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無疑是一部古今適用的國際政治、國際關係學名著。其中眾多的處理國際關係的戰略和策略完全可以運用在當下風起雲湧、鬥爭異常激烈殘酷的國際環境中，其中的競爭智慧對當代人開拓進取的各項活動都大有裨益。
《戰國策》：
謀略與雄辯寶典
釋典
《戰國策》是彙編而成的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資料，主要出於戰國時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記載，彙集成書，當在秦統一以後。原來的書名不確定，西漢劉向考訂整理後，定名為《戰國策》。共33篇，按國別記述，有東周一、西周一、秦五、齊六、楚四、趙四、魏四、韓三、燕三、宋、衛合為一、中山一。記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統一，記載了共245年的曆史，具有極大的史料價值。它以策士的遊說活動為中心，反映出這一時期各國政治、外交的情況。全書沒有係統完整的體例，都是相互獨立的單篇。
《戰國策》的思想內容較為駁雜，儒、墨、道、法、兵各家的思想都有所反映，但就總體而言，此書主要反映了縱橫家的思想傾向，縱橫之勢，長短之術，詭譎之計充溢全書。在《戰國策》中，“計者，事之本也”（《秦策二·楚絕齊齊舉兵伐楚》），謀略就是決定一切的因素。
在人生觀上，縱橫家的思維也與當時的主流史書完全不同。縱橫家們更注重個人的自我實現，謀取個人的“勢位富貴”《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章中，蘇秦發自內心的感慨道：“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這樣的思想在《國語》、《左傳》諸書中都不曾有過。這在當時是觀念的重大轉變。
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戰國策》中，處於統治集團與庶民之間的特殊而較為自由的社會群體——策士們為了實現自我的個人價值，奔走列國，遊說國主，以三寸之舌抗衡九鼎之寶。一切正如劉向在《戰國策》書錄中所寫的：“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
因此書思想活躍，有許多縱橫陰謀之術，不合於儒家的思想，故被儒家所排斥，未得在世廣泛傳播，後來便逐漸殘缺不全。北宋著名文學家曾鞏從士大夫的私人藏書中訪求書籍，並加以校訂，正其謬誤，又重新湊足了33篇。然而，由於曆史的原因，曾鞏所校訂的《戰國策》與劉向所編訂的《戰國策》在篇目上已有出入。所以，曆史上就存有兩種文本的《戰國策》，劉向所編為古本，曾鞏所校補的為新本。今人繆文遠等人對《戰國策》有較深入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整理本是較好的一種通行本。
《戰國策》與企業管理
《戰國策》深入地描寫了在先秦曆史和文化的廣闊背景下縱橫家的政治思想、用人主張、人生哲學及處世方針等，展現了他們重勢、重利、重時、重自我的思想特征。
首先，《戰國策》反映了重民思想。
在《齊策》中，齊王使者問趙威後。書未發，威後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後，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後曰：“不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問末者耶？”
這段生動的對話，明確表現出《戰國策》中“以民為本，以君為末”，先民後君的重民思想。這與孟子“民貴君輕”、荀子“民水君舟”的思想是相通的，充分反映出戰國時期“以民為本”的思想的高漲。這種思想也是現代企業人性管理大行其道的思想基礎。
創新也是《戰國策》的一大主題。戰國時期是一個充滿變數的年代，每個國家都前途未卜，順應時勢、破舊革新是當時所有國家急需要做的事。《趙策》中所記載的趙國國君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事，就是一次重大的破舊求新的改革，趙國統治集團對此引起一場激烈爭辯。不少人反對武靈王的改革，公子成是反對“變服騎射”的代表，他把“中國”說得盡善盡美，認為“胡服騎射”是“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叛學者，離中國。”而趙武靈王則認為，應該“觀時而製法，因事而製禮。法度製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然後又質問道：“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他堅決主張“便國不必法古”，“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製今。”故而“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趙武靈王終於衝破趙國貴族集團的重重阻撓，棄舊圖新，施行了“胡服騎射”，促使趙國強盛，在軍事上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