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者要讓手下幾個人、幾百人甚至成千上萬人朝著一個方向努力，事情的複雜和多變使局麵很容易失去控製。這就要求領導者不能像一個普通人一樣，簡單化地處理任何事情，而應該把每一件事當作全局的一部分，以高超的領導智慧和技巧去布局、護局和收局，也就是所謂的做局。一個會做局的領導才是成熟的、可擔當大任的領導。
看清大勢方可做出正確決策領導者在擔負領導責任的過程中，必然要做出一個又一個的決策，決策正確則前途光明、事業順利，反之則處處羈絆、步步陷阱。可以說，領導者的仕進之路，是由一個個正誤交錯的決策為磚石鋪就的，但無疑，那些能走過荊棘叢、跨過地雷陣到達事業峰頂的人，無不具有見微知著、洞察情勢的眼光，有了這樣一個眼光，做局便有了一個正確的方向。
1.行為超前是因為目光深遠
“領導警語”
有智慧的人目標遠大，所要謀求的高深。（蓋智者所圖者遠，所謀者深。）
——《權謀殘卷》
大凡胸懷天下、目光深遠的政治家，常會做出不能為凡人所理解的超前決策，幾乎無一例外地，這樣的決策會遇到各種形式的抵製，需要決策者付出巨大的努力來應對。
商鞅就是這樣一位走在時代前麵的政治家。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國正式開始變法。
為了發展農業生產，新法規定：生產糧食、布帛產量高於一般者，免除勞役和賦稅，經營工商業或遊手好閑而貧窮的人，則全家罰做官奴。鼓勵其他諸侯國的流民到秦國開荒，撥給土地、房宅，三代免服勞役和兵役，隻繳納糧草。為了刺激生產，最大限度發揮勞動力的作用，還規定兄弟成年必須分家，各立門戶，否則罰繳雙倍賦稅。
為了提高秦軍的戰鬥力，商鞅否定世卿世祿製度，建立新的軍功爵製度。新法規定：凡是沒有為國家建立軍功的舊貴族，不能列入宗室貴族的屬籍，不得繼續享受貴族特權，不得無功受祿；還規定重賞軍功之士，軍功的大小，不論出身，以在前線斬殺敵人的多少來計算，官爵按軍功大小授給。斬敵人甲士首級一顆的賞給爵一級，田一頃，宅九畝，庶子一人。殺敵越多，賞賜越厚。商鞅還根據“勞大者其祿厚，勞多者其爵尊”的原則，建立了一套新的軍功爵製，軍功爵位共有二十級，最低的一級為“公士”，最高的一級為“徹侯”。根據爵位高低授予種種封建特權，包括占有耕地、住宅、服勞役的“庶子”、臣妾、衣服、車馬以及相應的官職等等，如“斬五甲首而隸五家”，也就是說，殺死五個敵方甲士的就可以役使五家；將領若立功，除賞賜大量田宅外，還給予封邑。
賜爵製在戰國已普遍實行，但集大成者是商鞅的變法後實行的“二十等爵製”。商鞅的軍功爵製，使“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人的政治地位、官職要由軍功來決定，這對舊貴族無疑是個沉重打擊。按照軍功賜田賞爵選官的辦法，激發了士兵的攻戰熱情，同時也出現了大批的軍功官吏和地主，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一種新的等級製度和官僚製度。在商鞅的軍功爵製下，官與爵基本一致，兩者緊密聯係在一起。
商鞅把農戰政策看作是實現國富兵強的惟一政策。在當時列國爭霸的局麵下，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秦國在商鞅變法前，井田製已經開始瓦解，公元前408年，秦簡公實行“初稅禾”，即根據土地麵積征收租稅。獻公即位後，又進行一係列改革。加速了秦國封建化進程。
商鞅為了強國利民，在上述改革的基礎上，在秦國進行了比較徹底的封建製的改革。他以法令的形式，宣布“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徹底廢除井田製，具體做法是：把原來井田製下大田和份地間的田界即阡陌封疆統統破除，土地收歸國有，國家政府再按一夫百畝的標準將土地授予農民；授定之後，重新設置田界，即阡陌封疆，不許私自移動。當然，一夫百畝是國家製定征稅數量的標準畝積，由於不同地區的土地質量差別很大，為了使財力均平，政府在分配土地時，對惡田者則加倍或再倍授予，用土地數量調節土地質量所導致的產量差別。
商鞅的“開阡陌封疆”適應了當時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井田製是以寬一步、長百步為畝，使用耒耜耕作。但到商鞅時代，牛耕或人力拉犁的做法日漸推廣，而且用鐵犁耕地，不像耒耜那樣向後退著挖地，而是向前進著翻地，且又快又省力，這樣，原來的百步為畝就不能適應當時的生產發展了。商鞅變法，破除原來的百步為畝的舊阡陌，重新開拓為160步的大畝，建立新的田界係統、新的阡陌，這無疑十分便於犁耕，便於生產。
商鞅變法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具有劃時代的曆史意義，他廢井田、開阡陌，推行一家一戶的個體經濟，從而在經濟領域實現了封建製取代奴隸製的根本變革，有力地促進了秦國封建經濟的長足發展，使秦國很快成為富強的封建國家。
為了改革成功，商鞅不顧個人安危，與反對派進行了不懈鬥爭。
變法之初，僅首都反對變法的人就達數千，太子犯法更是最高層次的最有威脅性的犯罪。太子駟有兩個老師，一個叫公子虔，一個叫公孫賈，這兩個人也是貴族。由於商鞅的變法自然也觸及到他們的利益，這兩人對此早已耿耿於懷。“小不忍則亂大謀”，便把希望寄托在太子身上，天天在太子麵前說商鞅的壞話。特別是說到商鞅大權在握，正在收買民心、圖謀不軌時，太子感到自己將來的國君地位受到了威脅。在兩位老師的慫恿下，經過深思熟慮，太子把所見所聞歸納了一遍，在秦孝公麵前狠狠地告了商鞅一狀。於是，太子出麵攻擊新法，要求秦孝公處置商鞅的舉動，在朝廷引起大嘩。秦孝公聽了太子的批評後，十分惱火，把兒子訓斥了一頓，然後交給商鞅依法處治。
實際上對於居官者而言，深邃的眼光與果決的行動是相輔相成的，試想，商鞅如果隻看到問題的症結，而麵對各方麵的壓力和威脅畏首畏尾，也就不能成為商鞅了。
站在追求的高度
要站得高就要看得遠，也就是高瞻遠矚。從遠程目標高瞻遠矚地往下看，眼前的困難變得微不足道；以同樣的觀點，你會發現很容易定下更高的目標，也對自己提高要求，更經得起挫敗。你了解到今天的鍛煉對你的成功是多麼必要，你就會泰然處之，它們是來日成大器的墊腳石。
一個人的追求是高尚還是平庸，這對他的職業生涯甚至一生來說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如果一個人的追求是高尚的，那麼，從他高尚追求變為現實的過程中，就必然會創造出一個個輝煌的業績來，而把這些輝煌的業績聚集在一起，便可以使人生放出燦爛的光輝。在中國曆史上，有無數的仁人誌士，他們追求科學、追求真理、追求光明、追求祖國的繁榮昌盛，伴隨著這些追求的實現，無不留下了不同凡響的業績。與此同時，他們的光輝名字也永遠刻在曆史的豐碑上。比較一下高尚的追求與平庸的追求對人生的影響，所能得出的結論是非常清楚的：為官一場，要想避免灰暗的人生而贏得輝煌的人生，就必須執著於高尚的追求，至於那些平庸的追求，則應當毫不吝惜地將它拋到九霄雲外去。
2.能看清大勢方可做成大事
“領導警語”
察之後才能清楚，清楚後才能辨別、處理，目的才可以實現。察得不清楚，效果就不會明顯。（夫察而後明，明而斷之、伐之，事方可圖。察之不明，舉之不顯。）
——《權謀殘卷》
看大勢與做大事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能夠做成大事的人常能先人一步而動，這是因為他能見人所未見。大勢看清了，方向走對了，大功告成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
亂世出仕，核心問題是“擇主”。擇什麼主，是原則問題。當然要擇齊桓公、燕昭王式的英主，對方一要誌同道合，有澄清天下的誌向，二要思賢若渴，賞識自己，給予施展才能的天地。
諸葛亮27歲時，一些群雄如袁紹、袁術、公孫瓚、呂布、陶謙、張揚，在混戰中陸續滅亡；劉表，劉璋沒有滅亡，卻沒有前途。另一些則脫穎而出，其中首推曹操，另外有孫權。對於曹、孫，諸葛亮有能力到那裏謀得較好的職位，可是他不去，寧肯“不求聞達”。
例如對曹操。曹操是個大能人，精通謀略。行軍用兵，大略依照孫子兵法，因事設奇，譎敵製勝，變化如神。他割據的起點不高，論名氣和實力，都無法同袁紹抗衡，最後卻是他成功了。他眼光遠大，挾天子以令諸侯，屯田積穀，倉庫充實，又善於利用矛盾，分化瓦解，身處四戰之地的兗州，周圍分布著呂布、袁術等五大割據勢力，從未受到聯合的包圍，反而把對手各個擊破。他以劣勢兵力，官渡一仗，把袁紹打得望風逃竄，從此天下無敵，眼看要統一北方。也許是諸葛亮反感曹操在徐州濫殺無辜，也許是看穿曹操挾持漢獻帝、包藏不軌的野心，諸葛亮沒有投奔曹操。
至於江東，這個政權久經考驗，擁有長江天險，得到一方民心，擁有大批人才，兄長便在那裏效力。然而諸葛亮也沒有投奔江東。晉人袁準講了一個傳聞，說諸葛亮為劉備出使江東期間，張昭建議孫權留下諸葛亮，諸葛亮不肯留，說道：“孫將軍可謂人主，不過觀察他的氣度，能重視亮而不能盡用亮，我所以不留。”史家裴鬆之以為，諸葛亮君臣際遇，可謂世間少有，誰能離間？連關羽都不肯背主，何況諸葛亮呢！裴鬆之沒有反駁孫權“不能盡用亮”。諸葛亮也許早在隆中就預料到孫權不能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才不肯去投奔東吳吧！
還有個劉璋，割據著長江上遊的益州。益州僻居西南，是四塞之地。秦嶺橫在北麵，三峽鎖其東麵，大雪山、夾金山阻其西麵，蠻障之地阻其南麵。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漢末太常劉焉來牧此州，既避世亂，又雄踞一方。劉焉死後，兒子劉璋據州自保，沒有多大的作為。對於行將被人所滅的劉璋，諸葛亮怎能看在眼裏。
沒有合適的，就繼續觀察等待。
他終於發現了劉備。劉備是個常敗將軍，眼下寄寓在荊州，是劉表的客軍。此人遠祖是中山靖王劉勝，到他這一代敗落了。劉備就學於名儒盧植，但不喜歡讀書，隻愛狗馬、音樂、華美的衣服。天下大亂，他乘勢而起，領兵救過徐州，代理過徐州牧，又丟了徐州，投靠曹操。曹操授予他左將軍，出則同車，坐則同席，他卻密謀殺曹操，奪了曹操的徐州，被曹操打得落荒而逃，轉而投奔曹操的對頭袁紹。袁紹失敗後，劉備在北方無處存身，南下投奔劉表。
劉備屢敗屢戰，有股硬漢子氣概，從不服輸，胸襟開闊，寬仁大度，禮賢下士，善於團結部下，部下同他結為死黨。關羽被曹操所俘，大受優待，仍然伺機離開曹操，返回處境不佳的故主身邊。僅此一端，就可見劉備的籠絡人心，能做到何等程度了。因此對士人號召力很大，為海內所畏懼，以致連曹操也對他說：“現在天下的英雄，隻有你我兩人。袁紹之輩，不足掛齒。”
這就是諸葛亮要尋找的“主”。
在常人看來，一個能在曹操、孫權、劉表、劉璋等手握雄兵、喧赫一時的群雄那裏謀到一席之地的人，偏偏看上既沒有地盤、又沒有多少兵馬的劉備，豈非將一生事業係在前途未卜的人物身上？然而這正是諸葛亮之所以為諸葛亮的道理。撇開劉備反曹最堅定、以興微繼絕為己任這一層不說，去了能受重用，一展平生管樂抱負的，舍劉備其誰？劉備不以自己一介布衣、一名青年為鄙陋，三次屈尊就教，單憑這一點，就很感激的了。豈不聞“士為知己者死”！顯然，諸葛亮把領導者的素質看得比實力更加重要，把未來看得比當前更重要。這是一個大師級的政治家不同常人之處的根本所在。
看問題不妨運用求異思維
諸葛亮看清大勢投明主，是善於運用求異思維的結果。求異性思維的特點，一是否定性，對通常認為完美無缺、不存疑義的既有結論，從反麵加以思考、分析、審查，尋找其缺陷與不足，從而向傳統的思維觀念提出挑戰。二是獨特性，求得與眾不同的新認識，創造出獨出新裁、不同凡響的東西。三是開放性，求異思維不是按既定方式進行認識、實踐；而是一個不確定、不斷反複的開放性探索過程。
求異思維是領導活動的一種重要認識方法，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其表現：第一，領導者運用求異思維，能產生認識上的突破。領導者的求異思維具有很強的好奇、求新、否定、開拓等認識意向，對既成的認識結論勇於重新認識，因而運用求異思維能擺脫傳統觀點、方法的局限，衝破傳統觀念造成的作繭自縛，找到更廣闊的認識道路。所以，領導者的大腦應該讓求異思維充滿其間，從特異性中求出一般性，從偶然性中求出必然性，從一種必然性中求出多種必然性，使認識產生突破。第二，領導者運用求異思維，有助於堅持正確意見。作為正確意見，它能夠經得起來自各方麵的考察和反詰。如果在領導實踐的基礎上，運用求異思維對真理進行多方麵的認識後，沒有發現錯誤，就會進一步證明它的正確性；如果在對正確意見進行反詰、求異中得出了錯誤荒謬的結論，也會從反麵說明正確意見的正確性，這有利於領導者堅定對正確意見的信念。第三，求異思維有助於領導者想像力豐富，勇於探索。領導者的認識是無止境的，但領導者目前認識到的事物卻是有限的。隨著社會的發展，組織的擴大，還會出現許許多多新的事物；而且現代事物現象與本質之間的聯係更加複雜隱蔽。這些都需要運用創造性的想像，並以此預測可能存在的某些未來狀況，積極地引導思維向縱深開拓。由於種種條件的限製，領導活動中隱藏的規律很難一時被發現出來，某些時候甚至連觀察都很困難，此時就更需要想像的幫助。當然，想像不是毫無根據的空想，或漫無邊際、不可捉摸的胡思亂想。而是為了使領導者在思維過程中產生新設想，勇於探索，創造新事物。
3.在變化中走出一條康莊大道
“領導警語”
事情的變化不是有智慧的人就不能明白，事情的根本不知行止就無法掌握。（事變非智勿曉，事本非止勿存）。
——《止學》
看清形勢，洞悉問題的要害處是領導者必備的素質。尤其身處風起雲湧的時局動蕩之中，形勢複雜，變化多端，要想走出一條為官的康莊大道，就更需要有一雙看清問題實質的火眼金睛。
讓我們來認識一下秦帝國的第一位丞相李斯。李斯前208），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出身於地主階級的下層，年少時，曾為郡中小吏。他不事虛偽，銳意進取，追求功利，抱負遠大。他曾見茅廁中的老鼠覓食汙穢之物，又時時受人犬驚擾，終日惶惶然。再看倉中碩鼠，居廊廡之下，仰食積粟，安然無憂。他由此感慨萬千：“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即人的尊卑貴賤，就像“廁鼠”和“倉鼠”一樣是由他所處的生活環境和社會地位所決定的。所以，他認為恥莫大於卑賤，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貧困之地而不求進取，則無異於鼠輩。於是，他決心擇地而處，擺脫卑賤貧困，遂投師於名家荀況，學習“帝王之術”。學成之後，他審時度勢，認為楚王不足為事，六國又都衰弱，無從建功立業，便西去秦國，以施展其抱負。
公元前247年，李斯到達秦都鹹陽，時逢秦莊襄王病死，其子嬴政繼立。他首先投到相國呂不韋門下，深得其賞識，被任命為郎官。接著他便利用職務之便，接近秦王，給秦王出謀劃策。從此，他開始了輔佐秦王步步實現統一大業的曆程。
在李斯為郎官期間，天下形勢正急劇變化，秦對六國已占壓倒優勢：韓王入朝稱臣，魏也舉國聽命於秦，其他各國也是氣息奄奄，不堪一擊。因此，李斯認為秦國應不失時機地出兵，剪滅諸侯，統一天下，建成帝業。於是，他乘機上書秦王。在上書中，李斯回顧了秦國由小到大、由弱變強的曆史，分析秦穆公（前659～前621）曾稱霸諸侯，但因“諸侯尚眾，周德未衰”，故其始終未能統一天下；自秦孝公（前361～前338）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東方隻剩下六國了，而且秦國乘勝駕馭諸侯，已經六代了。如今各諸侯國服從秦國，就像本國的郡縣服從中央一樣。李斯奉勸秦王決不可“怠而不急就”，應抓住這“萬世之一時”的千載難逢的好時機，“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秦王政聞言十分讚賞，立即擢升李斯為長史，不久又拜之為客卿，經常與李斯研究製定吞並六國、統一天下的策略和計謀，如暗遣謀士、刺客遊說諸侯；對各國大臣、名士，或以重金收買，或以武力相脅；並對各國開始實施有計劃的軍事進攻。據史書記載，從秦王政元年（前246）至九年（前238），僅對魏國就進行了六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正是李斯的上論統一書，為秦王政打下了統一天下的思想基礎，才使得秦王政能夠“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禦宇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