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家論3
4.從徐懷中到李存葆——新時期軍旅作家個體印象批評
春深時分，解放軍出版社《長河》編輯部的編輯來約稿。新時期軍旅文學第一個10年已成既往，瞻前顧後，似正有一些話題可談。於是我們就拍定了如上題目。
我的所謂“個體印象批評”，不過是將作家們一個個分別寫來、隨意寫來而已。內容可能是作家論、作品論與作家印象的“三結合”，而形式則可能是非理論、非批評、非……非……的“四不像”。而且小可避免地會帶上片而性——我隻能寫那些我比較熟知的作家和我對他們比較熟知的方麵——有的偏向作品特色辨析，有的側重藝術個性考查。有的則可能評估以往作品的成就，還有的或者概描現今創作的態勢，抑或預測他將來的發展前景等等。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不一而足，五花八門。籠統來說，又都隻不過是我一些“印象”之類的信馬由韁，是完全不足以為據的。但如果大家偶或還能從中讀出一點點“返觀與前贍”或“了望”之類的意味，那簡直就是對我的最大褒獎了。
徐懷中：“一位沒有戰功的老軍人”
徐懷中，1939年入抗日高小，1941年入邊區政府太行中學，1946年（17歲）畢業入伍，從事部隊文藝工作至今。回溯徐懷中40餘年的軍旅生涯，也許真的沒有什麼顯赫戰功，但他那支極真誠極婉麗極富人情味兒的筆卻在當代軍旅文學長卷的不同階段裏繪下了獨具情致的重要畫麵。今後不論誰來修當代軍事文學史，都不可能將他的名字省略。
如果說前17年中因了他那不合時宜的藝術個性，使《我們播種愛情》、《地上的長虹》、《無情的情人》等中長篇小說、電影文學劇本沒有能成為當時軍旅文學的主潮作品的話，那麼還是同樣的藝術個性卻使他的短篇小說《西線軼事》成為新時期軍旅文學大潮的先聲、報春的紅杏。
徐懷中最獨特鮮明的藝術個性就是用一顆真誠的心靈執拗地呼喚善的人性，抒寫美的人情。前17年如此（可以回過頭去再看看《雪鬆》、《賣酒女》、《四月花泛》等），掛筆16年（1964—1980）後重新複出亦如此。正如他自己所說：“事實上，就其基本的方麵來說，我仍然是在自己確定的路程上爬行著。我仍然要求自己的作品能夠出自平凡，近乎天然，著意於生活中的詩意和情趣，著意於人物細微的感情波瀾，努力開采著心靈礦藏中美好和崇高的結晶體”。（《沒有翅膀的天使·後記》）《西線軼事》正是通過從清新自然的生活中和平凡普通的人群裏提取人情人性美，典型地表現了徐懷中的藝術個性。隻是他比先前更遵循生活和人物的本來麵貌，力避一味做“純化”處理，而企探人物的豐滿性與縱深感。劉毛妹作為一個滿身傷痕的80年代的戰上典型的出現與矗立，既是徐懷中藝術個性張揚的成功，也是充滿人情味的現實主義深化的勝利。他不僅深刻地概括了經曆過“文革”動亂的一代新兵的精神與心靈曆程，而且承先啟後，使軍旅文學回歸到優秀傳統的出發點並向縱深猛進一步，為其爭得了在新時期文學整體格局中應有的地位，又因此昭示了更多的後來者。從這些意義上說《西線軼事》是中國革命軍事文學的換代之作一點也不過分。在徐懷中藝術個性所照亮的道路上，他陸續以《阮氏丁香》、《那淚汪汪的一對杏核兒眼》、《一位沒有戰功的老軍人》等新作嵌下一個又一個堅實的足印。正當他呼籲要新老作家“兩個輪子一起轉”，來推動戰爭文學的繁榮，並準備身體力行之時，繁重的領導工作中斷了他的藝術構想，這或將成為當代軍事文學史上的一件撼事。
我坦率地承認，年青的軍旅作家和批評家們對於徐懷中小說藝術成就的承傳與研究還是很不夠的。我在這裏也隻能做一個粗淺的掃瞄。但我至少意識到這一點，即徐懷中們（還包括別的老一代作家如王願堅的短篇藝術）的成就也許隻代表了過去，但他們長期摸索與實踐的某些經驗與技巧恐怕就不僅僅屬於過去比如徐懷中的敘述語言從容不迫，娓娓道來，而又富於綿密的柔情與溫和的幽默；毫無劍拔弩張之勢，卻有透徹肌膚之力，清新自然如草棵上的露珠，給人真實、親切的平和之感。這樣一種看似平實卻艱辛的平中見奇的老道文體，在今天青年軍旅作家筆下就很少見了——在這樣的一些方麵，我想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黎汝清：《皖南事變》——“衰年變法”
最早使黎汝清聲名遠播的大概是那部發表於“文革”期間而又不帶太多“文革”氣味的長篇《海島女民兵》。此後，黎汝清一頭紮進革命曆史題材的創作之中。新時期伊始，便接二連三地發表了《萬山紅遍》、《葉秋紅》、《雨雪霏霏》、《芳茗園之夜》等多部長篇共近300萬字。但真正奠定他在文壇、尤其是在新時期文壇地位的，卻是他發表於1987年的長篇《皖南事變》。此時，黎汝清已年近花甲。以如此年齡來完成如此艱難的藝術蛻變和自我超越。不能不讓人十分欽佩地聯想起丹青大師齊白石，不憚青山夕照，畫風忽然大變——“衰年變法”，藝術常青。
毫無疑問，《皖南事變》以它宏大的構架、磅礴的氣勢和沛然的激情所傳達出的對特定曆史悲劇的深邃洞見以及對曆史人物命運的辯證把捉，證明它已具有了相當的史詩品格。拿它和黎汝清此前作品做一參照，便可發見黎汝清和徐懷中不同：徐懷中成在堅持，藝術個性一脈相承（與徐類近的老作家還有石言，也是成在堅持，而且也是堅持寫“人性美”）；黎汝清則成在變法“衰年變法”挽救了他的藝術生命。他的“變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1.曆史觀念的解放。簡單地說，作者對這部曆史小說的追求是四個字：實事求是。說真話，露真情，求真理。（《皖南事變·代後記》）盡管有人以“史學≠文學”、“史大於文”等理由來非議作者在這方麵的努力，我卻固執地認為，在我們連曆史麵目都被弄得十分模糊、疑問百出的現狀中追求史詩就不能不從正本清源做起。“史”都不真，“詩”自何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何況，黎汝清對“史”的求真並未遏止他對“詩”的尋覓。恰恰相反，前者為詩情的升騰提供了如磐的基石。二者形成一種互補與同構，其中包蘊了他對史詩的獨特理解與索求。所以，我對他在“文史並治”中表現出來的理、情、才、膽、識、力以及重要收獲是嘉許的。2.思想觀念的拓深。過去作家們對這類題材的處理，總是著眼於對事對人做簡單化的政治或道德判斷，往往把作品變成某種戰略闡釋或思想宣傳。而《皖南事變》顯然具有了主題的多義性——“如果要問這部作品的凝聚點，它是9幹人的大悲劇。通過這場大悲劇，展示人類的優點和缺點，展示曆史悲劇和性格悲劇的密不可分，展示人類性格中的善良與醜惡並存，偉大與渺小並存……”。（同上）正是由於有了對政治、軍事、哲理、人生和人性諸多層麵的綜合把握，作者才將這一大事件、大悲劇寫成了一部宏大深邃的大作品，一曲悼念死者、啟示生者、警醒來者的悲劇和壯歌。
“不曆艱險，難見新奇”。對曆史真實和思想幽遠的最大限度的求獲，保證了作品史詩品位的高度和曆史人物典型意義的深度，加之結構和描寫手段的更新，《皖南事變》不僅突破了黎汝清本人，而且突破了以往幾乎全部革命曆史題材的長篇水準（我把《紅高粱家族》看成係列中篇）；不僅成為新時期以來革命曆史題材長篇創作最重要的收獲，而且成為親曆過革命曆史戰爭的老一代作家觀點更新的意義重大和巨深潛能的有力明證。
聽說黎汝清目前雄心勃勃地正欲以思想、藝術和史實等方麵的更加雄厚的準備投入長征史詩《湘江之戰》的創作。我想對此可以樂觀的是他具有中青年軍旅作家所不備的“曆史感”（包括從曆史烽煙中走過來的戰爭體驗及人生經驗的曆史感性和從曆史資料的長期爬梳與研究中所獲得的曆史理性兩個方麵），以及在藝術實踐中反複磨煉出來的長篇創作經驗。但是又讓我隱隱有點擔憂的是長篇創作中需要貫穿始終的沛然激情與文氣對他年齡的嚴峻考驗。所以，我特別希望他十分珍惜自己極其寶貴的藝術年華，寧可放棄一些別的長篇計劃，也要集中精力寫好這一部（或多卷），奮力攀登上他們這一代老作家所可能達到的藝術高峰。
李存葆：以血與火編織“花環”
無論李存葆繼《高山下的花環》之後的作品是否突破了自我、超越了自我，也無論他今後究竟還具有怎樣的創作實力與前景——這一切對於評價他在新時期軍旅文壇的地位來說都是無關緊要的——誰也不能否認，軍旅文學自《花環》出，蔚為大觀。《花環》名蓋天下，家喻戶曉之影響，時至今日仍無出其右者。李存葆是新時期軍旅文學創業中的一位重臣，以他的出現為標誌，宣告了青年軍旅作家群在當代中國文壇的崛起（《花環》1982年發表，李存葆時年36歲）。這件事絕非無關緊要，因為在今天看來，仍然葆有創作熱情的軍旅老作家已是碩果僅存，而中年卻出現了“斷層”（大概也就隻有朱春雨、王中才、袁厚春等人吧）。所以，我不得不把軍旅文學的現在與未來主要寄希望於青年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