作品，就有兩個帶傾向性的問題值得警惕。一是以理性認識代替感性體驗，多少有些從意念出發或圖解某一主題（如“商場即戰場”）的痕印；藝術手法上則容易受製於報告文學的思維和行文，顯得比較粗糙。二是以表層感受代替深層體驗，更多地依賴於采訪得來的素材或外部大環境的客觀印象，而較少溶入帶有個體的生理與心理曆程的生命體驗，難免有些浮光掠影式的現象堆砌之感。因此。部分作品還停留在比較粗和淺的水平線上，還未能脫出一股浮躁之氣和功利色彩，離比較純粹藝術而又比較深沉闊大的境界尚有一定的差距。據說，廣州軍區特區軍旅文學繼“短篇會戰”和“中篇會戰”之後的下一步計劃是“長篇會戰”——這顯然是一個很見氣魄而又頗為冒險的計劃。但是，如果投身其間的作家們在生活的大潮中激流勇進的同時又能保持一顆寧靜淡泊的心靈，力戒浮躁，苦心孤詣地完成對生活的思想熔鑄和藝術轉換，那麼特區軍旅文學扛鼎之作的問世也許是可以指望的。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廣州軍區的作家們率先敏感適時而又集中地切入當代軍人生活、塑造當代軍人形象，固然是廣東沿海的地緣政治、經濟、文化格局使然，但一當“特區軍旅文學”的旗號打出，它的意義就遠遠超出了某一地域而具有了一種普泛性。事實上隻需翻一翻這一二年的《解放軍文藝》、《昆侖》、《西南軍事文學》和《西北軍事文學》等軍內外刊物，便可強烈地感受到改革開放的曆史潮流和我軍現代化進程的相互激蕩，以及全軍作家對此做出的熱烈反響。廣州軍區隻不過是得天時地利，最早深思熟慮地發起了有目的性的“集團衝鋒”罷了。如果說改革開放的特區的今天就是走向現代化的中國的明天的話，那麼“特區軍旅文學”的口號和實踐所包含的曆史主動的精神與先鋒意義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以上就是我以“廣州軍區·特區軍旅文學”為例來論證正麵切人當前軍人生活對軍旅文學整體格局的意義的全部依據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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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軍旅文學新人成長的意義的背景，我隻想簡單地追溯一條——即80年代中期以降，作為新時期前期軍旅文學生力軍的青年作家群體（如今都漸次步入中年）在經所了最初的創作爆發期或活躍期之後，相繼進人了對生活的再認識與再開掘和思想藝術方麵再修煉的相對寧靜的創作準備階段，一個時期內更年輕的一茬作者又未成氣候，出現了如有的論者（如丁臨一）指出的“斷層”景象，使軍旅文學創作顯得有點兒缺乏牛氣。在這種情勢下，一批新秀貌似偶然實則必然地應運而生，就當然是值得我們額手相慶的事了。他們不僅為當前比較沉悶的軍旅文學現狀點綴了片片生意盎然的“新風景”（今年《解放軍文藝》開辟的《九0方隊》專欄足以佐證），而且更為未來的軍旅文學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與活力。他們起點高，成長快，隊伍龐大，人數眾多（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80年代以來部隊兵員文化水準普遍有所提高的現實），其中的佼佼者已然通過自己的作品表現了一定的藝術個性，或顯露了不可小視的創作潛力。在我有限的閱讀記憶中給我留下了較深印象的不在少數——以著力描繪中原市井文化的“東京九流人物”係列中篇（《橫活》、《鬥雞》等）和悉心探究故土之根的“瑤淘人”係列中篇（《瑤溝的日頭》、《瑤溝人的夢》等）而引起廣泛注意的閻連科，在研究地域文化背景和把握當代農民心理兩個方麵展示了與同代人相比的卓爾不群的優勢，加上他對小說技巧運用的嫻熟，如若從這樣一個新的角度切入當代農民軍人形象的塑造，肯定會有不同凡響的表演。他晚近發表的中篇《中土還鄉》（載《小說月報》1991年第6期）可視為他在這方麵的牛刀小試。以此為出發點，他完全可能在這個領域裏走得比較深遠。比閻連科還稍稍年輕的陳懷國也是從土地出發，可一上來就自覺不自覺地全力投入了對當代農民軍人心靈曆程的追捕之中，以《毛雪》、《荒原》、《無岸的海》等幾部中短篇譜寫了一曲完整的“農家軍歌”，其中提供出來的凝重的生活實感和人生體驗給人們留下了諸多慨歎和思索。與前麵二位的渾厚沉重形成反照的是，石鍾山、陸穎墨、陶純等人用《兵舍三味》、《尋找我的海魂衫》等係列短篇“短、平、快”式地把捉與傳遞出了一種兵味、兵趣、兵情和兵思，篇篇構製精巧運思靈動，給軍旅文學短篇藝苑吹來了一陣清風。相比較而言，大刀闊斧濃墨重彩正麵塑造當代軍人形象的，是徐貴樣在今年《昆侖》第3期推出的雙頭條：中篇《瀟灑行軍》和短篇《請跟我來》。藝術上雖不乏稚嫩和粗糙處，但其中透視出來的戰場生活體驗和對軍人深層情感的理解以及那股豪猛的陽剛之氣，卻是當前軍旅文學所匱乏的，我們不能不因此對該作者特別有所期待。李森祥的短篇《小學教師》和趙琪的中篇《琴師》（載《青年文學》1991年第1期）雖然寫的都是非軍事題材，可藝術上的老到精彩卻同樣令人讚歎——前者以白描的紮實傳神取勝，後者則以意境的妙曼空靈見長，難怪要得到茹誌鵑等行家的青睞了。此外的新人尚有許多，比如蔡秀詞、阿滸、王筠、焦景周、吳建國、何宏烈、許福蘆、張香林、趙建國、王瑛、壬秋燕、胡玉萍等等；關於他們的創作特色及其局限和他們的年齡層次的意義（即由於軍旅文學描寫對象的變動性所決定的每一個年代的兵都需要有自己的“代言人”），我都已有專文論及，在此不贅述（參見《艱難行進中的“農家軍歌”》、《軍旅文學新風景》）。我隻想借此機會再提出一個概念，那就是從斷代的角度看，我們不妨將他們稱為“第三代軍旅文學作家”（或許暫時還應該加上“苗子”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