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家論2
2.深情於那方小小的“郵票”——莫言小說漫評
自從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突然發現“我的像郵票那樣大小的故多本上是值得好好描寫的”之後，他便一頭紮在那兒深耕細作，終於奉獻出了一個龐大的“約克納帕塔法”小說係列，從而取得了超越本上乃至超越美國的世界性文學成就。於今，我們借用“郵票”說來研討莫言的小說創作，絲毫無意將他們相提並論，僅僅也是因為發現——
“文學創作，不管你是哪個民族的作家……隻要是真正的文學，畢竟會在某一點上相撞，會有某種共通的東西”（莫言語）事實剛好如此：1981年迄今（主要是1985年以來），莫言發表的《紅高粱》等12部中篇和《秋千架》等20餘個短篇共近百萬字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以他的家鄉社會作為背景，用心來摹寫北中國農村的風俗民情、人心世態的（隻有《雨中的河》、《蒼蠅·門牙》等少數幾個反映軍營生活的作品例外）。或者可以這樣說，莫言也是立足於他的故鄉本土，用他的筆和心在有意無意地探尋、設計、營造著屬於他自己的那方小小的“郵票”。
因此，當莫言正在今天的文壇被人注目時，我們著眼於他的“郵票”意識的萌蘖過程，進而探測一下他的創作發展流向，恐怕不會是毫無意義的。
莫言給他筆下那塊“郵票”大小的故鄉本土命名叫“高密東北鄉”（有時也叫“馬桑鎮”）。雖然這個稱謂在他的作品中正式出現已是較晚的事，但他的創作之根實際上早已命定般地紮進了那塊文學的豐腴之地。因為正是在齊魯大地上那樣一個既有豐厚的文化曆史、又有貧乏的物質現實的小小鄉村裏，不僅埋葬了他祖祖輩輩無數個辛酸的夢想，而且揭開了他自己沉重堅韌的人生帷幕——他的脈管裏流淌著北方農民的血液，他的眼麵前展開父老鄉親的世相，而那“洗洋血海般的紅高粱”以及種種自然景觀便構成了他的文化搖籃（就“非典籍文化”而言）——這一切，都宿命般地決定了他日後小說創作的取向。
但且慢：莫言並非從來就是具有本土觀念的作家，從他的處女作到《透明的紅蘿卜》問世之前的幾年之中，他曾斷斷續續地發表過10餘部小說，題材選擇變動不定——既以書信體描寫軍人妻子對親人的綿長思念（《春夜雨霏霏》），也用新穎目光逡巡他剛涉足不久的軍營世界（《島上的風》）等，雖略略具備他後來作品的某些優長（如擅於人物尤其是女性的心理刻畫、情感抒瀉等），但並沒有在整體上預示出他與眾不同的題材取向和寫作才華。值得一提的倒是有1983年的兩個短篇——而那都是寫他所熟知的故土——《售棉大路》通過農家姑娘杜秋妹在排隊售棉的一天中所遇見的凡人小事，流溢出蘊含在作者心底的農村生活的深厚儲藏，而《民間音樂》則以藝術氛圍的空靈縹緲博得老作家孫犁的青睞，認為“有點藝術至上的味道”。然而，鄉村生活的厚實與藝術意境的空靈——盡管此後漸次構成了莫言小說的鮮明特色——在此時卻隻是不經意的泄漏與逸出。
1985年春天，《透明的紅蘿卜》帶著濃鬱的泥土氣息和迷蒙的童話色彩脫穎而出，莫言驚喜地發現了自己——發現了他那塊“郵票”大小的故土上有寫不完的人和事，發現了他那以奇異感覺為標誌的獨特藝術個性。他一發而不可收。高粱、地瓜、玉米餅子在肚子裏釀就了近20年的酸甜苦辣嘩嘩地如“秋水”流淌，滿腦子奇形怪狀紅黃綠藍的“球狀閃電”一個接一個地迸然“爆炸”——它們或者以“童年視角”觀照荒謬年代裏農村的愚昧落後和農民的麻木自戕（如《枯河》等），字裏行間洋溢著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複雜沉重的心緒；或者以當代意識捕捉古老土地進人現代文明時所撞擊出的星星燧火（尤好從婚姻倫理角度切人，如《球狀閃電》等），有熱切的呼喚，有滯重的歎息，也有謎一般的懸案和困惑。然而，不論前者還是後者，都表現出了作家對中國農民命運那種感同身受的親知和刻骨銘心的真情舍此而不能抒寫的這般淋漓盡致，哀婉動人。
在這樣一種基礎上，莫言充分施展才情，張揚個性。就譬如他那特殊的藝術感覺，往往用直觀方法賦予天地萬物以生命，捕捉瞬間的殊異狀態，加以聯想生發和通感，將一個充滿聲、色、香、味、形的活生生宇宙和盤托出，使人如聞如見，可觸可摸。哪怕是一點最微小的感觸，也描繪出一個有聲有色的藝術情境。這不僅使作家獲得了既節省素樹又反映深刻的高產高質的創作效應，還大大豐富了讀者對外部世界和人類自身的感知方式與審美情趣——現實世界和感覺世界的有機融合，使莫言創作呈顯出一種“寫意現實主義”風貌。
客觀地說，1985年是莫言找到自己的一年，因而也是急於表現與渲泄的一年；同時，1985年又是莫言繼續尋找自己的一年，因而又是左衝右突摸索前行的一年。他在這一年裏留下的足印既充分展示了才力，也無遺暴露了缺憾，隻是寬容和尚新的藝術氣氛使人們原諒了後者，愛其一點，不計其餘。（譬如他有時沉溺在良好的藝術“感覺”中不能自拔，而使得“感覺”重複，甚或泛濫；又譬如他有時過於追求形式，盡管把《爆炸》這類小說寫得才華四溢，卻有些“曲高和寡”；再譬如他有時的借鑒過於生澀，留下了某些摹仿的痕跡等等，均未受到更多的詰難，即是例證。）難能可貴的是，莫言並未因此飄飄然或昏昏然，他仍在冷靜執著地探尋一條更中國化的更屬於自己的藝術道路。也正在此時，他的立足故土的“郵票”意識悄然萌發——《秋千架》首先打出了“高密東北鄉”的旗號；而《秋水》則寫了這個村莊的繁衍史，裏麵的爺爺和奶奶就是“高密東北鄉”的夏娃和亞當，《秋水》就是“高密東北鄉”的“創世紀”——莫言，在咂摸著下一個真正的“好球”。
果然，今年3月，莫言從“高密東北鄉”的曆史深處捧出一束沉甸甸的“紅高粱”，立時就贏得了文學界更高的熱情和社會上更大的興趣——我們或可解釋為莫言小說技巧的漸趨圓熟，或可目之為莫言對曆史題材的創新突破等等，但在我看來，《紅高粱》對莫言小說創作的發展而言，無疑標誌著他的“郵票”構想的初步成功。一，當莫言將他泛散多變的目光漸漸凝聚穩定在故土的內結構上時，實質上已表明他對中國農民命運更為深刻的思考與把提。他已從昔日理想失落的悵惘中、從現今變革艱難的迷茫中超越出來，他沿著時間上溯，順著祖輩的血脈尋根究源，迫近了民族精神的底蘊。他深情召喚“遊魂”的複活和“人種”的回歸為今天民族性格的建造提供了一種參照。這樣，雖然他掃描的視域由今而昔、由大到小，但由於有了當代意識和審美理想的光照，便獲得了一種超越曆史、超越現實的穿透力。一種由點到麵、由小到大的輻射力。它的表象與內涵呈顯出雙向逆反流向。二，在橫向移植與縱向繼承的天平上，莫言不斷給後者加碼。他更尊重民族的審美心理與情趣了，對民族的審美接受“圖式”既繼承又揚棄，努力把握在“圖式”的邊緣進行突破。《紅高粱》實際上就是一個傳奇故事、風俗民情與現代技巧的三結合產兒，本質上仍不失中國氣派和民族風神。三，《紅高粱》係列初步展現出一種小型史詩規模，南《高粱灑》、《高粱殯》等五部中篇在高密東北鄉的方寸之地拉開曆史風雲和人物命運長卷（據我所知，莫言的下一個重要節目就是他的高密東北鄉的係列長篇）。史詩意識的蘇醒正是莫言的“郵票”構想的顯著標誌。
《紅高粱》係列有力地向人們昭示：莫言的小說資秉與潛質，在同齡人作家群中顯得出類拔萃。因此，我們對他更厚愛（決不是苛刻），我們甚至寧願把他的某些特點看作缺點。譬如他的藝術感覺很敏銳，但僅僅憑借乃至滿足於這種局部的甚或是微觀的，經驗化的甚或是表象的“小感覺”來組構他的作品建築群，恐怕更多的隻是漾散出一種才子氣，而不是真正的大家氣。我們更強調一種包容思想、哲學、曆史和人類意識的宏觀感覺。正是從這樣的高度來檢測，莫言部分作品的內蘊和力度還稍嫌不足。我們還注意到，當他企圖在《狗道》中表達一種對戰爭和人的宏大哲學思考時。明顯地泄漏出捉襟見肘和力不從心的窘迫，以至有人隱隱地擔憂：小說怪才莫言能否超越“莫言模式”？何況，一方小小的“郵票”容易限製作者的藝術視角；如果沒有內涵的不斷深化、擴展，這方郵票的藝術設計和營造更易於落入某種窠臼。
於此，我們想到——當新時期文學頭10年璀璨的結尾和第二個10年輝煌的開端聯袂而來之時，一種清醒的反思氤氳絲縷而起：頭10年我們開創了當代文學空前的繁榮格局，但卻未能產生大家；第二個10年勢將急迫呼喚和亟待產生大家。然而，由於曆史的原因，當今文壇的中堅（主要是中青年作家）的文學準備比起五四時期那一批大師來無疑有較大的落差，因而還少有魯迅的哲人眼光、茅盾的史詩氣魂、老舍舒展從容的風度、巴金開闊酣暢的筆墨……尤其經過了10年或幾年的跋涉和噴吐之後，他們都感到了程度不同的疲憊和“內虛”，以至在曆史的臨界點上徘徊不前——他們將共同麵臨的嚴峻考驗是，能否甘於寂寞以潛心修煉（包括思想、生活與藝術），嘔心瀝血以涵容萬象。這關係到他們能否不斷超越自己，關係到當代中國文學能否再次起飛——而對於莫言，則決定於他苦心孤詣設計營造的那方小小的“郵票”能否真正具有深廣的超越意義——當然，我們所說的超越決不僅僅是超越“高密”，也不是超越華北，而是超越——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