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家論6
8.新軍旅作家“三劍客”——莫言、周濤、朱蘇進平行比較論綱
引言：我與“三劍客”
1982年，《高山下的花環》以其黃鍾大呂的音響報道了新軍旅文學最早的潮訊，同時也昭告著一代軍旅文學新人的迅速崛起。旋即，這批年輕的軍旅文學弄潮兒和老一輩軍旅作家一起開始向新時期文學大潮集團“衝浪”。一時間，軍旅文學大纛下戰將如雲，捷報頻飛。
整整10年過去了。
而今，軍旅文壇雖然並末偃旗息鼓，但也早已沒有了往日的紅火鬧猛；它和整個新時期文學一樣，都漸由淩厲浮躁轉向了沉靜平和。當初那支大呼猛進的文學新軍也由一個大致整齊的“方陣”而拉成了一條“散兵線”。就像馬拉鬆長跑進入了艱苦相持的中程階段，少數真正具有潛力和素質的頂尖選手脫穎而出，成了一馬當先的佼佼者。而在這中間，莫言、周濤、朱蘇進無疑又是最為人矚目的三位翹楚。
我稱莫言（1956年出生）、周濤（1946年出生）、朱蘇進（1953年出生）為“新軍旅作家三劍客”。
“三劍客”中，或如朱蘇進以“耐力”見長，起步穩健，均速行進，占據了前鋒位置就當仁不讓，或像周濤以“後勁”取勝，逐漸加速，後發製人，後來而居上；或者幹脆就像莫言以“爆發力”而得逞，突如其來有似天馬行空，留下一道奔影絕塵而讓人難望其項背。如果說莫言的方式是不怕熱鬧，越熱鬧越刺激，越刺激越來勁，於百舸爭流人潮奔湧中水漲而“船”高的話，那麼朱、周的方式則是耐得寂寞，愈寂寞愈自信，愈自信愈沉著，在幾經潮漲潮落之後水落而“石”出……總之，各有各的絕招，卻都以獨特的藝術才華和創作實績先後躍上了新時期軍旅文學的巔峰，並且毫無愧色地步入了當代中國優秀作家的行列，為新時期文學的繁榮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而且，他們三人的創作又非常巧合地涵蓋了幾種最主要的文學樣式：小說、散文和詩歌。或者再擴大一點視界，從大文化的角度看，他們三人也各有其典型性：莫言是一個鄉村生活的新浪漫主義者；朱蘇進則是新型軍官階層理想的代言人；而周濤呢，又是馬背民族與漢民族雙重文化背景薰陶出來的歌手。因此，選定他們三位進行一番平行展開式的比較研究，做一點傳記和心理批評，探討一下他們的創作道路、個性及風格，客觀公允地評價其過去，心平氣和地分析其現狀，實事求是地指出各自的優長和局限，其意義恐怕就不拘周於“三劍客”本身或者青年軍旅作家群體乃至一般軍旅文學運動的範疇了。
當然，我之所以比較自信地敢來評說他們三位，還有一個私下的原因，即作為朋友，我對他們都比較熟知——我和朱蘇進同為原福州軍區的炮兵，相識有近20年的曆史；莫言成名前後，我們同窗兩年，也可算得是朝夕相處了；與周濤見麵最晚（1986年），卻也是氣味相投，一拍即合，傾蓋如故，相見恨遲。——“熟知”就帶來了解和關注，睹其文思其人，見其人想其文，互為觀照和印證，就有可能做到像魯迅所說的“知人論世”。譬如，據我觀察這三位的個性既卓然不群而又迥然有異，周濤是直率狂放，朱蘇進是孤傲矜持，莫言則奇詭莫測……
舉一個小例子。
約五年前，當我最初認定“三劍客”時，有一次親口把這個看法告訴了周濤。他聽完之後，立馬眼放精光，鄭重地伸出一根手指，在我的鼻尖上方一點一頓地說——“我非常讚成你這個看法！”當即令我心中大呼：“除了周濤，誰能這樣？若不這樣，又怎是周濤？”
我沒有就“三劍客”問題和莫言、朱蘇進交換過看法。但這並不妨礙我推測一下他們的“即興反應”。
莫言可能會撇一撇嘴，撇下兩個字：“狗屎！”
朱蘇進則有兩種可能，或者矜持地笑而不語，或者舌尖輕輕一彈，吐出一個反問：“是嗎？”
——是嗎？信不信由你。
但是，你卻盡可以據此回憶一下你所認識的“三劍客”其人，或者你所曾讀過的“三劍客”其文和那字裏行間躥動著的那一股於“精氣神”。
現在我想的是，麵對這樣的“三劍客”，我們的討論有沒有可能變成一件既富於意義而又不乏情趣的事情呢？
試試看吧。
上篇：“三劍客”文學創造的意義與影響
朱蘇進：在綠色王國裏金雞獨唱
朱蘇進是幸運的。他1973年開始發表作品（時年20歲），與年長他七歲的周濤同時，比小他三歲的莫言早了10年。而他24歲便當上了專業作家這一點，即使是在全軍範圍內也無人可比。雖然差不多過了10年他才寫出真正讓文壇認可的成名作《射天狼》，但他前此階段幾乎全部的練筆之作都得以順利發表（其中還包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兩部長篇《懲罰》和《在一個夏令營裏》），無疑是激發他創作熱情的助燃劑，不僅一次又一次地強化了他的文學自信心，而且客觀上把他推向了即將到來的新時期軍旅文學運動的最佳起跑線。
1982年，《射天狼》的發表和在當年度的全國中篇小說評選中得獎的意義是雙重的。對朱蘇進個人來說，這是一部轉捩之作，它一方麵掙脫了以往深重的政治文學的陰影，顯得清峻而脫俗；另一方麵開始顯露了作家的個性，顯示出一種冷峻凝重的“鐵蒺藜”式的審美風範。而對新時期之初的整個軍旅文學運動來說，這也是一部扛鼎之作，它不僅和《西線軼事》、《高山下的花環》鼎足而立，使軍旅文學蔚成氣候，更具意義的是，它無意中以獨到的題材選擇開辟了一條反映當代和平時期軍營生活的重要戰線，與由《西線軼事》和《花環》開辟的當代戰爭（南線）的另一重要戰線成犄角之勢，共同形成了新時期軍旅文學運動的最初格局。因為《射天狼》，朱蘇進和李存葆成為此一階段青年軍旅作家群中的雙壁。
朱蘇進沒有辜負軍旅生活和軍旅文學對他的厚愛與滋養。他和夢繞魂牽於北中國那片汪洋血海般的紅高粱的莫言不一樣，他和縱馬嘯吟於大西北長天闊地中的周濤也不一樣，他將展示自己全部才情的舞台牢牢限定在腳下這方綠色的軍營之中，他決心就在這裏打一口“深井”。狹義地講，他是最“正宗”的一位軍旅文學作家。繼《射天狼》之後，他基本上以每年一部的速度連續推出中篇小說《引而不發》（1983年）、《凝眸》（1984年）、《戰後就結婚》（1986年），《第三隻眼》（1986年）、《欲飛》（1987年）、《絕望中誕生》（1989年）、《金色葉片》（1990年）和長篇《炮群》（1991年）。作品數量雖然不多，甚爭可以說很少，但這恰恰說明了朱蘇進創作態度的嚴肅和審慎。他的作品的少而精向來就有很好的口碑，在軍中被視為這一方麵的楷模，常與張承誌、阿城等少數幾位極為嚴謹的作家一遭被人談論。80年代中，他的幾部主要作品幾乎是一篇一個水準，一部一個台階，以一種毫不含糊的征兆和十分顯見的幅度不斷地邁向更加雄闊和深邃的藝術大境界。（《炮群》開筆於1989年，完成於1990年，亦可視為其80年代創作的一個總結。進入90年代以後，他的小說發生了一些比較新鮮而複雜的變化，這一點我留待最後來談。）而且，朱蘇進的“邁進”主要不表現在形式結構的探索或技術操作的更新等方麵，即便在小說文體革命最具轟動效應的80年代中期，他仍然毫不動搖地孜孜矻矻於當代軍人內涵的表現與挖掘；從最初提出當代和平軍人的理想設計與現實失落、無私奉獻與自我價值等一係列軍人的職業矛盾，到經由這樣的層麵突進和逼近人的本體、人性的內核以及人的根本的生存困境等哲學思考，最終又超越了軍人職業，超越了社會政治、文化的一般價值判斷，從而不斷走向開闊和永恒。就此而言，朱蘇進實在是軍隊作家中不可多得的一位思想者；在關於和平時期職業軍人命題的形而上思考方麵，幾乎無人能與他比肩。因此，他的每一部新作問世都標誌著一個新的高度，或者說都給出了一個新的思想，供不少軍中寫手去吞噬、去消化。而要突破這個標高，又往往隻能期待他本人來完成了。
與朱蘇進在“形而上”（提煉思想）方麵達到的高度成正比的是，他在“形而下”（還原生活）方麵所取得的深度完全與之相當。也就是說，以他天生的軍人氣質、血緣的對軍人職業的酷愛和七年紮紮實實的連隊炮兵的生命體驗，他可以毫不做作毫不費力地寫出槍炮的脈搏和呼吸，他的筆尖自然流淌出來的就是軍人的勁道、氣韻和風骨。而要把這一切做得同樣漂亮，舍朱蘇進其誰？“形而下”的深度升華支撐了“形而上”的高度，而“形而上”的高度又反過來照亮和推進了“形而下”的深度，二者在兩個方向上拉開的距離越大，由此形成的藝術場所產生的張力就越強。朱蘇進就是立足於這樣一個極富磁性的藝術場之中央，在當代和平時期軍人生活的綠色王國裏做著“金雞獨唱”式的小說操練表演。
說他“金雞獨唱”也並不是說在這個領域中沒有別的聲音，而是說由於他的聲音特別高亢、嘹亮、尖銳而富於穿透力；也並不是沒有人想仿效這種聲音，但這種聲音實在是太難以仿效了。在軍旅文壇上，從來關於朱蘇進的議論、討論和爭論難道還少嗎？大家對他的興趣由此可見一斑。然而，又有幾人能得其精髓甚至得其皮毛呢？名家都是善於仿效的，但名家並不都是適合被仿效的。朱蘇進就難以被仿效（相比較而言，莫言倒是一個更易於被仿效的對象）。朱蘇進難以被仿效的原因之一就在於他的深刻（關於他“深刻”的成因，我將在下一節展開分析）。他對中國當代和平時期職業軍人的體驗、把握與理想傳達的深度，甚至都影響了他的作品被接受和認可的廣度。也就是說那些缺乏軍旅生活磨練的非軍人和不抱職業軍人理想的普通軍人，要完全進入朱蘇進的世界必須是有一個過程的。現實地看，朱蘇進筆下的軍人世界也許是太超前了，太過於個人化和理想化了；但是審美地看，它又是極其典型化和風格化的。朱蘇進的軍旅文學世界創造是一粒“緩釋膠囊”，它的藥性和力量將會隨著時問的推移長久地漸漸地釋放出來。
周濤：神山中放飛的稀世之鳥
《稀世之鳥》是周濤1990年出版、1992年獲全國性獎的那部散文集的書名，但用它來比喻周濤的整個散文創作卻更為恰切。
周濤的散文就是一隻翱翔並雄視當今中國散文世界的珍奇的大鳥。這隻鳥既來自西部邊陲那些銀光閃爍充滿神性和神喻的“神山”，也來自以《神山》為代表的周濤的全部詩歌創造。“稀世之鳥”是站在“神山”的峰巔上起飛的，它因了“神山”的托舉和映襯才飛得如此高遠，也顯得更加“稀世”。
今天我們來談周濤，當然主要應該談周濤的散文，但是談周濤的散文又不能不先談周濤的詩歌，而且這樣來談絲毫不含有輕視周濤詩歌的意味。相反，我高度評價周濤對“新邊塞詩”尤其是對新軍旅詩的重要貢獻。《神山》獲1984年全國優秀詩集獎，既為新軍旅詩在新時期詩歌格局中爭得了一席位置，同時也奠定了周濤作為繼李瑛之後對青年軍旅詩人產生廣泛影響的承前啟後的醒豁地位。但是，即便我們如此充分地估計詩人周濤的意義，頂多也還隻能說他挾西北重鎮或軍旅幹城，而放置於整個新詩潮運動中加以考察，他顯然還難以進人最具影響力的個位數行列，隻能躋身於二位數的隊伍。究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由於他精神上的超然與飄逸使他不大善於敏感、深刻而強烈地反映出某種時代情緒。通觀他的詩作，幾乎沒有一首能像北島（如《墓誌銘》）、江河（如《紀念碑》）、舒婷（如《致橡樹》）、楊煉（如《諾日朗》）甚至包括楊牧（如《我是青年》）們的一些名篇那樣激蕩出浩大的反響和共鳴而成為眾口相傳的代表作。二是由於他骨子裏的散漫與閑適使他疏懶於濤歌形式的創新，或者說比較缺乏形式創造的激情，以至於在這方麵表現中平，既不如同時的顧城、楊煉等人，更不如稍後的後新詩潮先鋒們，甚至也不會像比他年長的昌耀那樣能將現代詩藝與古典詩風熔於一爐而自成一格。而以上兩點要求又恰是新詩潮運動得以騰飛的雙翼，同時也反映了詩歌本質精神的或一側麵——前者凸出了詩歌內容的現實精神，後者則強調了詩歌藝術的先鋒精神。周濤在這兩個方麵的局限性毫無疑問地成為啟發和驅動他此後旋即轉向散文創作的潛在因素和反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