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與眾不同，他敢於開拓，敢於出奇招，做常人不敢想、不敢做的生意，而且他謀事周到，對生意中的各個環節、各個節細、各種可能出現的問題都要認真考慮推敲一番，因而往往能出奇製勝，大獲其利。一旦看準了，便大膽果斷地行動，是胡雪岩的作用。然而光有他一個人的高效率是不行的。他還必須帶出一批人，這批人的工作要能與他的作風相適應、相一致，能在生意場上摸爬滾打、獨當一麵，具有獨立判斷決策的能力，並能迅速付諸行動。胡雪岩用人上一直信奉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放手使用、用而不疑。
一般來說，除非是那些必須他拿主意的關係生意前途的重大決策，在一些具體的生意事務的運作上，胡雪岩總是放手讓手下去做，決不隨意幹預。在阜康錢莊開辦之初，當他認定自己延聘的錢莊檔手劉慶生可以料理生意事務之後，也幾乎是完全放手讓他去做。他隻是規定了幾條大的原則，諸如隻要是幫朝廷的忙，即使虧本的生意也可以做；放款要看對象等等。其他的事情，則全部由劉慶生自己做主，具體事務放手讓他去做，決不隨意幹預。劉慶生果斷認銷二萬“官票”就是一例。“官票”是朝廷新發行的紙鈔，目的是購糧征餉鎮壓太平天國。“官票”的發行可能造成通貨膨脹、使自身貶值。但朝廷、衙門強行向杭州各錢莊派銷價值二十五萬兩銀子的官票。三十三家小同行、包括阜康在內的九家大同行在一起議論此事，各錢莊紛紛叫苦、推諉，不滿意於先繳六成現款、其餘四成兩個月後繳清的派銷條件，主張用多少、繳多少。而劉慶生此前已與胡雪岩談過關於官票的事情，胡雪岩沒有明確表示態度，但告訴了他自己做生意的一個宗旨，即隻要能幫朝廷的忙，即使賠本買賣也做。有這一個宗旨，劉慶生也就放開了，首先主動為阜康錢莊認銷值二萬兩的官票。這一行動，使阜康這塊招牌，在官廳、在同行中，立刻就很響亮了。胡雪岩得知也極是高興，覺得自己完全可以將錢莊的生意交給劉慶生了。這就是他用人不疑的結果。
不僅如此，至於生絲銷洋莊的生意，他也差不多將找買主、談價錢、簽協約等一攬子事務都交給了古應春，而自己則把精力投入到剛剛開始的軍火生意上，正是在第一樁生絲生意緊張運作的時候，他好整以暇地到湖州為鬱四解決家事。
從商務運作的角度看，放手讓自己的幫手做主辦事，其實是十分必要的。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如果那些夥計們光知道事事看老板的臉色，等著老板的指令來運作，而不能放開手腳發揮自己的能量，當老板的不僅會在事事躬親的繁忙中累殺，而且必定會因辦事者的猶豫延誤，放過許多不可再來的機會。
放心放手，用而不疑，也是招攬人才，使對方誠心辦事，且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動性將事情辦得圓滿的一個重要原則。生意場上，老板和夥計的關係當然是“東家”與雇員的關係，夥計的主要職責就是圓滿地完成老板交給的任務。但這種雇傭與被雇傭的關係，並不意味僅僅隻是服從與被服從的關係。夥計隻有充分發揮出自己的才幹，才可以真正達到要用人的目的。不用說，如果用而不能放手，被用的人處於一種被動地位，他的能量也就沒有辦法得以發揮，也不敢讓自己發揮。更重要的是，人都需要有一種成就感，即使被雇傭時也不例外。而且越是有能力的人，越是希望能夠盡量發揮自己的才幹，使自己在一種成就感中獲得心理滿足。這樣的人，如果不能放心放手加以使用，他的才幹無法得以發揮，要想留住他誠心為自己辦事，也是不可能的。
在胡雪岩所處的時代，他更懂得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必要；而在現代社會，現代人更加重視自身價值的實現。對人才的充分信任與尊重，比直接的物質獎勵更加有價值。同時，信息的瞬息萬變也決定了下屬獨立決策的必要性。因此，能否對手下員工做到放手使用，用人不疑，是今天的老板們能否得到才智之士的重要因素。
9.以情動人最管用
胡雪岩對下屬的管理，不僅僅是物質鼓勵，更多的是感情投資。他深知“得人心”的重要，對下屬總是設身處地地關心照顧，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禍福同當。他曾對手下的人說過：“我請你們幫我的忙，自然當你們一家人看，禍福同當，把生意做好了，大家都有好處。”
他非常注意對自己下屬的感情投資，他全心幫助鬱四處理家務，他細心籌劃玉成古應春和七姑奶奶的婚事，他撮合阿珠姑娘與“小和尚”的姻緣，他為漕幫解決困難……所有這些，都是在做感情投資。而這些感情投資收回的“利潤”，便是他有了這一大批眼光手腕都相當不錯的人全心全意地幫他。
胡雪岩深深懂得，要得到真正的傑出之士，隻憑借錢是不能成事的，關鍵在於“情”“義”二字，要用情來打動他們。他就是用這樣的手法，為朋友王有齡追攬了一名得力的助手嵇鶴齡。
卻說王有齡做官以來事事順利，正當他春風得意的時候，卻接手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任務。新城有個和尚，公然聚眾抗糧，撫台黃宗漢要王有齡帶兵剿辦。然而新城民風強悍，吃軟不吃硬，如果帶了兵去，說不定會激起民變。候補州縣裏有個叫嵇鶴齡的，主張“先撫後剿”，主意很是不錯，但是他恃才傲物，不願替別人去當這送命的差使。盡管嵇鶴齡窮得叮當響，可是他就是不談錢，不哭窮。胡雪岩自覺非說動嵇鶴齡不可。剛好嵇鶴齡新近悼亡妻，於是胡雪岩穿上袍褂，戴上水晶頂子大帽，坐上轎子，帶上隨從，徑直前往拜訪。
胡雪岩找到嵇鶴齡的家，聲稱來拜亡人，要嵇鶴齡出見。無奈嵇鶴齡以素昧平生為由，拒不出見。
站在庭院裏的胡雪岩早已料到嵇鶴齡會采取拒人於千裏之外的態度，但他還準備著一步棋。隻見他款步走到靈堂前，捧起家人剛才點燃的香，畢恭畢敬地行起禮來。這一招確實夠厲害的，因為依照禮儀規矩，客人行禮，主人必須還之以禮。嵇鶴齡無奈，隻好出來，請胡雪岩入室相坐。
待一坐下來，胡雪岩便展開了他那練就得爐火純青的嘴皮功夫，說了一陣恭維、仰慕之類的話。嵇鶴齡聽了這些話，清高的傲氣也就消減了一半。
“嵇兄，還有點小東西，是王大人托我麵交給你的，請笑納。”說著，胡雪岩掏出了個信封，遞了過去。
嵇鶴齡接過信封，掏出來一看，原來裏麵是一疊借據和當票底根，隻是上麵蓋著“注銷”的印戳，或寫著“作廢”二字，不是廢紙，又是什麼呢？
原來這些都是胡雪岩通過自己在錢莊、當鋪的熟人做的手腳，給嵇鶴齡取出來的。
嵇鶴齡被胡雪岩的言談和舉動所打動，言語之間也就緩和下來了。
嵇鶴齡知道胡雪岩是王有齡倚重的人，剛剛見到他時還心生戒備，但在胡雪岩這一番事情做完之後，不僅戒備防範之心盡數解除，相反還對胡雪岩生出一種由衷的佩服。
此刻日已近午，胡雪岩便請嵇鶴齡出去擺一碗。嵇鶴齡家中沒有內助，四處雜亂無章，淩亂不堪，隻好主隨客便。於是進屋換了布衫，和胡雪岩攜手出門了。
數日後，嵇鶴齡在王有齡的安排下，親赴新城，結果不負眾望，大功告成。他協同地方紳士，設計擒獲首要各犯，解送到杭州審訊法辦。撫台黃宗漢已經出奏了保案，為有功人員請獎。隻是作為首功之士的嵇鶴齡卻隻給了一個明保。胡雪岩深知其中有鬼，回去封了兩萬銀票給黃宗漢的老家彙去。然後通知王有齡可以去見撫台了。撫台當麵答應王有齡調任後的浙江海運局差使，由嵇鶴齡接任。事情至此，一個本來難解的難題終於成了皆大歡喜的局麵。
可以看出，胡雪岩用非常高明的手段收服了嵇鶴齡。他的做法有兩個不可忽視的作用：第一，從感情上打動嵇鶴齡。嵇鶴齡喪妻未久，除不多的幾個氣味相投的知己朋友之外，還沒有多少人來吊唁，胡雪岩對於他的亡妻的真誠祭典，以及由此見出的對於嵇鶴齡中年喪妻的不幸的同情，一下子就打動了他。第二，幫在實處。嵇鶴齡一直沒有得到過實缺，落魄到靠著典當過活的地步。幫在實處，便見真情，使嵇鶴齡更沒有理由不感動。而且，更絕的是，胡雪岩知道嵇鶴齡有一種讀書人的清高，極要麵子，是決不肯無端接受自己的饋贈的，因此，他為嵇鶴齡贖回典當的物品，用的是嵇鶴齡自己的名號，並且言明，贖款隻是暫借，以後嵇鶴齡有錢歸還時，他也接受。這樣，不僅為嵇鶴齡解決了實際的困難，而且也為他爭回、保住了麵子。有此兩端，我們也就難怪嵇鶴齡這樣一個十分傲氣的讀書人，會對胡雪岩這一介商人的行事作為刮目相看了。十六不動聲色卻有震撼力十六、不動聲色卻有震撼力領導管理時要有喜怒不形於色的控製力，千萬不可隨意爆發自己的火氣。這就是說，以一種不動聲色、舍而不露的心智運籌自己的計劃是一種求穩式管理手段。
慈禧的領導心智是：盡量多考慮大小難題，采取多種手段穩固自己。
1.坐在背後操縱人“雙簧戲”的特點是一人在前，一人在後，一動一說，配合協調。假如坐在背後的那個人不按照事先約定好的去說，前麵動的人就會亂了手腳。這種方法用在操縱對手方麵則可稱之為“背後術”。
慈禧“休息”後，住進頤和園靜心養性表麵上不問國政，實則光緒帝在朝廷用人行政上，仍隨時稟承慈禧太後，不敢稍加違抗，其“精神實貫注於紫禁城”。
光緒帝的大婚，朝廷上下熱鬧了一陣子，大禮將成，光緒帝親政的日子也就到了。1889年3月3日，光緒帝大婚後的第五天，行朝見禮，光緒帝在朝堂上接受了文武大臣的慶賀。3月4日，光緒帝行親政大典。慈禧太後在慈寧宮接受光緒帝率群臣三跪九叩禮，光緒帝很快還宮，旋即又出禦中和殿；接受執事官行禮。隨後，光緒帝再禦太和殿，樂作，皇帝升座；樂止，鳴鞭三；王公百官行禮，並宣詔頒行天下。
從這一天起，光緒帝正式開始了親政。在光緒帝親政後的第一個詔書裏，他提到：以後遇到重大事情，仍要請示慈禧太後懿旨。就在宣布親政的當天，光緒帝當著眾王公大臣的麵向慈禧太後宣誓：親政之後，謀國行事都“率由舊章”，決不更改以往頒行的章程。慈禧太後是有心人，她記住了光緒帝的這些話，這為她以後幹預朝政和教訓光緒帝找到了借口。
慈禧太後宣布“休息”之後，開始住進頤和園以頤養天年。早在1888年的5月起，慈禧太後便開始斷斷續續地住在頤和園了，光緒帝婚後，慈禧太後先在宮內住了一段時間，不久之後便移居頤和園，遊山玩水，並常召梨園戲班入頤和園演戲娛樂。但清王朝的行政大權仍然被慈禧太後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光緒仍是處於無權地位。
戌戍變法時光緒帝明發上諭召見袁世凱，伊藤博文抵達天津，榮祿把這兩件事均密告慈禧，慈禧態度大變，加緊為發動政變做準備了。
光緒帝第三次召見袁世凱時，已被慈禧嚴密監視，袁世凱進言：“古今各國變法非易，非有內憂，即有外患，請忍耐待時，步步經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光緒帝“為動容”。但是一言沒發。
袁世凱退下後急忙回津，到天津時已是黃昏，直奔榮祿府第，謁榮祿，迫不及待地盡泄內情。榮祿當夜電告慈禧。慈禧勃然大怒，於翌晨匆匆返宮。召光緒帝憤怒地斥責道：“我撫養汝二十餘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光緒帝嚇得渾身戰栗，說不出話來，良久囁嚅道：“我無此意。”慈禧高聲地罵道：“癡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
這一天，即八月初六日，慈禧禦便殿召慶王奕、端王載漪、軍機大臣、禦前大臣，這些王公大臣跪於案右。光緒帝跪於案左。同時設竹杖於座前。
慈禧疾聲厲色地訊問光緒帝：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為！諸臣者，皆我多年曆選，留以輔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聽信叛逆蠱惑，變亂典型。何物康有為，能勝於我選用之人？康有為之法，能勝於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憒，不肖乃爾！”
皇帝戰栗不已，不知所對。
慈禧把如劍的目光轉向跪在地上的王公大臣們。看著這一群老邁昏憒的親信，她氣不打一處來，怒氣衝衝地訓斥道：
“皇帝無知，汝等何不力諫！以為我真不管，聽他敗家乎？我早已知他不足以承大業，不過時事多艱，不易輕舉妄動，隻得留心稽察管束。我雖人在頤和園，而心時時在朝中也。我唯恐有奸人蠱，所以常囑汝等不可因他不肖，便不肯盡心國事。現幸我還康健，必不負汝等也。今春奕再四說，皇上既肯勵精圖治，謂我亦可省心。我因想外臣不知其詳，並有不學無術之人，反以為我把持，不許他放手辦事。今日可知其不行矣。他是我擁立者。他若亡國，其罪在我，我能不問乎？汝等不力諍，是汝等罪也。”
王公大臣們匍匐在地，默默承受，不敢應對。
慈禧又把犀利的目光移向了皇帝，惡狠狠地質問道：
“變亂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試問汝祖宗重，康有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憒至此？”
一言不發的皇帝覺得應該做點申辯，便戰戰兢兢地說：
“是固自己糊塗，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國脈，通用西法，並不敢聽信康有為之法也。”
竟敢申辯，囂張已極！慈禧益發憤怒，聲音更加冷厲地說：
“難道祖法不如西法，鬼子反重於祖宗乎？康有為叛逆，圖謀於我，汝不知乎？尚敢回護也！”
皇帝嚇得魂飛天外，隻顧戰抖，不知如何應對。
慈禧窮追不舍，厲聲問道：
“汝知之乎？抑同謀乎？”
皇帝聽不太清，又不敢問，又不能不答，便胡亂地答道：
“知道。”
慈禧不依不饒：
“既知道還不正法，反要放走？”
皇帝隨口應道：
“拿殺。”
這其實是一場不準辯白的審判。法官是慈禧，罪犯是光緒帝。
當天，以光緒帝名義發布諭旨，昭示朝廷內外，慈禧實行“訓政”。旨曰：
“現在國事艱難，庶務待理。朕勤勞宵旰，日綜萬幾。兢業之餘，時虞叢脞。恭溯同治年間以來，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後兩次垂簾聽政。辦理朝政，宏濟時艱，無不盡美盡善。因念宗社為重，再三籲懇慈恩訓政。仰蒙俯如所請，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辦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禮。一切應行禮儀，著各該衙門敬謹預備。”
同日，又發諭旨，捉拿康有為和康廣仁。旨曰：
“工部候補主事康有為，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屢經被人參奏，著革職。並其弟康廣仁，均著步軍統領衙門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八月初七日，慈禧又單獨審問皇帝一次。
八月初八日，光緒帝率百官在勤政殿恭賀慈禧訓政。慈禧又把勤政殿變成了審判庭。這一次，慈禧變了招數，讓群臣質訊皇帝，皇帝成了名副其實的被告，威風掃地。慈禧將從皇帝書房中及康有為寓所中查抄的奏章、說帖等件，命群臣質詢，逐條審訊。其中有楊銳、林旭依據皇帝的旨意催促康有為迅速出京的信函，慈禧大怒，追問皇帝。皇帝不敢承認，推托說這是楊銳的主意，與己無涉。慈禧又追問圍園弑母之謀，皇帝推到了康有為、譚嗣同身上。慈禧極為憤恨，當即下旨，捉拿維新黨人。旨曰：
“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刑部審訊。”
同時禁皇帝於瀛台。瀛台，位於北京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之一的南海。四麵環水，北架一橋以通往來。瀛台多樹，主體建築涵元殿位於瀛台的中心。瀛台本是皇室避暑和遊覽的勝地，但自此以後卻變成了囚禁光緒帝的囹圄。光緒帝除了每天被拉去早朝外，便不得自由出入了。慈禧把原來皇帝身邊的太監一律撤走看押，另派其心腹太監二十餘名監視皇帝。皇帝成了被軟禁的囚徒。
慈禧以訓政之名，行親政之實。形式上太後與皇帝並排坐著，像二位君主。但奏對時，皇帝不許說話。有時太後示意皇帝說話，他才勉強說上一、二句。光緒帝成了真正的木偶。這次第二次訓政，實則是慈禧太後的第三次垂簾。
2.拿出狠招治人治心
治人不可丟“準”、“狠”兩字，這樣才能懲一儆百。
慈禧雖然取得了最高領導權，但麵對的卻是一個爛攤子，為摧毀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為維護岌岌可危的封建統治，慈禧斬殺了何桂清，以明官紀。
何桂清，雲南昆明人，道光進士。曆任編修、太仆寺少卿、太常寺卿、戶部右侍郎、浙江巡撫、兩江總督等官職。
1859年欽差大臣和春、幫辦軍務張國梁所統率的江南大營以長牆圍困天京，天京危急萬狀。1860年1月底，李秀成仿效圍魏救趙故智，決定采用奇襲杭、湖，然後回師反攻江南大營的戰略，以解天京之圍。1860年5月5日江南大營全軍潰敗，天京解圍。和春、張國梁俱死。常州是兩江總督何桂清住所，他在此專主餉事，擁兵自衛，坐視不救。陳玉成部欲攻常州，何桂清見大事不好，企圖逃走。這時，江蘇按察使查文經、江蘇布政使薛煥、江南鹽巡道英祿、江南糧道王朝綸猜摸何桂清心理聯銜稟請退保蘇州。這實質是“顯係見事已危急，意在同逃”。何桂清得稟大喜，這下子可有了堂而皇之逃跑的理由了。他即想逃往蘇州。
在逃跑前，他先把父親和兩妾秘密送往通州，然後張榜禁止遷徙，並派兵嚴查諸門。聽說何桂清要逃跑，紳民耆老數百人，當晚手執香燭赴轅門跪請留常。次日，何桂清親率部隊將逃，紳民頂香跪留者很多。何桂清出不去，“何師怒，遽令開洋槍縱擊，死者十九人”。
何桂清逃向蘇州，蘇州巡撫徐有壬不讓進城，並上疏奏劾何桂清。鹹豐帝大怒，諭旨將何桂清革職拿問，解京嚴審。何桂清走常熟，常熟也不納。後來他聲言借兵助剿，逃到上海。鹹豐帝上諭將何桂清褫職逮問，但是一拖兩年而沒有辦成。主要原因是鹹豐帝北狩和辛酉政變，最高領導者無暇過問此事。
現在政變已大功告成，慈禧太後一再強調整飭政紀，嚴肅官常。在此情況下，何桂清一案又被提起。
當時江蘇巡撫薛煥、浙江巡撫王有齡都是何桂清的舊時屬吏，因何桂清的舉薦才達到今天的地步，所以都極力包庇何桂清。他們合疏上奏請“棄瑕錄用，俾奮後效，以贖前罪”，但言官不饒。給事中郭祥瑞、卞寶第等上疏，追究何桂清罪責。慈禧太後下令於同治元年（1862）五月將何桂清逮入刑部獄。
入獄之後圍繞著如何處治的問題展開了一場尖銳的鬥爭。負責總辦秋審的刑部直隸司郎中餘光綽是常州人，對何桂清十分憤恨，而他恰好負責此案。他認為僅依據“封疆大吏失守城池斬監候，秋後處決律”是不夠的，又加上何桂清擊殺執香跪拜父老十九人，忍心害理，罪當加重，擬斬立決。此議一出，上諭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會議討論，討論結果同意刑部決定。這樣看來，是可以定罪了。
不曾想，突又發一上諭：“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員，用刑宜慎。如有疑義，不妨各陳所見。”是有意為何桂清網開一麵，抑或是就殺一大臣事，意在引起一場爭論，以便造成更大的震動，產生更大的影響？
既然上諭命再議，有人就以為是想為何桂清減刑，便乘機為何桂清翻案。或一人自為一疏，或數人合為一疏，共約十七人上疏為何桂清申辯。其中職務最高、資格最老的是大學士、禮部尚書祁藻。他援引嘉慶帝諭旨：“刑部議獄，不得有加重”字樣作為理由，意在為何桂清開脫。其他如工部尚書萬青藜，通政使王拯，順天府尹石讚清，府丞林壽圖，給事中唐壬森，禦史高延佑、陳廷經、許其光、李培佑等都紛紛上疏為之求情。一時形成了一個較強大的聲勢。這些人的情況不同，有的是私交甚厚，有的是不明是非，有的是兔死狐悲，有的是見風使舵。
麵對著這股狂風，禦史卞寶第不聽邪，獨上疏抗論。他針對老臣祁藻疏，痛加駁斥。他認為，道光年間提督餘步雲、鹹豐年間巡撫青麟都是以失陷疆土而被處決的，那時你身為軍機大臣為什麼一言不發，而單對何桂清如此偏愛，究竟是為什麼？卞寶第的上疏傳下來，聞者皆以為快。當時太常寺卿李棠階又上一密疏：“刑常大政，不可為謬議所撓。今欲平賊，而先庇逃帥，何以振作中興將士之氣？”
這道密折對慈禧和奕影響很大，使他們下定決心要處決何桂清。
但是何桂清申辯，說他之所以從常州逃到蘇州，是因為江蘇的司道要求他到蘇州，以保餉源重地。他引出薛煥等四人稟牘為佐證。這是何桂清能撈到的最後一棵救命稻草了。
慈禧和奕表現出了很大的耐性。慈禧太後通過同治帝之口又發下上諭，命兩江總督曾國藩查核。曾國藩很快上疏道：“蘇常失陷，卷宗無存。司道請移之稟，無容深究。疆吏以城守為大節，不宜以僚衡。”這就明確表明他是讚成重治何桂清的。
聽了雙方的意見之後，慈禧太後經同治帝於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一日（1862年12月12日）發布諭旨：“向來停止勾決年份遇有情罪重大之犯，例由刑部開具事由，另行奏聞，請旨正法。乾隆年間，屢奉諭旨，如三十六年，係停勾年份，而官犯王鉦等罪無可逭，即予正法。正案可稽。本日刑部具題朝審情實官犯一本內，已革兩江總督何桂清一犯，自常州節節退避，輾轉逃生，致蘇常等郡全行淪陷。迨奉文宗鹹皇帝嚴旨拿解來京，猶敢避匿遷延，遲至兩年，始行到部。朝廷刑賞，一秉大公。因廷臣會議，互有異同。酌中定議，將該犯比照帶兵大員失陷城寨本律，予以斬監候，秋後處決，已屬法外之仁。今已秋後屆期，若因停勾之年，再行停緩，致情罪重大之犯，久稽顯戮，何以肅刑章而示炯戒？且何以謝死事諸臣暨江南億萬生靈於地下？何桂清著即行處決。派大學士管理刑部周祖培、尚書綿森，即日監視行刑。”
這個上諭清楚地說明了何桂清犯的是棄城逃跑罪，此點是明確無誤的了。另一條罪狀是避匿二年之久。大臣會議意見不一致，後來采取了折中意見，即斬監候，秋後處決。本來這一年正是停勾之年，有的人幻想可以再緩一緩。但慈禧太後決定立即斬掉何桂清，以明官紀。頒下諭旨，於同一天殺了封疆大吏何桂清。
有人認為，慈禧殺何桂清是為了翦除奕的羽翼，並說，何桂清同奕的嶽父桂良早就“拉上了關係”，因此，奕才照顧何桂清。其實，軍機大臣桂良也是主張殺何桂清的，而且更堅決，他的意見是斬立決。在處決何桂清問題上，看不出慈禧同奕有明顯的分歧。
3.大動作產生大效果
大動作可以產生大效果。
甲申易樞後，慈禧占盡便宜，卻罵起盛昱，說他“利口覆邦”，欲加慈治，慈禧的這一動作非同小可。
一天，慈禧太後又頒發上諭：“禮親王世鐸著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毋庸學習禦前大臣，並毋庸帶領豹尾槍。戶部尚書額勒和布、閻敬銘，刑部尚書張之萬均著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工部侍郎孫毓汶著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
這就組成了以禮親王世鐸為首的新的軍機處。因此次變動發生在甲申年，史稱“甲申易樞”，或“甲申朝局之變”。
在發布上述決定的同時，慈禧又發一懿旨：“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奕商辦，俟皇帝親政後再降懿旨。”這就是說，醇親王奕成了幕後首席軍機大臣。
盛昱上折的本意，認為軍機處有錯誤，但請求給以處罰，而不是要求撤職的。此外，從題目上說是全麵評論軍機處，而實際鋒芒主要是指向李鴻藻的，批評他聽信張佩綸的話而保薦唐炯和徐延旭，才導致越南戰場的潰敗。
現在盛昱看到慈禧利用自己的奏折，將軍機大臣全班盡撤，並撤去恭親王奕的一切職事，大非自己的本意。後來，他又得知新班底由禮親王世鐸為領袖，其餘軍機大臣為戶部尚書額勒和布、閻敬銘，刑部尚書張之萬，工部侍郎孫毓汶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他將新舊對比，認為新軍機人選遠不如原軍機。於是又上一封奏折，專為恭親王奕開脫，請慈禧格外開恩予以錄用，但作為陪襯，也拉上了李鴻藻。
慈禧見到盛昱的奏折後，大罵盛昱，說他“利口覆邦，欲使官家不任一人”。將奏折撕裂，擲於地上，十天後，禦史丁振鐸又上疏曆陳往事，企圖說動慈禧回心轉意。
同日還有慶親王奕的上疏。奕被罷黜後，他的職權分別由世鐸和奕擔任。奕自認無論在才力和資望各方麵都無法與奕相比，同時也認為禮親王世鐸也無法與奕相比。慈禧對他們的要求不予理睬，也不公開奏折。
軍機處的改組完成之後，慈禧又對部院大臣進行了調整。李鴻藻的吏部尚書一職由禮部尚書徐桐接任，禮部尚書由左都禦史畢道遠接任，景廉的兵部尚書一職由理藩院尚書烏拉喜崇阿接任，理藩院尚書由左都禦史廷照接任，都察院左都禦史則由吏部左侍郎昆岡、祁世長接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由貝勒奕管理，內閣學士周德潤、軍機大臣閻敬銘、許庚身後亦在總理衙門行走。此外對八旗都統也都做了更動。
慈禧在不到半月的時間內，大規模改組政府，完成了清廷最高領導層的重大人事變動。
4.急需一批挽救危險的人才人才之多少，直接決定一個集團的內部力量有多大。凡不重視人才的，都會產生內部疲乏的現象，也談不上什麼戰鬥力。相反，敢於重用人才，就能強化一個集團與人較量的實力。
慈禧推出一係列新政，開始重視人才，認識到了“欲振興中國，挽救危難，人才是亟需的”。這是以人才為政事之本。
在慈禧太後的旨意下，出台了一係列的新政，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改革官製
1901年7月，清政府應帝國主義的要求，撤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設外務部，班列六部之首。為適應新政的需要，1903年設立練兵處，1905年又增設巡警部（後來改為民政部），在此之間，先後裁撤了河東道總督，雲南、湖北、廣東三省巡撫等多餘的衙門。
從唐代沿襲下來的傳統的六部建製到這裏完全的瓦解了。但是這種裁舊衙門、添新衙門的做法絲毫沒有觸動封建專製的政治體製，也沒有革除清政府腐敗無能的種種弊端，整頓吏治則流於一紙空文。
第二，改革兵製
1901年，清政府下令停止武舉，命令各省籌建武備學堂，並且決定裁減20%到30%的綠營兵和防勇，建立按照西方國家的營製、采用洋人的訓練方法、使用洋槍洋炮的常備軍。1902年，繼李鴻章擔任直隸總督的袁世凱練好北洋常備軍一鎮，大約有一萬二千五百人，張之洞也練好湖北常備軍七千人，成為全國練兵的樣板。
1904年，練兵處和兵部奏準在全國編練常備軍三十六鎮，後來還製定了按照省份分配的辦法。但是除了袁世凱編成的北洋陸軍六鎮外，各省由於財力物力的限製，大部分沒有完成，直到清朝滅亡，總共練成十四鎮多一些。
這些新編的常備軍泛稱為新軍。由於新軍軍官多選用國內外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對士兵要求有某些文化知識，從而為革命知識分子的活動準備了某些條件，最終使新軍成為一支反清的力量，這是慈禧太後當初萬萬沒有想到的。
第三，改革學製
主要包括停止科舉、設立學堂、獎勵留學三項內容。學堂是培養人才之地，欲振興中國，挽救危局，人才是亟需的。所以對興辦學堂，慈禧給予了高度重視。她認為“人才為政事之本”，“興學育才，實為當今急務”。
在此思想指導下，她又積極地頒令實辦。京師為四方注目之重心，故此必須先行一步，表率全國。所以慈禧指出“京師首善之區，尤宜加意作養以樹風聲”。為此，特派張百熙為管學大臣，令其“將學堂一切事宜責成經理，務期端正趨向造就通才”。張百熙就任後，積極籌劃，未及月餘，便上呈了他的辦學意見。
即一為預定辦法，其辦法是將學習內容分為兩科。“一曰政科，二曰藝科。以經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財等事隸政科；以聲光、電化、農工、醫算等隸藝科。”為了速出人才，他認為應推行“速成教育法”，即“於預備科之外，再設速成一科，速成科亦分二門，一曰仕學館，一曰師範館”。
二為附設譯局，他認為“欲求中國經史政治諸學，非藏書閣不足以探討之資，欲知西國政治工商等情，非譯書局不足以廣見聞”。因此建議，“惟欲隨時采買西書刷印譯本，更宜設分局於上海”。
三為廣購書籍儀器。四為寬籌經費等。對此建議，慈禧明確批示：“著及認真舉辦，切實奉行。”張百熙在京師大學堂推行後，致使京師大學堂無論從規模、學製、質量上均較前有大的發展，並在實踐中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備的製度。
在整頓興辦京師大學堂的同時，地方學堂也次第興辦。1901年8月，清廷明諭全國：“著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著各該督撫學政切實通飭，認真興辦。”
既有京師大學堂做表率，又有政府為督辦，至1905年，不僅京師大學堂卓見成效，而且“各省學堂，已次第興辦”，達數萬所之多。在此基礎上，清廷又設了學部“以資重率而專責成”。
新政初行，人才亟需，這是科舉製度所難以解決的問題。於是1902年清政府決定廢除科舉製，明令全國：“現在學堂初設，成材尚需時日，科舉改試策論。”此諭頒出不久，又有新詔：“嗣後鄉會試頭場試中國政治史會論五篇，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三場試四書義二篇、五經義一篇。考官閱卷合校三場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場。生員歲科考試仍先試經古一場，專試中國政治史事及各國政治藝學策論，正場試四書義五經義各一篇，考試庶吉士散館均用論一篇策一道。進士朝考論疏，殿試策問，均以中國政治史事及各國政治藝學命題，以上一切考試凡四書五經義均不準用八股文程式，策論均應切實敷陳，不得仍前剽竊。”為了堵住科舉選仕之路，慈禧又規定：“自明年（1903年）會試為始，凡一甲之授職修撰編修，二三甲之改庶吉士。用部屬中書者，皆令入京師大學堂，分門肄業，其在常肄業之一甲進士庶吉士，必須領有卒業文憑，始谘送翰林院散館，並將堂課分數，於引見排單內注明，以備酌量錄用。”這樣，仕官之途不再是科舉，而是由學堂肄業。至此為止，自隋朝以來一千餘年的科舉製被正式廢止了。
第四，興辦商務、礦務事業
慈禧新政在經濟方麵的重要表現就是興辦商務、礦務。商務、礦務是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在清政府財力匱乏的情況下，興辦商務、礦務尤顯重要。因此，慈禧對此較為重視。在責令各地實力興辦商務、礦務的同時，又於1903年成立商部，加強對商務、礦務的領導。
隨後又由商部陸續製訂頒發了許多有關商務的章程，使商務、礦務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如四川的商務與礦務就有較為突出的成就。1899年四川就已奏準設立了商務局，招商開辦商務，然而“因風氣未開，商情不免頓阻”，至1900年以後，經實力興辦，方有“礦務大興”局麵的出現。僅煤礦一項，如重慶、邛州、瀘州、隆昌各煤礦陸續開辦。商務更有發展，如僅商務局下設的白蠟公司一家，“計兩年四個月共收解銀五萬六千餘兩，較前增至十餘倍”。重慶仿西方之法造煙卷，“大批運銷上海”，所製洋蠟“頗能合用，若更精益求精，當可抵製洋貨”。全國其餘各地，商務、礦務興辦且有成效者不乏事例。十七沒有人才，難以抗衡對手十七、沒有人才，難以抗衡對手在各種競爭和較量中，人才總是第一位的。“沒有人才，即沒有抗衡力”，這是任何領導都應當須知的管理之道；特別在真正的關鍵場合，誰擁有更多的人才，誰就會占得主動，這也是任何領導都應當須知的。
李鴻章的領導心智是：最大限度地訓練人才，以便強化將來競爭之力。
1.強化自己的應對實力領導要在關鍵時候，強化自己的應對實力，否則就會減少自己的強勢。這是非常主要的一個關鍵，當然，也是不能被占略了。李鴻章就在這一點是有較強的勢力，因為他深知“內力之強是實力之最大保證”。
建立海軍，加強海防建設是19世紀70年代以後李鴻章積極引進西方先進技術，以實現軍事“自強”的一項重要內容。1874年春，日本派兵3000人，突然在台灣南部登陸。清政府因海防空虛，不敢抵抗，隻好接受西方列強的“調停”，賠銀50萬兩以換取日本撤兵。由於這一可恥的妥協，引起全國上下對海防的關注，一時要求加強海防的呼聲迭起。主持總理衙門事務的恭親王奕，提出“緊急機宜”六條，主要內容仍不外是設廠造船、購買最新式武器和建立海軍等等。原任江蘇巡撫丁日昌還提出一個《擬海洋水師章程》入奏。與此同時，我國西北邊疆也發生危機，由於英、俄兩國加緊對新疆的侵略，左宗棠於鎮壓陝甘回民起義之後，正準備率大軍入疆，收複失地。海防與塞防同時吃緊，究竟應采取何種對策？清廷將奕提出的六條“緊急機宜”，並附丁日昌《擬海洋水師章程》交付沿江、沿海地方大吏討論。左宗棠所轄雖非沿江、沿海地方，因他主持西北軍務，又“留心洋務”，清廷亦命他參加討論。在討論中，“主東南海防者則謂宜緩西北，主西北塞防者則謂宜緩東南”。於是引起了一場海防與塞防之爭。在這場爭論中，李鴻章從“籌餉”和“中國目前力量”出發，反對用兵新疆，主張“暫棄關外”，專顧海防。左宗棠則主張海防與塞防二者並重。最後，清廷采納了左宗棠的意見。1875年（光緒元年）5月3日，命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速籌進兵。30日，命李鴻章和沈葆楨（時任兩江總督）分別督辦北洋海防事宜，並決定每年從海關和厘金內提取400萬兩作為海防經費。
李鴻章籌辦海防，首重沿海陸防。他說：“敵從海道內犯，自須亟練水師。惟各國皆係島夷，以水為家，船炮精練已久，非中國水師所能聚及。中土陸多於水，仍以陸軍為立國根基。若陸軍訓練得力，敵兵登岸後，尚可鏖戰。炮台布置得法，敵船進口時，尚可拒守。”為使陸防可恃，他認為必須做到：（1）沿海各防營，必須破除分訊製度，化散為整，所用武器，應盡棄“旗綠營弓箭、刀矛、抬鳥槍”，一律改為最新式的後膛槍炮；（2）各海口，要仿照洋式修築沙土炮台，所用炮位，“務在及遠，愈遠愈妙；務在能中，不中不發”；守口營兵，不必多，以堅守炮台為主，並“分布水雷旱雷，製其衝突”；炮台兵路，屯紮大支勁旅，以備遊擊，臨事時後路聲援稍壯，前敵軍心益固。此外，他還根據希裏哈的《海防新論》，進一步提出沿海重點設防之法。他認為，中國兵艦甚少，沿海袤延萬裏，欲求自守，隻能擇“緊要之處，如”直隸之大沽、北塘、山海關一帶，係京師門戶，江蘇吳淞至江陰一帶，係長江門戶，但能守此兩處最要次要地方，即使他處有失，於大局尚無甚礙，而以前兩次鴉片戰爭，我所以失事者，皆因未如此設防之故。
其次，李鴻章重視陸防，但他並不是那種舊式的陸岸守口主義者。他認為，若僅憑陸防而無海軍，則敵船可以到處窺伺，我挫則彼乘勢直前，彼敗則我望洋而歎；苟有海軍為洋麵遊擊之師，則可以“化呆著為活著”，遮護南北各口，防敵軍沿海登岸。因此，他主張沿海設防，“必須水陸相依，船艦與陸軍實為表裏”，以新式槍炮安定陸地，用鐵甲船、水炮台保護水麵，兼顧陸海兩方麵的防務，才是“強兵之要務，立國之根基”。
再次，李鴻章的海防戰略設想，並不止於“自守口岸”，還想進一步“拓遠島為藩籬，化門戶為堂奧”，以擴大對外海的縱深防禦。他說：“京師以天津為門戶，天津以旅順、煙台為鎖鑰”，如津沽得此鎖鑰，渤海即可形成“重門疊戶之勢”，而津沽便可“隱然在堂奧之中”。那麼，怎樣才能達到這個目標呢？他認為：煙台與旅順“中隔海麵尚有二百四十餘裏之遙”，其中島嶼星羅棋布，敵船處處皆可闖入，籌防之法，“但當以戰為防，不能以守為防”，具體辦法是“以鐵艦禦敵之鐵艦，以快船禦敵之快船，再以魚雷艇數十艘，密布各島，伺便狙擊，方可製勝。”這裏，李鴻章雖然對創立海軍應掌握“製海權”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但他為了擴大對外海的縱深防禦，主張采取“以戰為防”的攻勢防禦思想，較兩次鴉片戰爭期間以岸防為主，以守為戰的防禦思想，顯然在海防戰略思想上是一個重大的進步。
複次，李鴻章海防戰略的最高目標是揚兵大洋，不戰而屈人之兵。他認為：“海上如練成大支水軍，益以鐵艦快船數艘，南略西貢、印度，東臨日本、朝鮮，聲威及遠，自然覬覦潛消。”為此，他反對用“海防衙門”名稱統籌海軍，認為“海防二字顧名思義，不過斤斤自守，亦不足以張國威而察敵情”，因而力請“設海部”，授予兵權餉權與用人之權，不使他部得掣其肘。
以上是李鴻章籌辦海防的戰略設想。依照這樣的設想，他先於北洋各口陸續添置海口炮台和後路炮台，自製或購買西式大炮分列於上，派淮軍分別駐守，並不緊要口岸附近之處，屯紮大支勁旅，無事時集中訓練，有事時專備遊擊。與此同時，積極展開籌建海軍的工作。
在李鴻章籌辦海防之前，清朝沒有近代化的海軍，隻有舊式外海水師，用於“緝捕海盜”，不能臨於大敵。1862年，清政府為了鎮壓太平軍，曾派總稅務司李泰國到英國買船組織艦隊，但買回的這支所謂“阿思本艦隊”開到中國後，李泰國、阿思本妄圖把它控製在英國侵略者手中，清政府隻好令其駛回英國變賣。此後，清政府即轉向設廠造船來興辦海軍。截止1874年為止，計福建船政局造成輪船15艘，江南製造局造成輪船5艘，加上從國外購買的10艘船，共30艘輪船。但這些船隻噸位很小，裝備陳舊，隻能用於沿海巡緝，根本無法抵禦外國的海上侵略。所以，清政府決定要建立一支近代化的海軍，實際上這次工作是從李鴻章籌辦海防時才真正開始。
1874年，李鴻章在《籌議海防折》中，對籌建海軍提出四項建議：一是以購船為主建軍。在海防危機之前，李鴻章亦主張設廠造船興辦海軍。1872年，他針對朝野因造船質量不高，糜費太重，主張暫停製造的意見，曾極力辯爭說：“左宗棠創造閩省輪船，曾國藩飭造滬局輪船，皆為國家籌久遠之計。”“今欲我數年創造之船，遽敵彼百數十年精益求精之船，不待智者而知其不逮，然就已成者而精益求精，未必其終不逮也。”及海防危機發生，乃改變初衷，遂建議朝廷變換方針，說“中國造船之銀倍於外洋購船之價，今急欲成軍，須在外國定造為省便。”此項建議，雖出於當時形勢所迫，但對此後中國造船工業的發展卻帶來不良影響。二是強調購置鐵甲大兵船。他針對丁日昌在《擬海洋水師章程》中提出成立北洋、東洋、南洋三支海軍的建議，除了同意丁日昌三洋兵船“合共四十八艘”的意見外，鑒於日本所以敢於發動侵台戰爭，惟恃有鐵甲船為自雄之具，力主“北、東、南三洋各有鐵甲大船二號”，“有事六船聯絡，專為洋麵遊擊之師，而以餘船附麗之”，並根據中國已造成20艘兵船，可抵一般兵船之用，強調應先購鐵甲，“有餘力再置他船”。三是各要口須添設一、二艘水炮台船，即小型炮艦，亦稱蚊子船，以“輔助岸上炮台，四麵伏擊，阻遏中流”。四是裁撤各省舊有水師之紅單、拖罟、舢板、艇船，即以各船修造養兵之費，“專養輪船，以免糜費，而資實用”。1875年，清廷在《著李鴻章、沈葆楨分別督辦南北洋海防諭》中，除了對第四項建議未予考慮外，基本上同意了李鴻章的其他建議，不過指出，“鐵甲船需費過巨，購買甚難，著李鴻章、沈葆楨酌度情形，如實利於用，即先購一兩隻，再行續辦。”但是在三洋海軍籌建過程中，鐵甲船一直擱置五、六年未辦。其中原因，主要是一些親王大臣們反對，他們說：“洋人鐵甲船，經費太巨，即使得力，海洋遼闊，必得若幹鐵甲船，始足彌縫其闕。此船一辦，每年一切耗用必多，倘積久機關不靈，不但無益，而且有害。”所以，從1875年（光緒元年）至1879年，李鴻章委托總稅務司英人赫德，僅從英國阿摩士莊兵工廠訂造8艘小型炮艦（龍驤、虎威、飛霆、策電、鎮東、鎮南、鎮西、鎮北），以備守口之用，另由該廠訂造2艘巡洋艦（超勇、揚威）。同期，福建船政局又造船7艘，江南製造局造船2艘，均為一般兵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