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現象論6
11.鄉土中國與農民軍人——新時期軍旅文學一個重要主題的相關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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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共知，從農耕經濟的立場看，土地乃中國國脈之所係。自漢代以降，我們的先民就開始了以鐵犁和牛耕的基本操作方式與土地保持著一種“天人合一”“安土樂業”的親密和諧關係；2000餘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躬耕於土地，收獲於土地，在土地上創造了就世界範圍而言也是最燦爛輝煌最成熟也是最恒久的農業文明。它維係中華民族數千年不墜，像一團閃光的星雲一樣深邃博大而混沌，使人為之驚讚、為之詠歎，亦為之魅惑，吸引無數好奇者的目光和探詢者的追問——近人或從天候地理角度切入，提出“內陸文明”說；或從社會結構方麵著手，提出“鄉土中國”說。
然而，再換一角度，我們又不難發現，作為完整中國的時空實體——廣袤的鄉土和蟄居其上的龐大的農民這二者之間的利益關係實際上就構成了2000餘年來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換言之，由誰來真正地（從勞力操作到利益分配）占有與掌握土地始終是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有一種所謂“大曆史觀”認為：建立在土地之上的中國傳統社會晚期結構（亦可向後推到其它各朝）“有如今日美國的‘潛水艇夾肉麵包’。上麵是一塊長麵包，大而無當，此乃文官集團（或曰地主集團）；下麵也是一塊長麵包，也沒有有效的組織，此乃成千上萬的農民”。（參見〔美〕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曆史觀》；《萬曆十五年》（中華書局1982年版）二者各自的渙散所造成的相互脫節也許是導致中國社會長期以來難於爬梳與管理的重要原因，但更為根本和顯而易見的卻仍然是二者在土地問題上的利害衝突：一方麵是帶有皇權威嚴的律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方麵是永恒的農民的夢想“有田同耕，有飯同吃”。二者之間利益調適的消長起伏影響乃至決定了中國社會的興衰進退。從《詩經·碩鼠》裏的“適彼樂上”到《抱樸子·詰鮑篇》中的“順天分地”，直到太平天國《天朝田畝製度》中的“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等等，都清晰地告訴我們封建王朝下農民樸素的向往或革命的思想無不孕育於土地、萌發於土地而又歸結於土地。綿延千年而不絕的農民的戰爭勿寧說就是一場又一場土地的戰爭。本世紀初葉在“打土豪分田地”等口號下波瀾壯闊地展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也仍然是農民的土地革命的延續與深化。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所謂國民革命運動，其大部分即是農民運動”；而“要能全部抓住農民，必須沒收地主的土地交給農民”。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也雄辯地說明了這個不爭的事實，中國革命的勝利乃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農民的上地革命的勝利。
辯證地看，上述所說還僅僅是事物的一個方麵，而在另一方麵則如列寧所說——中國農民這樣或那樣地受土地束縛，便是這個落後的、半封建的農業國家的客觀條件。馬克思說得更簡明：小農經濟必然產生專製政體，擁護封建皇帝。極而言之，崛起於土地，最終又匐伏於土地成了中國農民難逃的宿命。數千年來，深厚的鄉土培育了中國農民勤勞、簡樸、吃苦、耐貧、善良、韌性的美德和敢於反抗勇於鬥爭的革命品質，同時也滋生了大量的精神病菌，比如狹隘、自私、短視、保守、渙散的劣根性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義思想等等。如此種種一旦化為民族的心理積澱和思維定勢，就決無可能隨著一場急風暴雨式的運動或幾次利益關係的調整而徹底根除。恰恰相反，“小農經濟的農村社會結構，以血緣為紐帶、封建大家庭為生產單位，聚族而居，安土重遷，宗法關係和宗法觀念遠遠不可能真正動搖”。（參見李澤厚《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思想散論》；《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由此觀之，我們以往對於曆史的農民革命及其成果乃至農民自身的過於理想化的理解與描述多少是有些失之於片麵和簡單的。農民文化的負麵和局限性在農民革命勝利以後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被遮掩與回避，難以徹底正視。然而，在今天的現實參照下，具體而言，就是說隨著80年代以來急速展開的大陸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無數新的觀念、意識、行為規範、道德準則和價值取向紛至遝來，以城市為“中心”“反向”地輻射滲透於農村，在遼闊邊遠的平川山鄉激蕩起了或隱或顯的回響與震撼，不同層麵的農民文化中的負麵開始被“曝光”，逐一顯出其“舊”來。農民作為昔日土地的主人和革命的主力軍突如其來地麵對諸多兩難選擇或悖論。驟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焦灼、困惑與迷茫。
宏觀視之，從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無疑是中國真正的“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它經過長達百年的漸進，終於在本世紀末開始了突破性的“衝刺”與飛躍。它的深刻性所帶來的“應激反應”也不能不首先敏銳地體現在中國的“時空實體”——土地和農民身上。其中最醒豁的變動我們可以指出兩點：其一，土地從來是農民人生的起點和歸宿，然而隨著10餘年來社會結構和利益分配的大幅度鬆動與調整，當代青年農民卻紛紛以“逃離土地”作為他們富於時代感的人生設計和價值取向。其二，農民從來是革命的動力和主力，然而隻有到了今天，人們才真正體驗到，在農民革命勝利之後，恰恰是要以改造農民自身來作為繼續推動社會進程的代價。這還不是一般以往意義上的“思想改造”或“作風改造”，而是一種脫胎換骨的對農民文化或農民性的根本改造。——廣大農民對於“土地立場”的反動和對於革命的“角色互換”的自我意識，恰恰表現出當前社會變革的深度與廣度。
正是在以上背景下，我們才充分注意到所謂“農民軍人”這一角色所包蘊的豐富的曆史內涵和現實意義。簡單地說，它與上述兩點變革特征有著最直捷的關聯和溝通。第一，當代農村青年紛紛以應征入伍作為“逃離土地”的主渠道之一，大批湧入軍營，成為穿上軍裝的農民。或者反過來說，由於中國農村的幅員遼闊，當代中國軍隊的主要兵源仍然在於農民。第二，當代軍營作為一座青春之門，一個人生舞台，一個連接傳統與現代、鄉村與都市、農民與軍人的中介環節，它在不停地吸納與容涵青年農民的同時，又對他們攜帶而來的農民心理、農民意識和農民文化做出“中和”反應，並盡情展演兩種文明在其間相衝突、相碰撞、相妥協、相轉化的複雜過程。因此，“農民軍人”就成了一個雙重身份和複雜性格的特殊“人物”，成為我們觀察中國社會的具有雙向視角的絕佳角度——既可以從鄉土和農民的視點觀照當代軍人並加深其理解與把握，又可以從兵營和軍人的視點返觀中國鄉士的深層結構和當代農民的最新動向。
那麼，接下來的也就是真正讓我們感到興趣的問題，即“鄉土中國與農民軍人”有沒有可能成為當代文學——再縮小一點範圍來說就是新時期軍旅文學中的一個重要主題？它又是如何萌發、演變和深化的？它表現出了怎樣的風貌、情狀和特質？它究竟給了當代軍旅文學以怎樣的刺激、挑戰和啟示？
本文即試圖對此做出清理與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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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對新時期軍旅文學中的“鄉土中國與農民軍人”這一主題的表現形態做出具體描述之前，我想仍然還有必要對與此相關的前提做出某些說明。這一方麵有助於我們對這一主題的闡釋與理解，另一方麵也許是更為重要的，即我已充分敏感到這一主題在理論意義上的重大與深刻，而與此形成反差的是它在實踐運動中的滯後，或者說發展得還遠不夠充分與豐滿。創作家們對此的切入人多少還有些無意諷或下意識，以目前的創作成果來支撐和論證它，就難免有羸弱或不堪重負之虞。換言之，即便是在今天來提出這一命題，仍然具有某種超前意味。所以，我不想完全地求證於作品，而情願花費必要的篇幅進行理論的鋪墊，哪怕有些大而無當也在所不惜。目的是期待引起作者和研究者們進一步的理論自覺和關注。這和我在第一節中用了也計過於冗長的筆墨來交代此一主題的“背景”是出於同一考慮，同時也是我在本文中審慎地選擇了“相關闡釋”這一角度的初衷。
首先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我所謂的“鄉土中國與農民軍人”這一主題在軍旅文學中的表現重心當然是“農民軍人”而非“鄉上中國”，將它們並提僅僅是因為二者內在的血緣聯係難以割裂。如不然，我們就該在鄉土文學而不是軍旅文學的範疇內進行討論了。（盡管這二者也時有交叉，但區別是更主要的。關於這一點，我將在後麵做出分析。）
其次需要粗略界定的是“農民軍人”這個概念。嚴格地說，軍人就是軍人，其信條、規範、準則、性質都應該是一樣的，這是就普遍性而言。但就特殊性而言，軍人義是千差萬別的。僅從社會分層來看，現代中國軍隊的兵員構成就較之以往有了極大的改組和豐富，雖然主要兵源仍舊來自農民階層，但也還有相當一部分來自非農民階層（比如官僚階層、金融階層、知識階層、職員階層、工人階層、市民階層等），而不同的根源與出身就給不同的人群打上了永不磨滅的烙印，並進而決定了各自迥異的麵貌。在此一意義上說，“農民軍人”是和那些非農民（階層出身的）軍人相比較而存在的，這是一個現代概念——古代的中國軍隊成份無非農民而已，沒有區別也就沒有比較，也就無須再分“彼”“此”了，是一個對社會結構進行現代分層以後的政治概念，同時又是一個文化的概念，是一個超越政治或大於政治的浸潤了深厚的農業文明色彩的文化概念。落實到本文中，它具體指的就是當代中國軍隊中那些從農村入伍的穿上了軍裝的農民，或者說從農民搖身一變而成的軍人。如此而已。
80年代中期，我最初提出“農民軍人”這一現象是從兩個角度切入的。一是作為創作對象的農民軍人。我充分注意到農民與軍人之間的血緣聯係，認為隻有深刻地研究中國農民的命運、理解中國農民的感情，才有可能把握住中國軍人最基本的心理特質，並通過建設性的揚棄重塑當代中國軍人的民族魂。因此，第二，作為創作主體的農民軍人或曰農民軍人的代言人就理所當然地具有了把握與塑造中國軍人的先滅優勢。但是，我對李存葆、莫言、宋學武、周大新、朱秀海、唐棟等一批農民出身的青年軍旅作家的研究結果表明，他們還普遍地缺乏一種清醒的自審意識和自覺的批判眼光，“先天優勢”反而常常成為一種先定的局限，從而導致“農民軍人”這一主題在軍旅文學運動中未能充分展示它所應有的廣闊前景。甚至也隨著80年代末期整個軍旅文學運動的消解而一度湮沒無聞。因此，當著閻連科、陳懷國、陶純、張香林、焦景周、蔡秀詞、毛建福、何況、郭木、老薑、簡直等一批新進的青年農民軍旅作家帶著屬於他們自己的也許稚嫩但卻更豐富、更複雜、至少是更真實的農民軍人形象登上今天的軍旅文壇時，我首先注意到的不是他們達到了多麼高的藝術成就，而是慶幸“農民軍人”這一主題終於又得到了延續和推進，並且也給我提供了重新認識、描述和論證軍旅文學這一重要主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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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高山下的花環》在回歸革命現實主義的同時，不僅是回歸了一種創作方法和原則，而且也回歸了一種審美理想和價值取向。多年來，我們隻注意它的“突破”和創新，而忽略了它對傳統的承續，以及和“17年”某種範式的深刻的相似性。比如在評價“農民軍人”的政治和道德標準的設置方麵——來自沂蒙山區的農民之子梁三喜以及靳開來和雇農出身的苦大仇深的楊子榮其實都是革命品質的化身和英雄主義的載體，隻不過後者是以一種深入虎穴的孤膽英雄式的方式表現之，而前者則是通過一種忍辱負重的“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平凡形象傳達之。當然，比較而言，前者倒反而更真實，因而也更催人淚下。不過，我想指出的是：二者在對農民軍人的頌揚方麵都是不遺餘力和不加保留的；在認識論方麵，它們基本上遵循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以來幾十年一以貫之的思想路線，即農民是革命的主力軍，人民是推動曆史前進的動力，或者如毛澤東所規定的“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楊子榮們愈到後來愈神話式的“高大全”自不必說了，就是李存葆也主要是著力於提升、弘揚和誇大梁三喜們身上的傳統美德，而對其另一麵則視而不見或忽略不計，更遑論“打擊”與“否認”。靳開來違反紀律偷砍甘蔗而導致觸雷身亡，實在也算不上“缺點”，甚至毋寧說正是他實事求是勇於正視現實的優點，他愛說點牢騷怪話也恰恰反襯了他心底無私胸懷坦蕩的磊落性格——李存葆是很懂得先抑後揚和欲擒故縱的——靳開來因此更加“完美”。為了梁三喜、靳開來這些農民子弟兵和他們身後的梁大娘和韓玉秀們，李存葆在《花環》喊出了兩句話——“戰士萬歲”和“人民一上帝”！由此我們也強烈地體味到了洋溢在李存葆筆下的那種革命農民的優越感和自豪感。
這種對於農民軍人的“偏袒”決不僅僅因為李存葆本人也出身農民，更由於一種認識路線和思維定勢所致，由於主流意識形態的導向所致。李存葆其實是代表了80年代中前期的一種創作方向。推開來看，不光是在“時線”（南線）有一個《花環》，在更廣闊的“後方”，在和平軍營中，到處都活躍著農民軍人閃光的身影和精神——白雪皚皚的喀喇昆侖上，有老楊福們20年如一日恪盡職守獻身哨卡（唐棟《沉默的冰山》）；風雪茫茫的北方森林中，有韓國瑞獨處深山維護著軍用線路的暢通無阻（朱秀海《在密密的森林中》）……無論身處天南地北。也無論麵對槍林彈雨抑或鮮花勳章，都堅韌、頑強、勇敢、謙遜，如牛重負卻任勞任怨，忠心奉獻卻不計報償，就是他們的行為規範和標準形象。這一批“農民軍人”構成此一階段軍旅文學人物長廊中的英雄群雕。
率先謀求變化的還是李存葆，這種求變的企圖表現在他發表於1984年底的中篇新作《山中，那十九座墳塋》中。這部作品以它比《花環》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悲劇性和直接控訴“文革”的“瞠政治雷區”的勇氣再次獲得了轟動效應。作品中的幾個主要人物郭金泰、彭樹奎、孫大壯等仍然是“農民軍人”，但他們在這裏卻幾乎無一例外地成了極左路線的犧牲品。他們的價值就是“毀滅給人看”。一切罪惡統統歸之幹極左路線及其代理人，而他們卻是完全無辜的，是可愛的，甚至也是高大完美的。也就是說，這仍然是一曲悲歌式的頌歌，作家對他們行為價值的消解並不意味著對他們的精神價值的質疑。所以，李存葆在這裏求變的企圖實際上是落空了。或者說沒有盡力去達到。因為他在理性上對這些悲劇性人物認識和把握的深度實際上已經提供了一種導致真正的變革的可能——正如他自己所說：“孫大壯、王世忠等人的死，不能完全歸結於極左路線的重壓，也在於他們的無知。在這些戰士身上，生活的艱辛鑄成了他們的美德，文化的貧乏造成了他們的蒙昧。嘲諷這些普通而可愛的戰士，我落筆發抖，於心不忍。盡管我知道魯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剖析的那種‘劣根性’，是產生悲劇的土壤。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沒有文化的人民是難以掌握自己的命運的”。（李存葆《山中，那十九座墳塋·後記》，昆侖出版社1985年版）盡管如此，作者還是帶著樸素的感情再次高喊“中國士兵萬歲”，同時也再次放棄了一個更全麵、辯證因而也可能更深刻地審視農民軍人的根性和靈魂的機遇。對於李存葆來說，這是他作為一個農民軍旅作家的智慧和狡猾呢，還是他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