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看清一個大事件，需要有一個相應高度的觀察視角；而要想清一個大事件，同樣需要有一個相應高度的思想視點。李鳴生清楚地意識到，麵對著“亞洲一號”跨國界的飛行這樣一次國際間的高科技合作行動，僅僅駕輕就熟地沿用自已慣常的或歌頌奉獻精神、或弘揚艱苦創業精神、或升華愛國主義精神等思路來進行觀照與涵蓋，都恐怕是不能夠全麵和有深度的。他肯定是在對事件的不斷介人與不斷思索的過程中逐步喚醒與溝通自己的“星空鄉愁”和飛天夢想的玄思，最終豁然明朗和樹立起簇新的意識或觀念，即“我們都是地球人”，也就是一種超越“地球村”的所謂“宇宙意識”，一種終極關懷於人類明天的生存與發展的超前觀念。從這樣的意識與觀念出發，也就順理成章地把航天事業看成是全人類的共同事業，把開拓天疆視為全人類的共同使命。“中國箭”與“美國星”經過漫長而又曲折的曆史彎道終於走到一起無疑是社會的進步、人類的福音。“亞洲一號”的聯合發射不過是東西方人民攜手合作創造空間文明、走向明天的一支小小的序曲。當然，今天距離明天實際上還是十分遙遠的，簡直可以不誇張地說，遙遠如天上的星辰。關於這一點，在作品的第五部“我們都是地球人”中尤見得分明。從西方專家在中國西昌的土地上發生的那些諸如“倫巴、探戈與辣椒、蒜苗”、“有車不坐要騎車”和稀裏糊塗地用漢語唱“跑馬溜溜的山上，學習雷鋒好榜樣”等故事中，人們不難感受到，雙方在文化積澱、行為方式、價值觀念等方麵有著多麼巨大的迥異與落差。這也是作者的一種隱憂和他麵對世界發出的一種警示。
簇新的視點和超前的觀念就這樣將“亞洲一號”的發射不單單看作是東西方空間技術的一次合作。而同時也把它看成兩個民族、兩種文明、兩種情感之間的交流與溝通、碰撞與溶彙，從而升華出一種超越了事件本身的更為廣遠和恒久的思情與啟迪。但是，我仍然要遺撼地指出，這種觀念和意識在整部作品中充其量隻實現了一半。它並沒有水乳交融般地滲透於事件的全過程和全部作品的字裏行間，它隻是在諸如“我們都是地球人”等少許章節中得到適當的傳達；在更多的地方，這種觀念與材料之間是遊離或脫節的，觀念是靠作者直言不諱地喊出來的。這就減弱了了思想的穿透力與感染力。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我認為除了作者思想水準的主觀原因外，恐怕更與超前的觀念和沉重的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有關。這也許是我們苛求於作者的。
關於《飛向太空港》本身，我想說的就是這些。
我不做更多的說長道短是因為一方麵我覺得應該把更多的話留待作品問世以後讓廣大讀者去說，那樣會更客觀一些、更公正一些；二方麵也許是更主要的，我覺得把這部作品與整個的“航天文學”的夢想相比，畢竟是後者更重要——它不僅有可能讓李鳴生長其所長，真正在文學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還有可能為我們的文學大家族貢獻一個新的成員。因此我要說，《飛向太空港》隻不過是“航天文學”大廈中第一塊比較具有規模和質量的基石，李鳴生也不必對它抱有過高的期望值，而應該把更大的精力與心血投放到第二塊、第三塊基石的鍛造上——譬如他已開筆的長篇報告文學《走出地球村》。至於“航天文學”的創造，我再提一條建議：我們必須克分注意到它區別於其它文學的特質——“航天”——高科技，如果鍾情於它的作者不在加強文學修煉的同時下大氣力廣采博收，好學深思，日漸使自己學者化、“科技化”，要寫好“航天文學”恐怕其難也嗄嗄乎。順便說說我對“航天文學”的預測——可以套用一句名言來表述：夢想是輝煌的，道路是艱難的，前途是光明的。
祝李鳴生好夢成真！
（1990年11月）
8.照亮了天空的傳奇——龐天舒《藍旗兵巴圖魯》隨想
龐天舒在中篇小說《藍旗兵巴圖魯》的“作者附言”中寫道：“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我是滿人。那些與粟麵小窩頭一樣精致的古玩、服飾、禮儀像年深日久的醇香的黃米酒。我祖母的雪白的發髻挽得又高又漂亮，夏夜坐在涼台上，說起我們胡圖禮家族，說起我的一位鑲藍旗先祖……那許多傳奇把天空都照亮了。”
顯然，這不是人們一般所指的那種帶有編造性、刺激性的通俗意義上的所謂“傳奇”。這是一部包溶了滿族的神話、宗教、傳說和史跡，包溶了滿族的風俗禮儀、生活樣式和文化精神，包溶了一位滿族後裔的曆史血脈和當代情思以及詩學眼光的富於曆史的、文學的、審美的意蘊與創造價值的“傳奇”。這樣的傳奇不僅照亮了龐天舒童年的夏夜的天空，而且也照亮了龐天舒今天的創作的天空。
有不少人知道，龐天舒是一位文壇罕見的幸運兒，她少年成名，十五六歲開始發表作品並出版小說集。多年以來，輿論對她的評價更多地是持一種鼓勵的因而也就是比較寬容的尺度。人們與其說關注於龐天舒創作，還不如說熱衷於“龐滅舒現象”。事實上，在龐天舒為時不短的創作曆程和為數不少的作品裏也並沒有能經得住嚴格意義上的批評研究和品味咂摸的代表性作品。於是，在更大的範圍內，人們隻知有作家龐天舒，而不知其有代表作。隨著1985年以後小說的急劇變革與繁榮和龐天舒的相對沉寂所形成的鮮明反差，人們還往往容易聯想起中國的一句古話：小時了了，大未必佳。
現在，我們可以不假思索地說，《藍旗兵巴圖魯》是龐天舒當之無愧的小說代表作，而且它還可以為龐天舒證明——小時了了，大未必不佳。
毫無疑問，《藍旗兵巴圖魯》對龐天舒是重要的。它差不多是龐天舒迄今為止真正比較接近成熟的一部小說，它有力地幫助人們告別了“少女作家龐天舒”的過往影像，——盡管在前此階段，龐天舒的全部創作給人們留下了或清純、或優美、或委婉、或細膩、或溫柔的種種記憶，但終因作家涉世未深和閱曆不夠而總讓人覺著多少有些純而薄、美而浮、清而淺——也即有欠深刻和成熟的缺憾。以《藍旗兵巴圖魯》為標誌，龐天舒開始走向成熟與深刻。
《藍旗兵巴圖魯》一反作者往昔清、純、美的小說作風，給人的印象恰恰是雄強、粗獷、凝重和悲愴。這部作品以兩條線索交織推進。一條線以公元1619年春發生在遼東大地的那場關係到大明與後金（大清）國運的著名的薩爾滸之戰為宏大曆史背景，以真實的曆史人物後金大汗努爾哈赤和明山海關總兵杜鬆等為陪襯，於鐵騎滾滾旌旗蔽日屍橫漫野的古戰場中，強勁地推出藍旗兵巴圖魯剽悍而又蠻勇的戰神形象。這是一個活生生的戰神。從他在死人堆裏奇跡般地活過來開始，他就有如神助，先是收服一匹明軍的瘸馬，繼而聞馬嘶而思搏殺，以傷軀殘馬把堂堂的總兵大人杜鬆老將軍殺得拖刀落荒而走。他永遠地追趕著後金大汗的戰鼓，永不停息地尋找戰鬥，狂熱的忠誠和超凡的勇力幫助他俘虜一個滿族女人和斃殺五個漢兵之後，再次從那個漢女人的匕首下死裏逃生，最終彙入八旗大軍歡呼勝利的瘋狂慶典之中，以他滿身瘡痍的傷軀、如火如湯的舞蹈、精湛絕倫的武藝贏得了全體後金將士的喝采和努爾哈赤大汗的最高封賞——巴圖魯（勇士，亦為滿族神話中的英雄神）。
這個英雄神無疑是以後崛起於白山黑水間的那個能征慣戰的滿民族的一個縮影，他將“岩石的堅定，冰雪的冷酷，大森林勃發的生命力，和仙藥人參的奇功彙於一股”，焉能不把顢頇昏庸的大明皇朝打個落花流水，焉能不馳騁於馬上而得天下，最終入主中國？那個英雄已經成為曆史，可英雄的精神卻像太陽一樣照亮了龐天舒心靈的天空。她今天重塑與再現英雄的形象不啻是對一種雄強健邁剽悍的民族精神的懷想與呼喚。而英雄的夢想和祖先的血脈又似乎在一夜之間為龐天舒的筆灌注了陽剛之氣和雄悍之風，她前所未有地使用凝重剛猛刀劈斧斫般的油畫筆觸描繪她筆下的英雄和古戰場——“他攥住馬腿上的箭用力拔出，每拔一支，那畜牲就啞吼一聲，馬腔上的冰柱也劈叭炸裂，紛紛散落。薄霧被畜牲卷起的一股風帶走了，天空出現了。天一出現，地就闊了，荒漠無邊無際。空氣開始流竄，酣暢淋漓地傳播著透骨的冷意。北國荒原從大戰的昏迷中醒了，開始恢複坦然直率的呼吸，並暗示著一種涅檠之後的新的生機。遠遠傳來幾聲鹿鳴，悠悠鳧鳧地飄忽於天壤。不久，大塊大塊的雲被口光染得緋紅。生命又走進一天最燦麗的時刻。”——如此浩然大氣的開篇，使我們對“巴圖魯”和龐天舒本人都不得不刮目相看。
當然，這部作品如果僅僅有上述一條線，寫得再壯闊沉雄，也庶幾要等同於一部通俗意義上的“傳奇”了。然而，它還有與之對應的同樣重要的另一條線——如果說前一條線是歌讚滿民族輝煌的創業史，那麼這後一條線則是惋歎滿民族沉淪的悼亡曲。巴圖魯家族近300年後那個不足月的阿哥巴布阿一歲時還瘦弱得像隻小灰鼠，先祖的遺風在他身上除了一個鷹勾鼻子外已蕩然無存。他不僅自己三歲時就離不開大煙，到了14歲上竟連他心愛的寵物——一隻名喚“獅子派”的小洋狗也已抽煙成癖了。它“有了自個兒的一套煙具，一日不吸，便尾巴下垂，淚眼汪汪，精神萎靡”。這隻玲瓏而又有靈性的“神狗”真是顯赫而又龐大的滿族王府徹底敗亡的征兆。當它在肅穆的閱兵場上跳上都統大人的肩背扯其披風拽其胡須的時候，不僅讓它的主人、那個用錢買了個甲喇章京職銜和“一等射手”美譽的巴布阿出盡了洋相——“巴布阿隻得拉弓，擠出全身力氣，那該死的皮弦隻是彈了彈，箭劃了一個小弧就栽到腳邊。巴布阿連發數矢，箭在麵前五步處亂舞，鋪了一地。如此，皮弦還繃得手指滴血”——而且確實讓我們從中讀出了大清帝國氣數已盡的最後消息。寫“獅子派”，其實也就是寫巴布阿，寫整個滿清。從玩“獅子派”郝層出不窮的新鮮花樣中，我們分明聽到了帝國大廈牆傾柱折的一聲聲歎息，“獅子派”是精致的，作者描繪“獅子派”的筆觸更是精細的，從它的梳頭洗臉到抽煙進食不厭其詳，不勝其繁瑣。顯而易見，在前一條線中寫巴圖魯，作者運用的是洗練概括粗獷沉雄極富力度與色彩的油畫風格；而在這後一條線中寫“獅子派”（巴布阿），使用的卻是工筆手法，一種“羅可可”式的精縷細刻與臃贅瑣屑。這就是作者所追求的效果：兩條線索之間從內容到形式的鮮明的反差、強烈的對比和巨大的張力。
調和這種反差與對比和支持這種張力的是後一條線索中的那兩個“薩滿”（巫師）。他們集神話、傳說、宗教禮儀和民族精神於一身，他們活動於“現在時”（即第二時空）卻又隨時可以進入“過去時”（即第一時空）、“鬼神附體”與先祖巴圖魯同在。他們是宏大強勁的曆史活力對貧弱現實的一種遺傳、一種灌注、一種拯救和一種期待。但是，通過他們最後葬身於焚燒洋人教堂的熊熊大火的畫麵，作者也意味深長地提醒人們：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一個民族要立足於世，光靠勇氣和蠻力是遠遠不夠的。（差不多與他們殉身火葬的同時，僧格林沁王爺驍勇精銳的滿蒙鐵騎不是在洋槍洋炮麵前頃刻灰飛煙滅了嗎？）他們作為先祖的魂魄，在曆史與現實之間如風般的穿走，使作品中截然對立的兩條線得以中和、諧調，渾然完整而又充滿彈性。構成了一個雄渾而悲愴的樂章。此外，作者對於他們的那些極富滿族文化風情的諸多描寫。又給作品增添了一層關於滿民族的曆史、風俗、宗教倫理等方麵的學術色彩。
作為一個滿族後裔，龐天舒第一次對自已民族幾百年的興衰史做出了獨具藝術個性的肢解與整合。她堅信滿民族從輝煌到沉淪這個嚴肅而又浪漫的過程完結之後必定還能再生出一股遒勁的精神活力。她渴望將這股活力彙入到今天我們整個中華民族邁向現代化的偉大進程之中。她決心用自己的筆為此做出努力。這充分表現了一個作家的曆史使命感。也給她的創作帶來了新的轉機，實在是值得我們為之慶幸的事。我曾經撰文分析女性軍旅文學羸弱的現實，認為她們優越的家庭、平淡而單純的個人經曆並且津津樂道於其中是造成她們藝術視野局促、小器的重要原因之一（龐天舒就十分典型：出身軍人家庭，少年從軍當舞蹈演員）。今天龐天舒創作題材的轉換所帶來的藝術氣象的開闊亦可看作是對我的觀點的新的支持。從這個意義上說，《藍旗兵巴圖魯》不僅照亮了龐天舒今天的創作的天空，而且也照亮了她明天的創作的天空。換言之，《藍旗兵巴圖魯》是龐天舒今後漫長創作途程中的一抹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