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其他較為嚴苛的官吏中，乾隆反複闡明寬仁，讓他們以休養百姓為己任。廣東布政使薩哈諒奏辦理征稅情形，乾隆下諭說：“征稅擾民之弊，朕深知之，看汝辦理情形，仍蹈苛刻之習矣，但朕特降寬大之旨者，原欲使百姓實沾恩澤，若汝等稽察不力，徒飽官吏之私，而百姓不被其惠，則汝等地方大員之罪不可逭矣。將此旨傳爾督撫知之。”除此諭外，乾隆還分別給四川總督黃廷桂、廣東巡撫楊文斌、福建布政使張廷枚等下諭，要他們減輕百姓負擔，不要做那些急功近利，苛刻百姓的事。他說，對那些“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此則拂人性、逆人情者”，要嚴以查辦，不能姑息養奸，擾害良民。
在清除嚴苛的官僚時，除王士俊、許容外，因“嚴刻”被處置的官員還有很多。山東文登知縣王維幹杖斃二命，“殘忍刻薄，如瘋如狂，肆無忌憚，且創設不經見之非刑，草菅民命”。乾隆聽說後，讓巡撫嶽嚴審定擬具奏，斥責說：“似此酷劣之員，身為巡撫，何以不行查參？著伊明白回奏。以次奉旨嚴審，不得回護前非，絲毫容隱，自幹嚴譴。”
對一批推崇嚴刻政治的官僚加以處分，表明了乾隆通過法紀來維護自己政治革新的決心。他決計殺一儆百，讓其他對新政不滿或存有疑慮的大臣官僚們明白，不守新規、不行新政的人下場會和王士俊等人一樣。對嚴苛官員的處置，為他施行新政進一步廓清了道路，使新政在短時間內就收到很好的成效。乾隆曾反複強調過：“安良必先除暴，容惡適足養奸，此為察吏之法。”也正是在這種謀略之下，他對“奸”者毫不留情，對“惡”者懲除務盡，從而促進了臣民的向心力、凝聚力的生成。
4.不容敷衍了事
敷衍了事，是欺人行為。乾隆力戒大臣有欺隱行為，他對那些苟且塞責以圖了事的大臣，絕不寬容。
在明清兩朝交替之際，有許多明朝降將在前朝政治腐敗、軍事瓦解的情勢下棄暗投明，反戈一擊，成為新朝驍將，為推翻明朝，建立大清帝國立下了不朽功績。在當時，是降清之臣，還是抗清之臣原是清初衡量人們政治立場的主要標準，為此，乾隆采取了“秋後算賬，以正視聽”這一才智，卻把這個標準改成忠君與否，也即舍棄了政治色彩，變成了實用主義的道德準則。
在乾隆四十一年，乾隆決定按照忠君標準，重新評價那些降清的明朝官僚為貳臣，編纂《貳臣傳》。乾隆不以功利主義評論他們為清朝立下的汗馬功勞，反而斥責這些變節之臣“大節有虧”，就這些人“遭際時艱，不能為其主臨危授命，輒複畏死幸生，麵見顏降附，豈得複謂之完人？”也即對他們的品質提出了質疑。《貳臣傳》專把在明清兩朝做官的人收錄其中，以為“萬世子孫樹綱常。”乾隆還指出“所以致有二姓之臣者，非其臣之過，皆其君之過也。”原因即是明朝皇帝昏庸無能，而使那些有才有德的明朝臣子投靠了新主人。《貳臣傳》又分甲乙兩編：甲編中是那些效忠於清朝的明朝降官；乙編中是在明清兩朝雖都為官，卻兩不孝忠的厚顏無恥毫無建樹之輩。在《貳臣傳》中共收明末清初人物一百二十餘人，其中人物又可分為五種類型。乾隆下諭要編纂人員對這些降臣加以區別：“入貳臣傳諸人詳加考核，分為甲乙二編，俾優者瑕瑜不掩，劣者斧鉞凜然。”
列入甲編的人物中有原為明朝低級官員，後因功而被清朝升遷的降臣；也有在明朝時已居高官，而降清後仍受重用的降臣。如李永芳是明朝萬曆末年的一個小遊擊，清軍進攻撫順，李永芳未戰即降，成為明朝官吏降清的第一人。李永芳降清後為清軍滅明獻計策，功勳昭著，曾被免死三次，他的兒子也為清軍重要將領。到了乾隆朝時，李永芳的四世孫李侍堯又深得乾隆信任，任為督撫大員。即使對清朝有這樣多貢獻，李侍堯世家幾代人仍因李永芳降清一事而被乾隆列入貳臣之行。乾隆對此的說法是：“律有死無貳之義，不能為之諱。”
洪承疇乃是在《貳臣傳》甲編中讓乾隆心裏有些矛盾的人物。洪承疇在明崇禎朝，官至延綏巡撫、陝西三邊總督加太子太保，他曾為明朝撲滅農民起義而立下大功，深受崇禎推崇。為抗清，洪承疇又臨危受命奮勇殺敵，卻戰敗兩次被俘，最後，終於在被捕中降清。降清後，又因受皇太極賞識，成為清軍統一全國的得力幹將。因崇禎帝對洪承疇也極為重視，在對清軍的戰役中，崇禎帝曾因誤聽說洪承疇戰死，竟賜祭十六壇，並在城外建祠，準備親臨祭奠亡靈。可見洪承疇確實為一代將才，竟受兩朝皇帝推愛。對於洪承疇的評議，乾隆也比較為難，他既指出洪承疇投降叛節，又說他“雖不克終於勝國，實能效忠於本朝”，“則於洪承疇等可深譏焉”。
以洪承疇這件事可以得出乾隆評價忠臣時，連誓死效忠於大清、並對大清做出傑出貢獻的降臣，仍不願屈就稱他為忠君之士，而把他列入《貳臣傳》，可見所宣揚的忠臣的要求又有多高。為本朝和後世的正統道德著想，他為做人臣之道立下了十分嚴苛的規矩。
被編入《貳臣傳》乙編中的人中，有在明清兩朝均為高官、卻是兩朝奸臣的馮銓等人；也有雖在兩朝做官，卻在暗中又詆毀清朝的，其中最為出名的是錢謙益。
說起馮銓其人。馮銓在明朝曾賣身投靠大宦官魏忠賢，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後因魏忠賢倒台而受牽連，被削官為民。清軍入關後征明官入朝做事，馮銓又以大學士原銜入內院佐理機務，但他仍舊習不改，聲名狼藉。乾隆對馮銓之類甚為反感，說對他們隻是“不得不加以錄用以靖心”，可惜“再仕以後，唯務麵見顏持祿，毫無事績足稱。”
錢謙益是明末清初的著名詩人，明朝萬曆年間的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後為禮部尚書。清軍進入南京時，錢謙益是迎降清軍的明臣中官階最高的人，他降清後仍為禮部侍郎，並任明史館副總裁，但在錢謙益所著的書中，卻攻擊清廷統治。對他的人品乾隆極其厭惡，譏諷他的詩作隻配去蓋酒壇子，根本沒有資格自比高潔。早在編纂《貳臣傳》之前，乾隆就說：“錢謙益果終為明臣守死不變，即以筆墨謄謗，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為本朝臣仆，豈得複以從前狂吠之語刊入集中！其意不過欲借此掩其失節之羞，大為可鄙可恥。”在他的《觀錢謙益初學集因題句》一詩中，乾隆寫道：“平生談節義，兩姓事君王。進退都無據，文間那有光。真堪覆酒甕，屢見詠香囊。末路逃禪去，原為孟八郎。”
除此之外，乾隆還下令在全國範圍內燒毀錢謙益的作品。指出：“錢謙益輩，尤反側僉邪，更不齒於人類矣。”
乾隆十九年九月，乾隆東巡歸京時途經寧遠城，見祖氏石坊，有感於祖氏兄弟祖大壽、祖大樂二人立於明而降清，便作《題寧遠祖氏石坊》詩嘲諷之。詩雲：“火遂謹寒更烽侯，鳩工何暇尚逍遙。若非華表留名姓，誰識元戎事兩朝？”原來這是明崇禎十一年，皇帝為祖氏兄弟建了兩座石坊表彰他們的忠孝節，可是崇禎十五年鬆山之戰時，祖氏兄弟卻叛明降清了。乾隆認為這兩人已經變節，旌表石坊猶存，這簡直是曆史笑柄。而事實上，祖氏兄弟隆清後，對清朝忠心耿耿，並無二意，可乾隆仍對他們心存譏諷。在事清的漢族官員中，像祖氏兄弟這樣的貳臣，有不少人以死效清，然而乾隆為標榜其正統忠君思想，仍把他們列《貳臣傳》中，讓後人評說其是其非，可見他臧否人物之用心仍在於維護清朝統治利益，他這一代清朝的利益，卻以封建傳統道德和思想來封鎖不利於自己的一切言行。十一敬業是成大事之本十一、敬業是成大事之本任何人缺乏敬業精神，都不可能做好工作。領導也是這樣，而且要比一般人更加敬業，才能凝聚成一個強大的團隊。這一點是無可爭議的，更是不能不做到的管理關鍵。
紀曉嵐的領導心智是：做事必須以敬業為本，不能敷衍了事。隻能精益求精，就可以贏得信任。
1.越謹慎越放心“謹慎”兩字永遠是智慧型領導者不可丟的關鍵。你想，你過於放達，就可能走上險道，走到懸崖邊。反之，你謹慎了，想一步走一步，就能夠避免麻煩。
作為重臣的紀曉嵐屬於那個時代，經曆“精神淩遲”的文網之劫，落馬者比比皆是，網外的更是惶惶度日，如履薄冰，紀曉嵐屬於後者，以致“立久心茫茫，悄然生恐懼”。因此他認為：對自己越謹慎，才能對自己越放心。
紀曉嵐編纂《四庫全書》之時，總有如履薄冰的感覺，這不僅僅是乾隆對編纂工作的挑剔，更嚴重的是在編纂《四庫全書》過程中大興文字獄。
文字獄的興起幾乎是與編纂《四庫全書》同步的。乾隆編纂《四庫全書》名義上是為了“稽古右文”、“嘉惠士林”，也就是說，對曆代典籍進行整理，以方便士子閱讀。而實際上，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目的，就是統一全國的思想，為其集權統治服務。所以，在乾隆三十七年正月發布諭令，在全國範圍內“搜集古今群籍”之後不久，就開始了查禁“違礙”書籍的運動。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乾隆降下這麼一道嚴厲的諭旨：為什麼各省進呈的一萬多種書籍中竟然沒有“稍有忌諱之書”？豈有這麼多的遺書中“竟無一違礙字跡之理”？況且明季野史甚多，其中“必有抵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在上諭末尾，乾隆以嚴厲口吻宣布：若此次傳諭之後，再有隱諱存留，則是有心藏匿偽妄之書，日後別經發現，其罪實不能宥，承辦之督撫等亦難辭咎！
此後文字獄案掀起高潮。幾乎每月都有文字獄案，罪不容赦的大案一年也有十幾起。乾隆上諭的當年九月即有直隸人王進獻書帖案，並牽涉總纂官紀曉嵐。
本來，由於當時實行高壓政策，編纂古籍就麵臨著極大的危險，稍有不慎，誤將禁毀書編入四庫全書中，都可能被視為有意隱瞞禁書，對本朝不滿，更何況哪些該禁該毀，並沒有一個標準尺度，完全憑乾隆的旨意。
麵對如此形勢，紀曉嵐特別小心謹慎，他先是積極響應獻書號召，將自家幾代人積攢下的善本貢獻朝廷。據記載，當時全國朝野獻書超過五百種以上者有四家，超過百種者共九家，而且絕大多數為江浙人。北方藏書之富者首推紀曉嵐，進呈書籍共105種，其中著錄者62種，存目者43種，因此獲頒賜內府所印《佩文韻府》一部。紀曉嵐給乾隆的印象是盡職盡忠的。但盡管如此，王殉的獻書案險些將紀曉嵐打入地獄。
《四庫全書》編纂時，各家私人著述經纂修官審訂後也收入其中，這當然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因此，在編纂期間，不斷有人將自己的家藏書或私家著述送呈書館。
王是直隸鹽山縣回民，乾隆三十九年，他派其兄王琦進京投遞字帖於戶部侍郎金簡，內有詩文三本，又稱家中有神書係《滕王閣序》文，又有神聯一對，俱係乩仙筆。由於當時文字獄已興，金簡對此十分敏感，就上奏朝廷。乾隆立即將王琦逮捕，隨後又將王押至京師審訊。王在供詞中牽連紀曉嵐：
我祖上有乩仙的字圍屏十扇，為乩仙所書，上寫《滕王閣序》……還有“鬼神鹹欽”四大字。固有翰林紀昀是獻縣人，我平素慕他才學，又當日講鸞時乩仙有雲：“紀翰林與王俱是聖門弟子，紀昀是子貢轉世，王是顏回轉世”之語。我想紀昀如今做了翰林，遂欲將仙書仙字給他。三十七年差家人張文禮送與紀翰林，因我備一單帖，紀翰林說我小看他了，不肯收下。張文禮回來告訴我，因此我就擱起來了。
去年十二月內，有紀翰林家先生趙子建也是鹽山縣人，與我交好，他到我家說，紀翰林現在纂書，叫我將這字仍送給他，隻要用手本，不可講價錢，他自然收了。我於三十九年正月，又將仙字及所做的一篇文章，仍差張文禮送來。紀翰林說：“這鸞字是四十餘年之字體，因何不早送來？”仍然不收，發回來了。因此，我因紀翰林不肯收，隻得各自做文各自進呈，遂按字跡做了書四本，這四本書是從前紀翰林沒有見過的，其中俱是申明四書大義的意思。又有對聯一幅，也是仙筆寫的，我也抄錄下來……我進這書，原為皇上是孝友之君，我句句都是尊君明大義的話，皇上必定賞我追封先人之意。再，我因紀翰林不收我字，原心裏氣他，隨於文內寫出“求皇上差紀翰林去取神書神聯上來”之意，並無別的情由。
十一月大學士於敏中等定擬具奏，以王“讀書不就，遂捏造乩仙對聯字幅，希圖哄騙銀錢，甚至敢於編造悖逆字跡，妄肆詆毀本朝，尤為喪心病狂，情實可惡”，應照“造作妖書律”擬請旨即行正法；王琦發往烏魯木齊給兵丁為奴；陳洪書以失察，照溺職例革職；千總張成德、外委張仁德曾接書，應杖罰。狂悖書詞四本燒毀。得旨：“王著即處斬。餘依議。”
或許因紀曉嵐近來表現不錯，或者是考慮到正是用人之際，乾隆皇帝這次並沒有深究此事。但此案讓紀曉嵐大為恐懼。
在編纂《四庫全書》整個過程中，紀曉嵐幾乎每夜寒燈閃亮，做每字必親自審閱，不敢有絲毫的馬虎和懈怠，或許他有忌諱，但作為一個大興文字獄的時代，稍有不慎，被文網之劫罩住的事情都在所難免，不能不說紀曉嵐發出“立久心茫茫，悄然生恐懼”的感歎是可以理解的。
2.進退維穀，“嚴”字當頭
大家都讀過《三國演義》，都知道進退之術在戰爭中的運用，同樣在為人處世方麵，這種進退術也是不可缺少的，甚至比戰場更需要，因為人與人之間的不安全因素往往都是潛在的。編纂《四庫全書》，曆時十幾年，紀曉嵐明白，他猶如獨木橋上的一輛獨輪車，腳下就是萬丈深淵，在這進退維穀的十幾年，紀曉嵐隻有謹小慎微，事必躬親，“嚴”字把關。
乾隆皇帝為顯示自己的高明，賞罰往往出自意外。在編纂《四庫全書》的十幾年歲月裏，紀曉嵐時刻感到他的頭上懸著一把劍，他隨時有可能成為冤鬼。因為乾隆帝完全按自己的“意旨”行事，大臣們想揣測也很難。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乾隆就紀曉嵐等人所進呈宋人李薦《濟南集》中《詠鳳凰台》詩中直呼漢武帝其名的問題，大為光火，諭旨責飭紀曉嵐說：秦始皇焚書坑儒，其酷虐不可枚舉，號為無道，秦後之人深惡痛絕，因而顯斥其名，尚為不可……至漢武帝在漢室尚為振作有為之主，且興賢用能，獨持綱紀，雖黷武惑溺神仙，乃其小疵，豈得直書其名，與秦政曹丕並論乎？要求立即改正。
本來，在修書進程中，禁毀書就是一個十分敏感的話題。現在，乾隆居然指責紀曉嵐將漢武帝列入秦皇一列，是顯存不公，譏諷“秦火”之事。這一驚非同小可，紀曉嵐有點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感覺，甚至可改可不改的他也改，在“疑似但他學會了”嚴字訣。
作為總纂官，紀曉嵐的日子的確不好過。由於當時清王朝是少數民族建立的，乾隆帝對“夷狄”之類字眼十分敏感，單這方麵的文字獄就有幾百起之多。紀曉嵐對此十分小心，當他發現《四庫全書》中仍有“夷狄”字樣時，便小心翼翼地改正。誰知，這又惹得乾隆大為惱火。
同年十一月十四日，乾隆在上諭中說：
昨日披覽四庫全書館所進《宗澤集》內將“夷”字改為“彝”字，“狄”改成“敵”字，昨閱楊繼盛集內改寫亦然，而此兩集內又有不改者，殊不可解。“夷狄”二字屢見於經書，若有心改易，轉為非理。如《論語》“夷狄之有君”，《孟子》“東夷西夷”，又豈能改易！亦何必改易！宗澤所指係金人，楊繼盛所指係諳達，何所用其避諱耶？
皇帝要求將類似問題加以糾正。吏部承旨，要嚴議紀曉嵐之罪，乾隆還是網開一麵，特批免罪。
然而，常在河邊走，怎能不濕鞋？乾隆五十二年紀曉嵐又犯了同樣問題。是年三月十九日上諭說：“李清所撰《諸史同異錄》書內稱我朝世祖章皇帝與明崇禎四事相同，荒誕不經，閱之殊甚駭異。李清係明季職官，當明社淪亡，不能捐軀殉節，在本朝食毛踐土已閱多年，乃敢妄逞臆說，任意比擬，設其人尚在，必當立正刑誅，用彰憲典……該總纂總校等即應詳加查閱，奏明銷毀，何以僅從刪節，仍留其底本？”結果又是將紀曉嵐嚴加議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