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以前的中國文化，都收在孔子手中；孔子以後的中國文化，都是從孔子手中放出來的。”孔子的學說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占有顯赫而居中製衡的曆史地位，已成為中國文化的象征。它具有明顯的實踐向度，重視人們在政治生活中的德性表現，為現代企業管理提供了一種實踐學意義上的理論依據，幫助領導者塑造更獨立、更堅強的道德人格，使組織內外形成和諧平衡的大環境。
《論語》：
“半部論語治天下”
釋典
《論語》是一部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後學編纂而成。
孔子（公元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東南）人。出身士家，通禮、樂、射、禦、書、數六世。曾任魯中都宰，升司寇，後周遊列國。晚年致力於學術和教育，是我國曆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他為道德的合理性提供了最終的依據，並因之“確立了深邃、嚴密的貫通天人的‘性命’（盡性至命）修養學說。”
在孔子的學術體係中，“仁”、“禮”、“中庸”、“和”是四大支柱。以“仁”為支柱的修己之學，以“禮”為支柱的治人之學與以“中庸”為基本原理的“中和論”，三者有機地結合成為一個完整的係統。修己是治人的基礎，治人是修己的歸宿；修己和治人兩大部分思想內容以“中庸”為實踐方法，以“和”為總則。
“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的形成發展，當然要受到特定時代經濟、政治因素的種種製約和影響，但一種文化傳統，尤其是其深層文化精神，一經形成，便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主體性，成為一個具有生存、進化、適應能力的文化生命。”有學者說：孔子以前的中國文化，都收在孔子手中；孔子以後的中國文化，都是從孔子手中放出來的。此話也許有點誇張，但也確實並不為過分。孔子的學說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占有顯赫而居中製衡的曆史地位，已成為中國文化的象征。如今，雖然產生《論語》的時代環境早已改變，但其深層的文化精神卻以頑強的生命力影響著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與文化。
《論語》成書年代約在戰國初期，即公元前四百年左右。據《漢書·藝文誌》記載，《論語》、《孝經》等書在漢文帝時即被立於學官，置博士講授。到了唐代，《論語》被列入經部。南宋時，朱熹把《論語》、《孟子》、《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合為一書並為之作注，稱作《四書章句集注》。其後《論語》的地位得到進一步的提高，成為一般人通經致仕的入門書。
《論語》全書共分20篇，內容涉及到儒家的政治思想、倫理道德、教育觀念及處世原則等各個方麵，是研究我國古代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的重要資料。在漢代有《魯論語》、《齊論語》與《古論語》，後來統一於鄭玄。現存舊注有魏何晏注、宋邢邴疏《論語注疏》、宋朱熹《論語集注》及清劉寶楠《論語正義》等，今注本有楊伯峻《論語譯注》。
《論語》與企業管理
雖然，產生《論語》時期的社會背景與現代社會已經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但是，《論語》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和其文化精髓卻一直滲透在曆史的發展長河之中。時至今日，對於現代管理者來說，吸取《論語》中的思想精髓依然是一門必修之課。
自古以來就有“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這說明《論語》中包含了豐富的管理知識。在孔子的思想體係中，“仁”與“禮”是領導者自律與律他的兩種基本手段，互為關聯。
孔子重視領導者的自律，認為隻有領導者先做出表率作用，才能教化普通民眾。所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在這個基礎之上，孔子進一步指出，政治過程就是一個由自律到他律的連續過程，隻有“修己”才能“安人”，“修己”是為政之本。組織何以保持穩定？孔子說不是靠權力的壓迫和領導的欺詐，而是在領導者“修己”的基礎上建立社會的正義，建立起組織的規範。
孔子生前所關注的核心就是人的修為、影響的也是人的思想、督促的更是人的行為，而他的教學目的是希望用自己的思想結合當時的政治實際培養一批政治管理人才。所以，他很少傳授從政的具體技能，而多將個人修為作為從政的基礎。
怎樣的領導者才是孔子眼中合格的領導者呢？孔子的答案是“文質彬彬”，既有內在的、真實而高尚的道德品質，同時，又要求這種品質以一種有教養的形式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