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人用人是領導者必備的基本能力做局，說到底還是如何把各種人才的能量調整到最佳的領導學問。領導貴在用人，用人貴在識人。識人用人，是誰都懂得的道理，但無數失敗的教訓告訴人們，要做得好實在並不容易。識人用人的關鍵在於一個“明”字：明真假、明是非、明優劣。做到了“明”，也就等於找到了一把開啟識人用人之門和做局之門的鑰匙。
1.要有一雙識珠的慧眼
“領導警語”
得到人才的方法在於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於看他是否名副其實。如果君主、宰相具有了解人的才能，朝廷有循名責實的措施，那麼管理文書的小吏和衙役中都有人才，更何況專門培養、選拔人才的學校和貢院呢？（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嚐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領導者做事要靠一批有能力的人才的幫助，但是到底誰是真正的人才卻並不那麼容易判斷，這就需要領導者有一雙慧眼，能識別哪一顆才是真正的寶珠。
南宋大將嶽飛就是被宗澤於泥土之中揀出的一顆寶珠。
嶽飛是相州湯陰（今河南湯陰縣）人，字鵬舉。嶽家世代為農，生活比較貧苦。在艱苦的環境中，嶽飛磨練成了剛毅頑強的性格。嶽飛自幼好讀史書，尤其是特別喜歡讀孫、吳兵法。因此，古代軍事家的戰略思想使嶽飛受到極為深刻地影響。到了青年時期，嶽飛長得體貌雄健，能拉滿300斤的勁弓，而且善於騎射，左右開弓，技術也在眾人之上。靖康元年（1126），金軍入侵中原，直趨北宋京都東京（今河南開封），北宋皇帝宋欽宗便封康王趙構為兵馬大元帥，封抗金名將宗澤為副元帥，並令他們帶兵入援京師。趙構部下劉浩在相州招募兵士，於是，嶽飛便投靠劉浩軍隊，並很快被提拔成為一名下級軍官。
靖康二年（1127），宗澤率領部隊轉戰開德府，接連同金軍大戰13次，均取得了勝利。在一次兩軍對陣交戰過程中，嶽飛見金軍兩個旗手在陣前搖旗呐喊，鼓動廝殺，便立即彎弓搭箭，兩發兩中，人倒旗落。傾刻間，敵軍亂成一團，嶽飛率軍乘勢發起攻擊，金軍死傷無數，潰敗而逃，嶽飛獲勝，並繳獲了大量兵器。不久，宗澤又率領部隊分兵北上。嶽飛所率一部在北上途中與金軍在曹州（今山東荷澤）相遇。金軍凶猛撲來，嶽飛身先士卒，衝鋒陷陣，與金軍展開激戰。由於嶽飛英勇頑強，指揮得力，士卒個個拚命同敵戰鬥，最後大獲全勝。
經過開德、曹州兩次大戰的勝利，宗澤對嶽飛的英勇善戰非常欽佩。有一次，宗澤把嶽飛召去說：“你的英勇與智謀，武藝與才氣，就是古代的良將也不能超過你，但是隻擅長野戰，還不是萬全之計。”宗澤非常喜愛嶽飛的才華，因此，有意對其栽培，使其了解、精通更多的作戰方法，於是便送給嶽飛一張作戰的陣圖。嶽飛接過陣圖仔細看了以後，便對宗澤說：“古今時代不同，平地和山險不同，怎麼能依一定的陣圖用兵？”宗澤反問道：“像你這樣講，陣法豈不是沒有作用了？”嶽飛回答說：“列陣而後戰，乃兵家的常規，但其運用之妙，卻存乎一心。”宗澤聽了嶽飛的議論，心中十分佩服，認為嶽飛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才。
南宋建立後，嶽飛向皇帝高宗趙構多次上書，要求北上抗金。但是，宋高宗卻認為嶽飛官小職微，越職上奏，便把他革職。然而，嶽飛抗金報國之心毫不動搖，於是便投奔張所，被任為武經郎，充中軍統領，在都統製王彥部下當偏裨將。嶽飛隨同王彥渡過黃河抗金，因為嶽飛同王彥的意見有分歧，便脫離了王彥去投奔宗澤。這時，宗澤已調任東京留守。嶽飛到東京後還未見到宗澤，就被王彥的部下捉住，正當王彥要按軍法處斬嶽飛時，宗澤正好趕來，並發現王彥將要處斬的人就是在開德、曹州大捷中建立奇功的嶽飛，立即讓王彥將其當場釋放，並留軍前聽用。不久，抗金前線傳來急報，說金軍又要進攻汜水關（今河南汜水鎮西），宗澤立即命令嶽飛率500名騎兵出征迎敵。嶽飛接受命令後星夜兼程趕到前線，他身先士卒，英勇善戰，奮力殺敵，經過激戰，大敗金軍，凱旋而歸。宗澤立即擢升嶽飛為統製官，成為統率千軍萬馬的高級將領。
宗澤慧眼識奇才，而嶽飛也沒有辜負宗澤的提挈與期望，建立了抗金的奇功異勳。宗澤去世後，嶽飛隨從杜充南下。建炎三年（1129），金兀術率金兵渡江南侵，杜充棄城投降金兵。嶽飛在廣德、宜興一帶堅持抵抗。次年，金軍被迫北撤。嶽飛乘機率軍襲擊金軍後隊，收複建康（今南京），並被提升為通泰鎮撫使。紹興二年（1132），任承宣使、湖北路、荊、襄、潭州製置使，屯兵噪州（今武昌）。他率領的軍隊紀律嚴明，戰鬥力強，有“撼山易，撼嶽家軍難”之說，使金兵聞風喪膽。
如果說嶽飛是一顆寶珠，那麼，隻有被宗澤的一雙慧眼所賞識，它才有了大放光芒之日。掌握辨識人才的學問領導工作說到底就是做人才的工作。
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寶貴的。一切社會活動中，人是決定的因素。說到人，你也許會說，太簡單了，連三歲的孩子都知道，人有眼睛、鼻子、嘴巴、手腳，立著走路，躺著睡覺……然而，這種認識太浮淺了。
茫茫人海，芸芸眾生，人才各不相同，每個人才都是完整的世界，在現今生活中，要和每個具體的人才接觸，必須學會認識、識別每一個實實在在的人才：
（1）要客觀地看人才
識才最忌主觀成見，戴“有色眼鏡”。“疑人偷斧”使無辜者遭嫌，而“情人眼裏”的“西施”並非肯定是絕代佳人。濃厚的主觀色彩往往造成情感上的誤差，遮掩或扭曲人才的真實形象。
（2）要全麵地看人才
“盲人摸象”，把局部當成了整體，犯了片麵性的錯誤。識別人才切不可像“盲人”一樣，以偏概全。看才識才要顧及德、才、學、識各個方麵，而各個方麵都要堅持一分為二。
（3）要曆史地看人才
世上沒有常勝將軍，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不能憑一時一事定終身。現在犯了錯誤，要看過去的一貫表現，過去犯過錯誤，更要重在現實表現。
（4）要發展地看人才
“真理是時間的女兒”。人才總是在變化，特別是正在成長發育的青年人才，可塑性強，變化潛能大，更不能一看到底。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大詩人白居易將其概括為：“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需待七年期”，體會更深。
（5）要從大節上看人才
孔子主張：“赦小過，舉賢才”，就是說要從大的方麵識才，這很有道理。人才的優劣，要看大德，看在大是大非麵前的態度，要堅持以德率才。
（6）要從本質上看人才
識別人才不僅要用眼和耳，重要的是要用腦，透過表麵現象，認真分析，去偽存真，才能識別“廬山真麵目”，對“疑似之跡，不可不察”。
（7）要從長處上看人才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每個人才都有優點和缺點，而優點和缺點又具有“共向性”，二者往往相伴而行，峰高穀深，峰穀並存，勇於開創往往“自尊自負”，好學深思往往“孤僻離群。”
識人才要從兩方麵看，特別要抓住人的長處，才會準確無誤。之後，應該是安排適合他們特點的工作，以發揮他們的專長。
2.標準明確方能用對人
“領導警語”
執政處事的關鍵，在於得到人才，如果任用的人沒有才能，那麼必定難以達到使國家長治久安的目的。自今以後，凡是選拔、任用官員時，都必須用品德和學識作為衡量人才的標準。（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
——《貞觀政要》
需要什麼樣的人才？以什麼標準選拔人才？對這個問題領導者必須做到心中有數。隻有標準明確，才能找到最有用處的人，才能最大限度地做到以人才促進事業的發展。
漢獻帝建安十五年（210）春，曹操下達第一道《求賢令》：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嚐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閶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惟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曹操在這道命令中明確提出了“惟才是舉”的口號，不僅是為了改變東漢後期選舉製度的弊病，而且是為了矯正自己政權中前一階段在選拔官員標準上的偏差。曹操在統掌朝政大權後，委任崔琰、毛王介主持官吏的選拔與任用，崔琰與毛王介以清廉正直著稱，“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人莫不以廉節自勵”。朝廷之中，廉儉之風大行，貪穢浮華之人都被貶退。但他們過於看重廉潔儉樸，從而使許多官員矯情作偽，假意舊衣破車，以求升遷。同時，用這單一標準來進行選拔，就會將一些確有才幹的人排除在外。因此，當有人向曹操提出這一問題後，曹操就下達這道命令，特別指出“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並以齊桓公任用管仲而成為春秋時期五霸之首的事例說明選拔官吏的首要條件是才幹，隻要確有才幹，無論他是地位低下還是有某一方麵的缺陷，都要推薦上來。
建安十九年，劉備入據益州，三國鼎立的局勢已基本形成，曹操並未因自己占據中原，在政治、經濟上都有明顯優勢而稍有鬆懈，仍以招攬賢才作為首要任務，在這年的十二月下達《敕有司取士勿廢偏短令》：
夫有行之人，未必能進取，進取之人，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曹操在這道命令中明確指出德行與才幹並不是統一的，而且再次提到上次《求賢令》中已談到的“盜嫂受金”的陳平，認為陳平雖然品行不正，但他輔佐劉邦建立漢朝的基業，功不可沒。因此，曹操命令有關部門不能求全責備，不要埋沒那些有缺點的賢才。在看到曹操求賢是擴大自己統治力量的同時，也應看到這是他削弱並控製反對力量的方法，將那些有才幹的人用官爵羈縻在朝廷中，就可減少反對自己的隱患。這比單純用打擊的方法來消滅敵對勢力，顯然要高出一籌。
建安二十二年，曹操已是六十三歲，在前一年已被晉爵為魏王，這年四月，獻帝又命曹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但他仍壯心不已，誌在統一天下，連年出師征討，同時，也更迫切地需求賢才，於這年八月，下達《舉賢勿拘品行令》：
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曹操在這道命令中再次重申自己“惟才是舉”的方針，並指出無論是伊摯、傅說那樣出身貧賤之人，管仲那樣的舊敵，蕭何、曹參那樣的小吏，韓信、陳平那樣身遭汙辱並受人恥笑的人，甚至像吳起那樣不仁不孝的人，隻要有治國用兵的才幹，就要加以任用。充分表現出他的雍容大度以及不拘一格，求賢若渴的心情，同時，也反映出他與東漢時期用人傳統的完全決裂。
曹操不僅用命令形式提出“惟才是舉”的方針，實踐中也確實貫徹了這一方針。他不僅任用荀攸、鍾繇、陳群、司馬懿等大族名士，也同樣信任有“負俗之譏”的郭嘉，簡傲少文的杜畿等人。而且曹操能以大業為重，不念舊惡，如張繡在歸降後又起兵突襲，殺死曹操的長子曹昂、侄子曹安民以及愛將典韋，但以後張繡來降時，曹操捐棄前嫌，對他的寵遇優於諸將。陳琳曾為袁紹撰寫檄文，痛斥曹操罪行，並辱及曹操的父親與祖父，可陳琳歸降後，曹操愛惜他的文才，不僅未加懲處，還委派他掌管文書往來。史稱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拔於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所以，曹操身邊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在當時各割據政權中，得賢士最多。正是在這些謀臣、猛將的輔佐下，曹操才能掃平群雄，統一北方，從而奠定了曹魏政權的基礎。
曹操以奸雄著稱，在用人上這種奸是一種順應時勢的奸，不是每一個領導者都能做到的。
和平時期的人才應德、量、才兼備
曹操在戰亂之時“惟才是舉”無疑是明智之舉，而在和平時期如果照貓畫虎可能就不合時宜。和平時期識人用人標準有三，一曰德，二曰量，三曰才。所謂德者，剛健無私，忠貞自守，非庸庸碌碌，無毀無譽而已。所謂量者，能受善言，能容賢才，非包藏隱忍、持祿保位而已。所謂才者，奮發有為，應變無窮，非小慧辯捷，圓熟案牘而已。備此三者，然後勝股肱之任。也就是說，在通常的情況下，我們強調德應重於才，但在這前提下，又要注重量與才的問題。堅持德量才三者的統一。
要評估人，無非德才兩者。德的內涵包括個人品質、倫理道德、政治品德；才指才智、才幹，才華，等等。人才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學問型，一種是事業型。而人才的形成是靠知識和經驗的積累。因此，德才兼備的人的成長需要不斷地學習和實踐。
要發現人才，主要是根據其德才的表現。但要認識人則需要時間的考驗。如人的政治品質，平時難看出什麼問題，在非常時期則好壞分明，古代的忠臣義士大都是在危難時刻湧現的，所以，有人將之總結成一句格言：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才能也需要考驗，有些人能說會道，在實幹時卻很窩囊；有些人平時默默無聞，但在實踐中卻才能畢露。
用人以德才兼備最好，但在大量需要人才的時候，隻能以掌握現有的人才資料，按其德才而任用。古代英明之主駕馭人才，是待之以誠，糾之以法，賞功罰罪，使之向上，不敢為非，這是愛護、培養，發展人才的根本法，至今仍很值得借鑒。
3.對特殊人才要不拘一格地使用
“領導警語”
範仲淹經常說：史書記載諸葛亮能不按常規用人。當上司的人都想把天下的人才收羅到自己手下，就怕他們隻根據自己的感情選用了投合自己好惡的人，而自己還不知道。能不按常規用人，然後才能做成大事。（範文正常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想近己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十五
人才的使用不應人為地設置諸多條條框框，比如出身、學曆、籍貫等。實際上，許多人才可能過不了那些條條框框的關，但確實身具異才。框框一多，人才脫穎而出的路子便被堵塞了。
中國曆史上許多明相在選拔人才時，能夠不拘資曆地位，不計親疏遠近，任官使能，選賢舉才。
春秋時期的齊相管仲十分重視人才的發現、培養和使用，對傳統的“世卿世祿”的選官製度進行了大膽的改革。他主張按“德”、“功”、“能”三條基本標準選拔人才，尤其強調要“察能授官，班祿賜予”，“其績多者其食多，其績寡者其食寡，無績者不食”，認為這是“使民之機”，是用人的關鍵。為了遴選天下的英才賢士，他創設了“三選製”。規定：首先要求各鄉把那些有才德武功的人士推選給國家；國家有關部門再對鄉選人士進行一段時間的試用考核，擇其優異者上薦給國君；最後由國君親自審核使用。這是古代用人問題上的一大突破，這種製度以德、功、能為標準，量能以授官，注重從社會的基層而不是從顯勢貴族中選用人才，打破了傳統的貴族壟斷官職的世卿世祿製度，使大批有實踐才幹、有真才實學的人能脫穎而出，為國效力。如當時齊國的大司田寧戚，原本出身低下，曾是為商旅趕牛車的車夫，但由於他擅長“墾草人邑，辟土聚粟，多眾盡地之利”等農業方麵的管理工作，於是管仲將其破格擢用。其他的諸如大司理賓胥無、大諫官東郭牙、大行隰明、大司馬王子城父等都是管仲不拘一格、量才任用的。正是由於推行了這種開明、務實的選用人才方針，才使得管仲在齊國進行的一係列改革得以順利貫徹執行，才使得齊國日益強大起來。
名相諸葛亮在治蜀的過程中，也十分注重不拘一格、人盡其才地選拔官吏，隻要有真才實學，便委以重任。他曾總結曆史上的經驗教訓，認為西漢之所以強盛，是因為當權者能任用賢臣，疏遠小人；而東漢後期之所以衰亡，是由於當權者排斥賢人，重用佞辜。因而他用人不重門第、地位，不拘資曆、親疏，而是任人惟賢、惟才。他說：“柱以直木為豎，輔以直士為賢。直木出於幽林，直士出於眾下，故人君選舉，必求隱處。或有懷寶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異，不見招求；或有忠賢孝悌，鄉裏不舉；或有隱居以求其誌，行義以達其道；或有忠質於君，朋黨相讒。”對於上述隱埋在民間或基層的賢能之士，他主張要盡量選拔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