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家論7
周濤：天山來風
雖然任何比喻都是跛腳的，但我在這裏卻不得不繼續借用，因為它多少有利於我將周濤與莫言進行某些對比——
如果說莫言為我們展現了一塊凝重的土地，那麼周濤則給我們帶來了一股飄逸的長風，前者得益於年深月久的淤積，後者則來自不同氣流的對撞與交彙；莫言是純正的農業文化之子，周濤則是文化雜交的“混血兒”，前者是根深葉茂的紅高粱，後者則是隨風而發的蒲公英……
周濤祖籍山西榆社“阪坡村”，出生於幹部家庭，曾在北京度過幾年少兒時光，九歲便隨全家遷移新疆。像所有在都市度過漂泊不定的童年的人一樣，故土的遙不可及所造成的家園感的縹緲與失落是他們的一般特點（譬如普遍不懂得一種“母語”——方言）。周濤也不例外。那麼，和莫言相比，周濤的“根”在哪呢？
近40年客居新疆使周濤很自然地“反客為主”，他由衷地熱愛這片土地，認同這片土地，將這片土地指認為自己的精神的歸宿，甘願為這片土地的兒子。他不隻一次頗為自豪地自我調侃為“西北胡兒周老濤”。他也曾深情地宣稱：“我記不清我最喜歡新疆的哪兒，我在這兒活了30年以上，對它熟透了，你不能說你對你父母親更喜歡哪個部分，是鼻子，還是眼睛，愛他們就是了，愛他們的一切，包括缺點和弱點。她的一切，都和你有了密不可分的聯係，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的家。”（周濤：《稀世之鳥·代後記》）但是，新疆盡管可以是周濤現實的家和精神歸依，然而究竟不是連著他祖先血脈的真正的“根”。1988年，當周濤猶猶疑疑地到太行山縐褶深處那個“阪坡村”尋根問祖時。一下子就被一種“根”的神秘力量所擊中，（他四歲首次“回家”的種種場景和言行此時都栩栩如生地浮現眼前不就挺“神”的嗎？）濃得化不開的鄉風、鄉情和鄉音就像久旱的甘露滋滋地滲透他的靈魂，茫茫歲月千裏關山造成的阻隔瞬間就被血脈貫通。這次曆時僅一晝夜的短暫尋訪無疑給周濤的心靈帶來了震顫與惶悚，他似乎在“一夜之間”突然領悟了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一句平常話語後麵的深文大意，並把它作為“題記”恭恭敬敬地抄錄在為這次尋訪而作的散文《阪坡村》的卷首：“一個人隻要沒有個死去的親人埋在地下，那他就不是這地方的人。”
或許正是從這一刻起，周濤才更加意識到了自己的文化角色：一個根係於太行深處而長期跋涉在天山腳下的伊斯蘭世界裏的文化漂泊者。幾十年來，恰是由於有了這個“根”（不僅是血緣意義上的，還包括一個始終散發著山西老陳醋味的穩固的家和日常接觸的相當漢化的局部環境，都是“根”的外延）的維係，才保證周濤不被伊斯蘭文化完全同化；而又是由於有了伊斯蘭文化的比照，才更加顯示出了這個“根”所包涵的文化意蘊的獨特魅力。兩者不可能徹底地合二為一，但卻可以互相滲透，互相發明，互相參照，互相吸引。周濤由此獲得了奇妙的文化視角或優勢。他始終自覺和不自覺地在兩種（西域和華夏，或遊牧和農耕）文化的衝突和磨擦中“嫁接”與“雜交”，既尋求遇合，更尋求差異——因為差異產生距離，距離帶來審美的觀照和無數新鮮的發現……
和莫言以土著的身份歌唱本土的重要區別在於周濤並非土著（當然更不是觀光客），而是始終和他歌吟的土地保持（並非人為地）了一種恰當的距離。正是因了這種“距離”，他才從許多當地人早已司空見慣的大地、天空和雪山中看出別一樣風景，從貌似平常的馬群、帳篷和炊煙裏讀到另一種人生，一種沉重而樂觀、堅韌而曠達的伊斯蘭精神和草原文化氣息，從而以《牧人集》、《野馬群》、《神山》等詩集從一片毫無個性的頌歌聲中突圍出來，成為“西部詩派”的重要開山之一。
與此同理，當周濤穿過30年歲月和5000裏關山的時空距離重返“阪坡村”時，僅僅一夜之間，那無數深邃的記憶、精微的感受、奇妙的刺激、尖銳的發現和神思飛動的靈感紛至遝來，美不勝收。其原因蓋源於一種“距離”——“我想，大概沒有多少人比我對這種僻遠山村的古老文化更敏感、更感親切。這並不因為別的，而是因為我來自新疆那樣一個彌漫著伊斯蘭文化氛圍的西域，我雖非異國異種，卻已在穹廬下一彎冷月的拱頂寺院下生活了30年。”
兩種文化的撞擊與交流既因差異便於比較，也因距離產生審美。同樣，它們的互滲會產生互補，它們的溶合能催化新的共生。比如遊牧民族天性的豪爽放達，麵對嚴峻人生的戰鬥姿態，在殘酷的自然環境中表現出來的強悍不屈的精神等等，都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一份值得永遠繼承和大力弘揚的精神財富。周濤就“毫無疑問地崇尚豪放派”，他說“我隻能被它感動、擊中，並且堅信這一脈精神乃是我們民族精神中最可貴、最偉大、最值得發揚的東西，這也許就是我的文學性格”。（周濤：《稀世之鳥·代後記》）其實這也是周濤的文化性格，而這樣一種性格有幸在雄深遼遠的西部地平線上生長，難道不會得到一種特別的、得天獨厚的文化精神的浸淫、滋養和刺激嗎？
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50年代的紅色政治將周濤全家放逐於新疆。這塊西域的神奇的土地無論是作為人文地理還是作為自然地理，都恰成了80年代繆斯女神對詩人周濤的特殊饋贈，前者玉成了他的文化性格，後者則契合了他的心理氣質。
周濤是崇拜自然、親和自然的，這一點在他的全部詩文中幾乎都有據可查。朱蘇進第一次比較認真而係統地閱讀他的作品（《稀世之鳥》）時，就敏銳地感受到了這一點。他將周濤稱作“自然之子”，並認為周濤全部散文所展現的就是一個動人的形象——一個“自然之子的癡笑”。一般來說，親和自然確實是藝術家們比較共同的心理氣質。這裏不妨隨便舉兩個作家為例。
沈從文特別醉心“人與自然的契合”，他和水結下了終生的不解之緣。他說：“我感情流動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給予我的影響實在不小”，因為，“我幼小時較美麗的生活，大部分都與水不能分離。”此後，“故事中我最滿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背景。”——《柏子》、《丈夫》、《邊城》、《長河》等等，或在溪邊，或在河上，或在海濱，演出人物的悲歡離合。水的色調幾乎成了沈從文全部小說的基本色調。
又比如俄羅斯的康·巴烏斯托夫斯基，他在《金薔薇》。一書中這樣理解語言與自然的內在關係——“我深信為了充分掌握俄羅斯語言，為了不失掉對這個語言的感情，不僅必須經常和普通的俄羅斯人交往，而且還要經常接觸牧場和森林、湖水、多年的柳樹、鳥兒的啁啾和每一朵在榛叢下微顫的小花。”他在俄羅斯中部草原度過一個夏天，“用感覺、味覺、嗅覺——重新認識了很多詞兒……以前，這些詞兒隻引起一般貧弱的形象”，“這時候，從每一個詞兒裏你都能看到、感到你所說的東西，而不機械地單憑習慣說出它的聲音來。”
道理勿須多說。人即來自自然，一切藝術皆源於自然。尤其中國農業文明長期養育於自然之中，加上老莊禪影響，曆代文人無為於政治而沉溺於山水，從屈原、陶淵明、李白、王維、孟浩然一直到明清文人山水畫，無不洋溢著原始或人化的自然風情，文藝的生命與其說活潑於政治，還不如說璀燦於自然。周濤之愛大自然是天性的伸張所致，也是中國文人傳統的積澱使然。
同是奔趨於自然，但自然對於作家的魅力又各不相同。比如莫言，他似乎更多的是受到殘酷社會現實的擠壓而遁入自然，渴望從自然中得到溫馨的母愛般的慰藉和寧靜。而周濤不同，他親和自然主要不是由於社會的迫力，似乎恰恰是由於自然本身的迫力——大西北的雄奇廣漠蒼涼險峻極易使人生出渺小感、敬畏感，由於敬畏才更願也更想去親近它，貼近它的胸膛，從那裏獲得一種精神的力量和榜樣。也就是說，大西北對周濤的魅惑是威嚴強大的父性的魅惑。因此，他反感“遊山玩水”的說法，認為那隻是“把山和水當作精神意義上的妓女罷了”。他甚至還別出心裁地認為“桂林山水甲天下”“這句話裏所流露出的戲狎的態度，有那麼一些嫖客的口吻”。當然，他反感的是那種褻瀆自然的態度（也包括現代文明對自然的侵蝕與異化）。他心中的自然是神聖的，是需要尊重乃至於頂禮膜拜的。所以，他慶幸自己能虔誠地及時諦聽來自“世界屋頂”（昆侖山）的“神喻”，能恭恭敬敬地和披滿銀發的博格達雪峰“對話”。他不僅為禽類中的王者——鷹的高貴的戰鬥精神發出由衷的讚美。為朱鹮這樣的“稀世之鳥”瀕臨滅絕而感到深刻的悲傷，他也鄭重地將豬稱作“一匹”，親切地對麥子道一聲“哦，親愛的麥子”。對自然萬物一視同仁的平等態度並沒有降低他，自然的托舉反而提高了他的境界，淨化了他的靈魂，開啟了他的神性——山在他眼中都成了有靈性的活物：“它慢慢地走動一會兒/在天亮前重新蹲好一個位置/山和山全都相似/挪換了地方誰也看不出。”（周濤：《稀世之鳥》）周濤就這樣溶入了自然，他的詩文也因此獲得了自然的原色與魅力。他的詩文全部的恢宏、博大、質樸和精美都是屬於自然本身的。
和大自然一樣讓周濤感到癡迷的還有曆史（他曾在來信中稱：我已三年不讀報，兩年不看文學，隻讀一些淺顯的曆史啦，人物傳說啦……），其實是曆史人物，或者幹脆說是曆史中的偉人、王者和英雄。他喜歡動輒大談什麼項羽啦、曹操啦。特別是“成吉思汗或努爾哈赤或多爾袞”“這些有風聲的帶拐彎兒的名字”，以及他們無敵的鐵騎和那些能征慣戰“馬背上奪天下”的驍勇的民族。周濤對他們神往不已。這當然是一種強者崇拜或英雄情結。崇尚強者有兩種情況，一是自覺弱小，渴望強大；二是自認強大，和強者引為同類，所謂“惺惺惜惺惺”。周濤當屬後者。在周濤激昂的強者意識表達中，實際上又自覺不自覺地流露出幾許悲涼氣息。一方麵為已成英雄的古人而悲，感歎“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英雄再風流，也“終於成了曆史河麵上的漩渦”。正是“前不見古人……念天地之悠悠”，“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究；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這是一種對人生終極悲劇的深刻感知。二方麵是為未成英雄的自己而悲。自認強者卻不能叱吒風雲建功立業、為世人和社會所認同，心雄萬夫卻無路請纓，真是“把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舞文弄墨恐怕隻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了。於此，周濤有一段真實的自白——“我並不認為這是一件多麼理想的嗜好，當文人已經是紙上談兵，很不怎麼威風了。李白、辛棄疾、陸遊都是沒辦法才寫詩，雄才大略不能實現，統兵十萬征服異城，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他們宴現不了這種理想的深深遺憾，成了他們寫詩的超群拔俗的力量。肯定，李白、辛棄疾有‘人傑’意識，內心有一種‘舍我其誰’的不滅的呼喊”。
周濤的內心深處有沒有這種“呼喊”？
像曆代中國文人一樣，他們在回歸自然、嘯傲江湖的同時，仍然無法忘情於安邦濟世，淡泊於仕途功名。狂放者如“天子呼來不上船”的李白，一旦知道天子真的要召見，不照樣是“仰天大笑出門去”麼？幾千年來，他們終是在這出世與人世的兩難之間遊移、徘徊、奔突、撕扯，人格因此而分裂、而沉淪、而升華、而迸發出天才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