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責任心，要想為別人做好工作，可以講是無稽之談。作為領導，應當發現這類人，謹防因用人不慎，而亂了自己的工作布局。
乾隆的領導心智是：做人必須要有責任心，做事必須以做人為先。離開這兩點，一切無從談起。
1.須具坐在此、想在彼的本領
“須具坐在此、想在彼的本領。”
乾隆一向尊崇“朝綱獨攬”，但久居深宮，又怎能通曉庶務、明察官吏呢？於是，他采取了“廣布耳目，收取信息”這一才智。主要采用了以下兩種辦法：
一是實行密折製度，使信息充分流通將巨僚完全置於皇帝的監督與控製之下；二是恢複軍機處，促成皇帝對國家政權的高度獨裁。
乾隆為了加強奏折的保密程度，還采用了一些保密措施：一是堅持滿族官員奏事用滿文，而不是用漢文；二是嚴禁將奏折中皇上的批語泄露出去；三是為防奏折呈送途中泄密，把奏折放在匣子裏，匣子隻有送折人和皇帝才能開啟。
對密折的批閱，乾隆非常認真，隻要屬於絕密的奏折，他總是親自拆封。有的非常絕密，乾隆就索性把內容記在心裏，把原折燒毀。到了乾隆十三年後，乾隆廢止了奏本文書，密折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如果官員們有了機密的事情要彙報，往往先以密折形式報告皇帝，在明白皇帝明確的意圖後，再以題本的形式向專職部門請奏。這時候的請奏僅是走走形式而已，最重要的還是奏給皇帝的密折，這完全保證了乾隆能把大權獨攬於懷中。
除了秘密奏折製度，乾隆另一個獨攬朝綱的措施即是在乾隆二年出台的裁撤雍正喪期內設置的總理處，恢複軍機處。在剛即位時，乾隆是把軍機處當作前期政治之弊來撤銷的，但頭腦敏銳，頗有遠見的乾隆很快就意識到：真正的弊端並不是軍機處的設立，而是由親王和重臣把持政務要職。於是，為了充分削弱他們的權力，乾隆又重新恢複軍機處並製定相關製度，使皇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乾隆是一個勤於政務的皇帝，可想可知，天下庶事繁多，每天都有大量的奏折和問題需要皇帝閱覽處理，僅靠一個人又怎能應付得了。然而這時的軍機處，說白了，其實還隻是皇帝個人的一個秘書處而已，裏麵的大臣所做的事情也不過是些能夠貫徹皇帝意旨、通曉文字工作、工作效率也比一般官僚高的高級秘書工作而已。拿乾隆的話來說，“各位綸扉，不過委蛇奉職領袖聯班”。與曆史上的丞相權力根本不能相比。如果有什麼重大決策，完全是由乾隆一個人拿主意出決策，而軍機大臣隻需要把乾隆每天說的話從口頭上移錄到紙上，保證無誤詳實即可。他們本身的種種建議僅供皇帝參考，根本就不能左右局勢。在軍機大臣的人選上，乾隆完全把皇族拒之門外，但為了保證滿族人在清政權中占重要地位，規定首席軍機大臣必須為滿人。因為乾隆往往隻是一人說了算話，便擔心軍機大臣們有二心，為了徹底收買他們為自己賣命，又規定凡為軍機大臣者可不以資曆高低為標準提拔自己的親信。但重要的用人權當然還是在乾隆自己手中掌握著，他曾說過：“朕臨禦以來，用人之權從不旁落。”即使是乾隆晚期，極其寵信放縱的權臣和也未曾左右過皇帝的用人決策，更何況其他臣子了。
在乾隆時期的清朝官製中，軍機大臣還都是兼職的，不是正式的職務。到了乾隆十年，為了能更牢地牽製軍機大臣的權力，乾隆出人意料地把他的大舅子，年僅二十五歲的傅恒提拔為首席軍機大臣，這樣，傅恒可以稱得上中國曆史上最年輕的“宰相”了。雖然乾隆稱傅恒“籌畫精詳，思慮周到，識見高遠”，但傅恒畢竟隻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毛頭小夥，再有遠見卓識，也確實還不大成熟。蒙乾隆如此抬舉，他自然會拚上一條命也得為皇帝分些勞苦，並且還可以保證對皇帝言聽計從，不會有任何異議，讓皇帝放心地在幕後指揮，自己隻做個最忠實的傳達人。在傅恒之前，乾隆在軍機處提拔的還有訥親，訥親當時也是一個年紀輕輕的滿人，他也是考慮到諸因素而被特殊提拔的，可見乾隆用人確是費了心機。
為更牢固地獨握大權，乾隆一改雍正時軍機大臣不超過三人的慣例，而讓六個軍機大臣分割軍機處的事務和權限，使他們互相監督、互相牽製，不能有任何越軌之舉。他還規定軍機大臣不能同時入見皇帝。當時傅恒不認識漢字，特許他可以和其他大臣一起入見。對於象征軍機處權力的大印，乾隆對其管理極嚴，印文鑰匙分別由值事太監和軍機章京保管，為了保密起見，還規定隻能由十五歲以下不識字的少年充任軍機處聽差，還派禦史往來檢查，不許任何人在外窺探。
在建立健全軍機處及其管理工作製度後，乾隆通過各種方式大肆削弱中央和地方其他機構的權力，把權力集中於軍機處，由皇帝親自領導。實質上，軍機處權力的擴大，就是皇帝權力的擴大，它不僅將傳統的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力剝奪，使之名存實亡，而且也使內閣形同虛設。過去的公文處理要經過眾多的環節，有了軍機處之後，皇帝的諭旨可以直接從軍機處發出，下麵的奏折也直接可以從軍機處遞入，這樣還大大提高了辦事的效率。
乾隆時的軍機處職責主要是幫皇帝撰寫上諭；處理奏折；審查內閣和翰林院所擬的詔旨；討論施政方針；為皇帝準備政事參考資料；參與科舉考試的工作；奉旨出京查辦事件；陪皇帝出巡；記錄和積累有關檔案事務性工作；對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的使用、任免提出參考意見等等。其實軍機處已成為輔佐乾隆行使強權的常設中樞機構，成了全國的政務中心。
乾隆時密折製度和軍機處，著實為乾隆獨攬朝綱，統領國家政務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在乾隆的督促下，密折製度和軍機處製度得到了空前的完善，而乾隆的皇權也得到了空前的集中和鞏固。
2.官官相護，積習最為惡劣
為政不能積陋習。乾隆有一句名言：“官官相護，積習最為惡劣”，可見他的眼力極深，看穿了古代官場的本質。的確，官官相護，朋黨相投，這一直是封建專製社會官場的一大弊端，這一弊端能蒙弊統治者的視聽，使其作出錯誤論斷，危及統治基礎的穩固。於是，乾隆在懲處黨庇問題上采取了“一追到底，弄清真相”的才智。
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兩江總督高晉奏報，說蘇州同知段成功縱容家人欺詐、擾累小民一事，經他審訊後，得知是段成功患瘧疾時常常昏迷，未能檢點其家人的行為，並非有意讓他們恣意索取民財。
乾隆看過奏本，馬上有了疑問：段成功不過時患瘧疾，也不至於因此而昏迷，使下屬家人勒索民財吧。而高晉這樣奏報，一定是有意庇護段成功。
乾隆的確聰明，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蹊蹺，於是傳旨對總督高晉嚴行申飭，提出正告，念他初任兩江總督，寬恕其罪並讓他和江蘇巡撫明德及侍郎四達一起將此案審訊清楚。
在審訊中，得知辦理段成功累民案的蘇州知府孔傳珂、按察使朱奎楊都明明知道段成功是裝病用昏迷脫罪責的，但是仍對他免於追究責任。而高晉雖也知其中有隱衷，但他礙於協辦大學士莊有恭的麵子，才如上麵那樣報奏乾隆。高晉在受到乾隆申飭後，馬上又奏明原委，說莊有恭在同年八月參段成功之罪時，就有段成功抱病被家人所欺蒙之說。
乾隆得知此奏後不免暗暗驚奇，因為案中還審出段成功家人索賄的證據，上麵多有段成功的親筆字跡，這證明莊有恭在八月時參奏段成功時已知道段的所做所為，但他又為何對其包庇，說段成功“抱病被蒙”呢？在了解了莊有恭的實際情況後，乾隆終於明白了原委。原來在乾隆三十年八月，莊有恭雖仍留任江蘇巡撫，但已接旨應召回京準備接受另封其職。所以，莊有恭有此舉就是因為他離任在即，不願與江蘇官僚同事結怨，便故意留下餘地，認為這樣不但可以保住自己是察吏安民的好官，還可以博得段成功對他的好感，而不至於離任前還結怨於地方官。
了解到這些情況，乾隆不禁勃然生怒。他訓斥莊有恭：“此等卑瑣居心行事，尚安得為純臣乎！是有心欺朕矣。”乾隆這樣發怒也是有因可循的，這還得從莊有恭的輝煌履曆談起。莊有恭，在乾隆四年殿試中高中狀元，曆任光祿寺卿、內閣學士、戶部侍郎、江寧學政；到了乾隆十六年，已榮為封疆大吏，出任江蘇巡撫；到了翌年也即十七年時，又署兩江總督；二十一年，轉署江南河道總督；乾隆二十三年降級署湖北巡撫；二十四年調任浙江巡撫；二十七年移江蘇巡撫；二十九年擢升刑部尚書，留巡撫任；三十年正月被授為協辦大學士，暫留巡撫任；同年八月，即被乾隆召回京。
不難看出，乾隆對這位狀元公是十分信任和賞識的，讓他一升再升，並且在莊有恭五十二歲之時被召回京，馬上就可能入閣拜相了，不意間卻鬧出如此黨庇醜聞，實在是得不償失。莊有恭做官也並不是毫無政績的，甚至可以說他政績突出。他一向“以清廉自勵”，史稱他“撫江浙，治海塘，重水利，有惠於民”，在民間能有這樣的好名聲，不流汗操勞，沒有半斤八兩的精明能幹自然是得不來的。像他這樣被乾隆重用的狀元郎竟會負恩庇黨，乾隆難免發火了。所以乾隆說：“莊有恭受朕深恩，特加擢用，乃敢為此巧於市恩之術，實在是太令失望。”於是，他下令將莊有恭革去協辦大學士和刑部尚書之職，交刑部嚴查。
事情本來可以因此而結束，然而案情的發展又使乾隆有了更清晰的思路，由此引出了山西吏治腐敗的又一大曝光。被乾隆派去審查段成功一案的侍郎四達奏說，在知府孔傳珂和按察使朱奎楊的供詞中，均有莊有恭出麵要求從寬處理段成功一項。乾隆聞知後更加生氣，他又指責莊有恭“居心欺詐”，“此案之上下相蒙，俱有莊有恭授意指使，以致臬司、知府扶同欺混”，如果姑息其過，“何以董正天下督撫哉！”
在申飭莊有恭的同時，乾隆敏銳地抓住了整個事件的最終症結，即莊有恭並非袒護段成功，而是為了有意避開曾保舉段成功的另一名官員和其衷。和其衷是新任江蘇巡撫明德的兄弟，所以，莊有恭因“恐事發累及舉莊，有礙顏麵，遂爾心存瞻顧。上司屬員，意會色授，各相喻於不言。”
乾隆由此認為，莊有恭自為巡撫，其下麵的屬員自然是看他的意原而行事，這敗壞了官場風氣，是不可饒恕的敗風敗德行為。為了打擊黨庇，於是莊有恭被判斬監候，於秋後處決。其屬員朱奎楊、孔傳珂因係從犯，寬免其死罪，發往軍台效力。在審結莊有恭一案時，乾隆抓住典型事例，進行現身說法，對官場上下庇護之習進行了嚴厲的訓責：“外省上下和同，官官相護，積習最為惡劣，若不急為整飭，將啟黨援門戶之弊，於世道人心，深有關係。朕力挽頹風，遇有此等案件，惟有嚴加懲創以飭紀綱。內外大小臣工，各宜守法奉公，痛自湔洗，務使痼習一清，毋蹈覆轍。”
本要結束，孰料一波未平，乾隆接著又查出段成功以前在山西陰曲縣當知縣時，曾虧空銀一萬兩以上。當調任為蘇州府同知時，段的原上司為他把虧空銀彌補上。段成功的上司，就是前麵已經提到過的原為山西巡撫移任陝西巡撫的和其衷。為此，乾隆下達長諭，痛斥和其衷及有關官員，全部把他們革職拿問。
段成功在山西任內虧空銀兩，其上司同事不但不揭發他的罪行，還幫助彌補虧空，這使乾隆感到山西官員之間“非尋常徇庇可比”，於是他又連下數諭，痛斥和其衷等人徇私黨庇，下令將和其衷判為斬監候，一並革去山西布政使文緩、太原知府劉墉的職務。將那些幫助段成功彌補虧空的知州縣官員九十名，全部嚴加以議處，並馬上處死了段成功。
在這一大案中。乾隆明察秋毫，不為任何假象所迷惑，他從段成功縱容家人詐擾的小事，竟順藤摸瓜，清查出一大批黨庇營私的官員。此舉對整飭官場惡習，影響可謂深遠。
3.懲一儆百，不容異己
除暴滅惡為治政之大手段。乾隆每天有許多要政需要處理，他希望建立新政，找到一條振興大清的出路。但是實行新政，實現以寬代嚴的轉變，也不是輕而易舉之事。因為前朝許多大臣和官僚都是靠著刻薄而發跡崛起的，要推行“寬仁”，勢必會遭到這些官員的極力阻撓和堅決反對，還有不少官員習於官場舊俗，胸中毫無主見，遇事不計其是非曲直和對國計民生的利弊，因此，也並不擁護新政的實行。為此，乾隆采取了“懲一儆百，不容異己”的才智，以期證明“安良必先除暴，容惡適足養奸”觀點的正確性。
乾隆即位後，戶部尚書史貽直極言河南墾荒之弊，揭露“小民鬻兒女以應輸將”的社會現實。乾隆聞知下諭，對雍正苛嚴政治的積極執行者田文鏡予以譴責，說：“河南地方，自田文鏡為巡撫、總督以來，苛刻搜求，以嚴厲相尚，而屬員又複承其意旨，剝削成風，豫民重受其困。”王士俊繼任河東總督兼河南巡撫後，督促州縣開墾更加嚴厲，為此，乾隆撤消了王士俊的官職，把王士俊調任四川巡撫，實際上是降了王士俊的職。王士俊在雍正時期頗負骨鯁之名，當他看到乾隆一上台人心思變，陳規不存，遺軌不遵，極為慨歎，於是便進言指斥時政，說：“近日條陳，惟在翻駁前案，甚有對眾揚言，隻須將世宗（雍正帝）時事翻案即係好條陳之說，傳之天下，甚駭聽聞。”王士俊竟然這樣去違背皇上的政令，指責新帝乾隆的新政違反了雍正的老政策。
王士俊的這幾句話十分厲害。他不僅是針對某一事或幾件事，而是指向所有的事，是囊括乾隆即位以來十一個月的整個朝政。王士俊明確指出一些大臣的陳奏都是在翻駁雍正帝的前案，這些人竟敢翻先帝之案，並且加以駁斥，實屬狂妄和謬誤之舉。更為嚴重的是，王士俊指責群臣以翻駁前案為名，影射新君，實際上把乾隆當作去翻父皇所定之案的不孝之子。王士俊由此徹底否定了以寬代嚴、革除弊政的指導方針，這不僅涉及到對新皇帝的評價問題，而且關係到新政能否繼續施行，若不加以製止，便會出現第二個第三個王士俊，便會混淆視聽，擾亂人心，新政就會有夭折的危險了。
看過王士俊的密折後，乾隆十分憤怒，馬上在奏折上嚴批申飭，將原折發於總理事務王大臣和九卿傳閱，又在養心殿召見他們，嚴厲駁斥王士俊的欺君悖理之行為。他揭露王士俊所說話的實質，說王士俊是“大悖天理”，侮罵皇上。乾隆還詳細論證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方針的一致性，強調說：“皇祖、皇考與朕之心，原無絲毫間別。如無法久自必弊生，奉行每多過當，不得不因畸重畸輕之勢，而為之維持調劑，以歸於正直蕩平之道，此至當不易之理。乃王士俊訾為翻駁前案，是誠何言，是誠何心耶？”
違反祖製，這是多麼重大的失德之行，乾隆當然不會容忍這一指責，他痛罵王士俊“險邪小人”、“巧詐之習，牢不可破，外飾鯁直，以便己私，敢將悖理之言，妄行陳奏。”即令將王士俊革職拿京。原擬斬決，後來又因寬容之策，免他死罪，驅逐回籍為民了。
在雍、乾政治交替時，甘肅巡撫許容也是以刻薄而聞名的封疆大吏。當乾隆下令賑恤災民，樹立自己仁君形象的時候，許容卻按雍正時的舊規，僅借給貧民三月口糧，大口每日三合，小口每日二合。乾隆對此甚為不滿，下諭說：“政莫先於愛民，甘肅用兵以來，百姓急公踴躍，今值歉收，當加恩賑恤。汝治事實心，而理財過刻。國家救濟貧民，非較量錙銖時也。”但是，許容仍遲遲不予照辦。
乾隆對許容甚為不滿，隻好將其解任，為此降諭說：“上年聞甘肅固原、環縣等處收成歉薄，貧民乏食，朕知許容性情偏隘，識見卑庸，但知節省錢糧，不思惠養百姓，屢次親批諭旨，今其寬裕料理，勿使災民稍有失所。又今資其安插之費，寬其散賑之期，朕之訓諭已頻，朕之心力亦竭矣。乃許容刻核性成，不但無恫矜乃身之意，並朕旨亦不祗遵。不過循照往例，苟且塞責，罔計百姓之實能安堵與否，是以正當賑濟之時，流移他郡者尚千百為群，相望於道。”從災民的困苦出發，予以嚴厲譴責。緊接著，大學士查郎阿秉承乾隆旨意，疏劾許容匿災殃民，結黨營私。乾隆下令將許容押解來京，交刑部治罪，部擬杖徒，後來也被緩免了。此後，許容雖也複出為官，但經曆這次打擊，名聲已經掃地，鬱鬱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