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粉限帶別盯住香港不放
觀察
作者：宋鑫陶
當大眾的目光緊盯住香港的“限帶令”不放，人們是不是更應該多從自身找找原因？為什麼人們要一窩蜂地去香港搶購？為什麼對國產奶粉如此沒有信心？為什麼國產奶粉總是頻發質量安全危機，多年的治理和監管始終不見成效？
3月1日，中國香港政府製定的《2013年進出口（一般）（修訂）規例》正式生效。按此規例，任何人如輸出配方粉（除法例另有規定外），必須取得由工貿署署長根據《進出口條例》發出的出口許可證。沒有出口許可證的個人，每人每日限帶不多於1.8公斤的奶粉（約兩罐）出境，若違反有關規例，最重可麵臨50萬港元罰款及兩年監禁的處罰。
眾所周知，此期例主要是為了限製內地民眾的搶購，也由此引發了眾多內地人的不滿。他們紛紛指責嬰兒奶粉作為一種普通消費品，不該被限製，此先例不應開；指責香港地區作為WTO的成員，這一行為與其鼓勵自由貿易的原則相違背；指責“限帶令”會像之前限製內地人“赴港生子”一樣，加劇香港人和內地人之間的矛盾。
當大眾的目光緊盯住香港的“限帶令”不放，緊抓住香港人的“自私”和“狹隘”不放，糾結於自由貿易這一原則的時候，人們是不是更應該把目光從香港和香港人身上挪開，多從自身找找原因？為什麼人們要一窩蜂地去香港搶購？為什麼對國產奶粉如此沒有信心？為什麼國產奶粉總是頻發質量安全危機，多年的治理和監管始終不見成效？
港府的“限帶令”自有其可取之處。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先在接受內地媒體采訪時強調，限帶不是在民意下的過度反應，而是民生，“你要知道在當時的香港，包括現在，當時我們見到的每一個人都在談論這個事情，那是生活，不是民意。我碰到每一個人都很緊張，baby的奶粉是太重要的一個事情。”
限帶當然不是目的，隻是一種過渡性的舉措。畢竟一種消費品在短時間內出現大量短缺的情況下，市場不可能快速地通過自身的調節達到供需平衡，供應鏈的完善和供需平衡都需要一個過程。何況因為遭搶購，奶粉都被香港政府考慮列為法定儲備食品，成“戰略物資”了。
回過頭看內地國產奶粉和市場環境。讀者想必都還記得去年5月份的“乳製品質量安全”研討會上，中國乳製品工業協會理事長宋昆岡表示，中國乳業處於“曆史最好時期”。而就在這之後兩個月，南山5個批次嬰幼兒奶粉被廣州市工商局抽檢出含有黃曲黴素，深陷“致癌門”。自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重創國產奶粉市場以來不斷積累和恢複的消費者信心再次遭受重挫。
不論相關部門如何將“曆史最好”的結論依附於其所謂的技術上最先進、世界上最嚴格的第四代標準，誇讚國家監管係統多麼完善有力，信誓旦旦地宣稱安全保障體係多麼完善。可事實總是勝於雄辯，再天花亂墜的說辭在無可爭辯的事實麵前，也會顯得蒼白無力。
於是有人感慨，一個GDP總量全球第二的國家，買奶粉還要跑到我國香港和澳門地區，以及日本等國家，這實在是太悲哀的事情。也有在境外搶購奶粉的內地人被取笑，“你們連安全的奶粉都沒有，再多的GDP也丟人。”
“盡管有數據表明有99%的奶粉合格，但是，差不多也有這麼多人不相信國產的奶粉。”事實是，誰能保證那1%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自我標榜的質量保證和不斷曝出的安全危機，累積造成的結果就是，國人對國產奶粉的越來越不信任。
港府規例生效第二天，國家工商總局局長周伯華在談及內地奶粉質量時，“幾欲落淚”；在抽檢產品不合格後，奶企也才願意承認自己的生產問題；在屢被民眾問責後，相關部門才承認自身監管不力。相關單位和部門總是事前不作為，事後亡羊補牢，補了東牆還漏了西牆。試問，這樣的信任從何建立？一個從來不以身作則的企業，又如何保有誠信競爭力，保有產品的品質和質量安全？
信心的恢複，不是靠一份宣稱“曆史最好”的質量報告，不是靠落淚引發的同情，更不是靠舍本逐末的狹隘爭論。信心的恢複，隻能靠從奶農到乳業企業，以及國家相關部門對奶粉生產上下遊環節的嚴格把關、監督與自我監督。隻有奶農不摻假、造假，樹立自我的質量和安全意識；隻有企業嚴控質量關，注重誠信競爭力；隻有相關部門切實負起監管責任，才能從根本上消滅不合格的1%，建立和健全一個100%的可靠市場，才能真正換回國人對國產奶粉的信心。
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也許才配談“曆史最好”，更不會為“限帶令”這樣的規例所掃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