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禮樂教化來治國安邦是孔子治國的總體思路。
個體的人必須融入社會，與他人發生社會關係。為了鞏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每個人必須服從一定的社會秩序和倫理規範。這種社會秩序與倫理規範就是孔子所謂的“禮”。
從孔子開始，“禮”成為了社會的秩序，並追尋“禮”的價值本原，尋找其情感的基礎。因此，在孔子的思想體係中，“禮”是與“仁”聯係在一起的。在孔子看來，“禮”的核心是“仁”。在“仁”的幹預下，人們在按照“禮”的要求行為時，對“禮”的限製會由衷地認同，從而使組織和諧、上下有序。
《論語》中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用強製性的規則來約束人，人們是因為害怕刑罰才遵守組織秩序；如果用德與禮來約束人，那麼人們就是從領導者的表率和對秩序本身的認同而遵守組織秩序。孔子的理想是將內在的“仁”以思想文化的方式滲透到組織成員的頭腦中去，從而使其能夠自覺地約束自己的行為，即“禮”與“仁”融合後，使領導者對下屬強製性的約束變成下屬自我的道德自律。這其實就是現代人性化管理的理論源頭。
“中庸”之說使孔子的學說從“道”的神壇上走下來，成為了一種實踐性的倫理學，是在通過考察事物對立雙方的矛盾之後，在更高層次上尋求平衡。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韓星曾舉這樣的例子來說明：“孔子認識到當時社會貧富的對立，‘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裏仁》）。然而怎麼來解決貧富之間的矛盾呢？他既不是簡單地站在求富的立場，又不是簡單地設法去貧，而是提出了一個義字，用義作為調整貧富矛盾的一個標準，對雙方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尋求雙方更高層次上的統一。”可以說，“中庸”之道就是實際的領導活動中的平衡之術。
在孔子那裏“中庸”並非簡單的“折衷主義”，而是適可而止、恰如其分；是“同歸殊途”和“一致百慮”；是處理事情時的分寸感，一種“不要使行動突破質的規定性”。當企業領導者把這種智慧用到企業的管理決策中，就體現為一種對“共贏”模式的熱愛。
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作為一種生存智慧，作為一種“至德”，“中庸”已不僅僅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它更作為一種穩定的價值理念深深紮根於中國文化土壤之中。
而體現在“仁”、“禮”和“中庸”基礎之上的，是孔子思想體係的總則“和”。但“和”並非是無原則的“和”，是“和而不同”。
把不同的事物結合到一起，通過相互協調，相互影響，達到和諧統一，形成一種新的狀態或產生出新的事物，稱之為“和”；“同”指的是相同的東西重複相加，隻是量的增多，並不能產生新的事物。所以，“要和而不同”。
孔子把“和”與“同”作為君子與小人的區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堅持有原則地和睦相處，反對無原則的苟同；小人隻是無原則的苟同，而不能有原則地和睦相處。“和”追求的是有原則、有標準，以正確合理為內在精神的整體和諧與最佳狀態，是一種變異中的和諧。
“和而不同”正反映了哲學上質與量的統一。事物隻有保持“質”上的相對穩定，才能獲得整體的和諧發展。具體運用到企業管理中，“和”的思想體現的是一種成熟的協調藝術，一種高超的管人哲學。
孔子並不推崇抽象的思辨和嚴密的論證，但他的思想學說卻具有極強的實踐指導意義，非常重視人們在政治生活中的德性表現，他的思想為現代企業管理提供了一種實踐學上的理論依據，使企業管理者在影響組織的各因素之間進行一致性的協調運作，從而幫助領導者塑造更獨立的、更堅強的道德人格，使組織內外形成和諧平衡的大環境。
大家眼中的《論語》
論語中有算盤，算盤中有論語。
——澀澤榮一日本第一銀行頭任總裁
日本人的終身就業製和年功序列製是禮的思想的體現，企業內工會是和為貴思想的體現。
——橫山亮次日立化成公司總經理
儒家管理思想中，力服、才服、德服體現了管理者水平的三個層次，以力服人隻能使人懾服，以才服人可以使人折服，以德服人則使人心服，是為最高層次。
——張應杭浙大法學院教授
《論語》中的管理智慧
1.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