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者要會用人，局麵越大，需要的人越多，用人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會用人的領導好比一位弈棋的高手，擺弄好幾個重要的棋子則滿盤皆活。用人的學問很深奧，抓住了知人這個關鍵點，等於抓住了用人之道的七寸。知人才能善任，不知人導致的用人不當，不僅會攪亂領導者苦心經營的局麵，甚至會危及領導者自身，自古至今，這樣的教訓都是深刻的。
《西遊記》中赴西天取經的四師徒，唐三藏肉眼不識妖魔，沙和尚毫無主見，豬八戒更是渾人一個。師徒四人最終能修成正果，全憑孫悟空用一雙火眼金睛看破端倪，遇仙拜仙，遇妖除妖。身為領導，你也必須練就對人一目了然的本事。沒有慧眼，想把人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無異於癡人說夢。
1.練就一雙識人的“火眼金睛。”
人們常常把能獨具慧眼，力排眾議選拔人才的領導比喻為伯樂。這些領導也沒有什麼特別，隻不過練就了一雙識人的“火眼金睛”。
領導針對某一項工作或某一個職務判定與識別某人能不能勝任時，理應進行全麵分析，特別在以下幾個方麵：
[1]研究此人對什麼工作做出過成績？
[2]此人還可能對什麼工作做出成績？
[3]為了充分發揮其長處，此人應該再多學些什麼？
[4]如果有子女，是否願意讓自己的子女在手下工作？
[5]如果願意是為什麼？如果不願意又是為什麼？前三個問題是以當事人的長處為重心，決定其能做什麼。而後麵的幾個問題決定他是不是一位起表率作用的上級。通過這樣的考慮與研究，把此人用到合適的工作崗位上，使他人盡其才。
任何一個企業的發展都離不開人才，如何識別人才——招聘到合適的員工；如何用好人才——合適的人用到適當的崗位。這是一項異常艱巨的任務，常用各種測評的方法來輔助對人才識別。俗話說用人要盡其能，如果不是這樣，再好的人才也是一種浪費，隻能像假花一樣起到養眼的作用。識別難，用好更難，這其中涉及企業文化、價值觀和用人理念的方方麵麵。
老子說：“識人者智，自識者明。”因而所謂明智，在中國古人那裏也應當是明先於智、高於智。領導選聘人才應該注意考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而不是被一些表麵的東西所迷惑。智慧在任何時候都是至關重要的。知識和經驗可以啟發智慧，而代替不了智慧。專家與學院選派人才如果能夠解決實際問題才能成為我們所用的人才。所以，考核時應偏重智慧因素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通過模擬的實際情景來觀察應聘者的智慧和應變能力，是很多優秀公司的普遍做法。
在某跨國公司的麵試中有這樣一個問題：“下水道的井蓋為什麼是圓的？”讓我們看看應試者是如何巧妙的回答這一問題的。
麵試官：現在我們要問一個問題，看看你的創造性思維能力。不要想得太多，運用日常生活中的常識，描述一下你的想法。這個問題是，下水道的井蓋為什麼是圓的？
範曼：它們並不都是圓的，有些是方的，的確有些圓井蓋，但我也看過方的、長方的。
麵試官：不過我們隻考慮圓形的井蓋，它們為什麼是圓的？
範曼：如果我們隻考慮圓的，那麼它們自然是圓的。
麵試官：我的意思是，為什麼會存在圓的井蓋？把井蓋設計成圓形的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嗎？
範曼：是有特殊意義，當需要覆蓋的洞是圓形時，通常蓋子就是圓的。用一個圓形的蓋子蓋一個圓形的洞，這是最簡單的辦法。
麵試官：你能想到一個圓形的井蓋比方形的井蓋有哪些優點嗎？
範曼：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看看蓋子下麵是什麼。蓋子下麵的洞是圓的，因為圓柱形最能承受周圍土地的壓力。而且，下水道出孔要留出足夠一個人通過的空間，而一個順著梯子爬下去的人的橫截麵基本是圓的，所以圓形自然而然地成為下水道出入孔的形狀。圓形的井蓋隻是為了覆蓋圓形的洞口。
麵試官：你認為存在安全方麵的考慮嗎？我的意思是，方形的井蓋會不會掉進去，因此造成人身傷害？
範曼：不大可能。有時在一些方形洞口上也會看到方形的蓋子。這種蓋子比入口大，周圍有橫檔，通常這種蓋子是金屬質地，非常重。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兩英尺寬的方形洞口，1～1.5英寸寬的橫檔。為了讓井蓋掉進去，需要抬起一端，然後旋轉30度，這樣它就不受橫檔的妨礙了，然後再將井蓋與地平線成45度角，這時轉移的重心才足以讓井蓋掉下去。是的，方形的井蓋的確存在掉下去的可能，但可能性很小，隻要對負責開井蓋的人稍加培訓，他就不會犯這樣的錯誤。從工程學來看，井蓋的形狀完全取決於它要覆蓋的洞口的形狀。
麵試官：（麵有難色）我要與管理層談點事情。（離開了房間）
10分鍾後，麵試官回來了。
麵試官：我們推薦你立刻去推銷部工作。
在現代社會中，留下最優秀的人才是企業發展的硬道理。也是領導的職責之一。所以，身為領導必須練就一雙識別人才的“火眼金睛”。
2.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人
一個人對別人的看法難免受輿論和環境的影響，在這一點上領導也不例外。但領導選拔人才則必須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人，盡量避免來自其他方麵的幹擾。大環境下的“看人標準”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對領導適用的，才是真正需要尋覓的。
晚清名臣曾國藩，在看人上就拋開當時的世俗，有一套自己的標準。這些標準明顯有悖於當時所謂“惟才是舉”，不過事實證明他的做法是很有實效的。
曾國藩的看人標準除廉明、智略才識之類外，特殊之處有：
一是“忠義血性之人最可用”。
所謂忠義血性，就是要求湘軍將領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覺維護以三綱五常為根本的封建統治秩序，具有誓死與起義農民頑抗到底的意誌。他說：“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計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則諸勇必不悅服；不勤則營務巨細，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不怕死則臨陣當先，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體羸弱者，過勞則疾；精神乏短者，久用則散，故又次之。四者似過於求備，而苟闕其一，萬不可帶勇，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選用具有“忠義血性”者為將領，可以為整個軍隊起到表率作用，“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這樣便可以帶動全軍效忠封建統治，從而能夠使這支新興的軍隊——湘軍，不但具有鎮壓農民起義的能力，同時還具有“轉移世風”的政治功能。
二是注意選用那些“簡默樸實”之人。
曾國藩對於綠營兵官氣深重，投機取巧，迎合鑽營的腐敗風氣有著很深的認識，他說：“國家養綠營兵五十餘萬，二百年來所費何可勝計！今大難之起，無一兵足供一戰之用，實以官氣太重，以竅太多，漓樸散淳，其意蕩然。”為了根本解決這個問題，曾國藩規定，不用入營已久的綠營兵和守備以上軍官，選將必須注重“純樸之人”，即腳踏實地、無官氣、不浮誇偽飾之人。這種將純樸之人委以重任的做法，對提高湘軍的戰鬥力極為有益。
三是要求湘軍將領還要“堅忍耐勞。”
“堅忍”亦就是打仗時能衝鋒陷陣，身先士卒。曾國藩雖為一介儒生，對於治軍最初沒有多少軍事經驗。但他清楚，行軍作戰倍加艱辛，隻有“立堅忍不拔之誌，卒能練成勁旅……數年坎坷艱辛，當成敗絕續之處，持孤注以爭命。當危疑震撼之際，每百折而不回。”他提倡在艱苦環境中矢誌不移的勇氣，隻有這樣，才能使湘軍從上到下都有著一股與農民起義軍戰鬥到底的決心。
曾國藩在其一整套的選將標準中，一反中國古代兵家論將、選將的方法，而將“忠義血性”，意即對封建政權的忠實放在了第一位。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書生為將。在湘軍將領中，書生出身的人占百分之五十八。
在曾國藩看來，中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變所處的社會地位。按貫例是應通過讀書做官的方式來達到其目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狀況卻使他們無望改變社會地位。據統計，清末全國紳士人數約有145萬，政府官職及頭銜僅能容納15萬，閑居鄉裏的紳士至少有130餘萬，兩者之間構成了懸殊的比例。當社會統治秩序受到農民起義的衝擊，他們將本能地站出來，以封建的衛道精神同農民軍進行對抗，捍衛封建的統治，加之無官可做隻好投筆從戎，一顯身手。
按照這些標準選將練兵，處理將士關係，雖未必能達到他的“塞絕橫流之人欲，以挽回厭亂之人心”的目的，但確實使曾國藩得到了一支非比尋常的軍隊，從而使他博得了皇帝對他的重用和將士僚屬對他的青睞。
所以，作為領導，任何世俗的看人標準都隻可借鑒而不可迷信。你要做“伯樂”，就得用自己的眼光去尋覓合適的“千裏馬”。
3.對真正的人才青睞有加
真正的人才麵臨困局是很容易嶄露頭腳的。而他們的成長又往往為世俗的力量所阻。領導者必須把眼光放在這些成長中的人才身上，盡自己的力量幫助他們，一起為共同的事業而努力。南宋時的抗金名將，民族英雄嶽飛就是在老將宗澤的青睞有加下迅速成長的。
靖康元年（1126），金軍入侵中原，直趨北宋京都東京（今河南開封），北宋皇帝宋欽宗便封康王趙構為兵馬大元帥，封抗金名將宗澤為副元帥，並令他們帶兵入援京師。趙構部下劉浩在相州招募兵士，於是，嶽飛便投靠劉浩軍隊，並很快被提拔成為一名下級軍官。
靖康二年（1127），宗澤率領部隊轉戰開德府，接連同金軍大戰13次，均都取得了勝利。在一次兩軍對陣交戰過程中，嶽飛見金軍兩個旗手在陣前搖旗呐喊，鼓動廝殺，便立即彎弓搭箭，兩發兩中，人倒旗落。頃刻間，敵軍亂成一團，嶽飛率軍乘勢發起攻擊，金軍死傷無數，潰敗而逃，嶽飛獲勝，並繳獲了大量兵器。不久，宗澤又率領部隊分兵北上。嶽飛所率一部在北上途中與金軍在曹州（今山東荷澤）相遇。金軍凶猛撲來，嶽飛身先士卒，衝鋒陷陣，與金軍展開激戰。由於嶽飛英勇頑強，指揮得力，士卒個個拚命同敵戰鬥，最後大獲全勝。
經過開德、曹州兩次大戰的勝利，宗澤對嶽飛的英勇善戰非常欽佩。有一次，宗澤把嶽飛召去說：“你的英勇與智謀，武藝與才氣，就是古代的良將也不能超過你，但是隻擅長野戰，還不是萬全之計。”宗澤非常喜愛嶽飛的才華，因此，有意對其栽培，使其了解、精通更多的作戰方法，於是便送給嶽飛一張作戰的陣圖。嶽飛接過陣圖仔細看了以後，便對宗澤說：“古今時代不同，平地和山險不同，怎麼能用一定的陣圖用兵？”宗澤反問道：“像你這樣講，陣法豈不是沒有作用了？”嶽飛回答說：“列陣而後戰，乃兵家的常規，但其運用之妙，卻存乎一心。”宗澤聽了嶽飛的議論，心中十分佩服，認為嶽飛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才。
南宋建立後，嶽飛向皇帝宋高宗趙構多次上書，要求北上抗金。但是，宋高宗卻認為嶽飛官小職微，越職上奏，便把他革職。然而，嶽飛抗金報國之心毫不動搖，於是便投奔張所，被任為武經郎，充中軍統領，在都統製王彥部下當偏裨將。嶽飛隨同王彥渡過黃河抗金，因為嶽飛同王彥的意見有分歧，便脫離了王彥去投奔宗澤。這時，宗澤已調任東京留守。嶽飛到東京後還未見到宗澤，就被王彥的部下捉住，正當王彥要按軍法處斬嶽飛時，宗澤正好趕來，並發現王彥將要處斬的人就是在開德、曹州大捷中建立奇功的嶽飛，立即讓王彥將其當場釋放，並留軍前聽用。不久，抗金前線傳來急報，說金軍又要進攻汜水關（今河南汜水鎮西），宗澤立即命令嶽飛率500名騎兵出征迎敵。嶽飛接受命令後星夜兼程趕到前線，他身先士卒，英勇善戰，奮力殺敵，經過激戰，大敗金軍，凱旋而歸。宗澤立即擢升嶽飛為統製官，成為統帥千軍萬馬的高級將領。
宗澤慧眼識奇才，而嶽飛沒有辜負宗澤的提挈與期望，建立了抗金的奇功異勳。宗澤去世後，嶽飛隨從杜充南下。建炎三年（1129），金兀術率金兵渡江南侵，杜充棄城投降金兵。嶽飛在廣德、宜興一帶堅持抵抗。次年，金軍被迫北撤。嶽飛乘機率軍襲擊金軍後隊，收複建康（今南京），並被提升為通泰鎮撫使。紹興二年（1132），任承宣使、湖北路、荊、襄、潭州製置使，屯鄂州（今武昌）。他率領的軍隊紀律嚴明，戰鬥力強，有“撼山易，撼嶽家軍難”之說，為金兵聞風喪膽。
同為抗金名將，曆史上嶽飛的名聲遠遠超過宗澤。但若無宗澤這個老領導的提攜，嶽飛恐怕不一定有施展才華的機會。
4.看人不能“憑風向。”
很多領導在用人之前，總是先征詢周邊人對所用之人的看法，再決定是否使用。這對於了解所用之人的確是一個好方法。但周邊人的評價無疑也形成了領導對此人的看法，領導人若僅“憑風向”就簡單做決定，那無疑會使真正的人才埋沒。
清朝康熙帝在台灣問題上，不顧大臣們的反對慧眼識施琅，為後世人做出了識人的典範。
施琅原為明朝總兵鄭芝龍的部將。順治三年（1646），鄭芝龍降清，施琅亦從降。十三年（1656）升副將，十六年（1659）升總兵，康熙元年（1662）遷水師提督。施琅歸降之後，一直忠心耿耿，為清朝的統一大業奮力拚殺。但是，當時朝廷內掌權的滿、漢官員看不起他，特別是康熙初年掌權的鼇拜集團更不肯重用他。
康熙初年，鄭成功之子鄭錦據台灣，並欲攻福建。施琅調兵遣將，出海截擊，大敗之。七年（1668），鑒於鄭錦已勢單力薄，施琅密奏朝廷，“宜急攻之”。剛剛親政一年的康熙皇帝覽奏之後，立即召施琅入京，並親詢方略。施琅言：“賊兵不滿數萬，戰船不過數百，錦智勇俱無。若先取澎湖以扼其吭，賊勢立絀；倘複負固，則重師泊台灣港口，而別以奇兵襲南路打狗港及北路文港海翁堀。賊分則力薄，合則勢蹙，台灣計日可平。”十五歲的少年天子康熙皇帝雖然第一次與施琅當麵交談，但施琅的謀略與能力卻深深地打動了他的心。他很讚賞施琅收複台灣的計劃，遂下部議。由於康熙帝剛剛親政，朝廷大權仍掌握在以鼇拜為首的保守勢力中，而這些人一貫反對施琅，因此以“海洋險遠，風濤莫測，長驅製勝，難計萬全”為由，將施琅的建議擱置下來，並裁其水師提督，改授內大臣，調回京師。
不久，康熙帝計擒鼇拜，真正掌握了大權。由於三藩事起，統一台灣之事便暫時放下，但他心中時刻不忘。康熙二十年（1681），三藩平，康熙帝再次提出統一台灣問題，並詢問群臣意見，結果群臣“鹹謂海波不測，難以製勝”，反對進取台灣。這時，內閣學士李光地、福建總督姚啟聖都認為台灣可取，並推薦施琅擔當此任。康熙皇帝想起十幾年前的往事，也認為“壯猷碩畫，無出公（指施琅）右者”。於是。再次召施琅入宮，並“宴內廷，諮進討事”。由於施琅“治軍嚴整，通陣法，尤善水戰，諳海中風候”，因此他向康熙皇帝詳細談了如何訓練水師、如何利用風向變化等具體方略。康熙帝聽後十分滿意，決定再次任其為福建水師提督，即赴前線，操練水師，待機進取台灣。這時，有人提出，施琅既已調京多年，不宜再派往福建，康熙帝不予理睬。又有人公開反對任用施琅，“以為不可遣，去必叛”。康熙帝仍不為所動，既然主意已定，就用人不疑。於是，當機立斷，晉施琅為太子少保，兼福建水師提督。施琅臨行之時，康熙皇帝還特意“臨軒勞之”，並勉勵他說：“平海之議，惟汝予同，其努力無替。”
施琅受知遇之恩，果然不負康熙帝的厚望，他積極訓練水師，做好了大戰前的一切準備工作，終於在康熙二十二年克澎湖，迫鄭克王爽投降，使統一台灣大業順利完成。
清軍在攻占台灣後，對台灣的處理問題，又出現了分歧。有人荒謬地提出，“宜遷其人，棄其地”。李光地甚至提出“招來紅毛，畀以其地”，將祖國領土台灣奉送給西方殖民主義者。施琅則堅決反對放棄台灣，力主台灣不可棄，奏請設官兵鎮守。他認為“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康熙皇帝堅決支持施琅的主張，指出：“台灣棄取，所關甚大”，“棄而不守，尤為不可”。於是，遵照施琅的意見，在台灣設一府三縣，並設一總兵，駐兵八千。至此，台灣的行政建置完全與內地劃一。
此後，在鎮守台灣的問題上，康熙帝仍十分信任施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近七旬的施琅以年老多病、行動不便請求解任，康熙帝對他說：“吾用汝心，不在乎手足矣。”充分說明了康熙帝對施琅的了解與信任。
一個人對其他人的看法是基於自身的角度和利益決定的。有才華，能幹事的人才往往並不為人所容。領導者若僅“憑風向”，不去仔細的甄別，便是有“千裏馬”在眼前，也無法發揮它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