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管理思想是將法家的製度納入道家的思想體係中，用道家的思想作主導，以法家的製度作工具，形成一種主動的、積極的、改良後的無為思想。可以說《管子》對於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的論述，包括了現代管理學中的決策、用人、組織、協調、控製等等方麵的內容，值得現代企業管理者借鑒。
《管子》：
管理界一钜子
釋典
《管子》一書是後人總結管仲的思想，並假托其名所作。
管仲（？～公元前645），名夷吾，字仲，春秋時潁上（今安徽境內）人，是春秋時著名的政治家、軍事謀略家，在經濟、政治、軍事等許多領域都有卓越的建樹。管仲相齊時，“作內政而寄軍令”，通貨積財，富國強兵，改革行政，編練軍隊，使齊國強盛起來，他幫助齊桓公以“尊王攘夷”為號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第一位霸主。
現存《管子》一書是西漢人劉向從他所收集的564篇中刪除重複內容編輯而成的，後又佚失10篇，現在僅剩76篇。
《管子》的政治思想不同於儒家或者法家。它主張的是“禮法並用的統治術”。在管仲看來。法是國君掌握刑賞大權以維護封建等級製度的統治術，而禮則是指依賴於人們的宗法道德自覺地維護封建等級製度的統治術，二者相輔相成。
所以，在《互輔》篇中，管仲談論了禮對維護封建等級製度的重大意義。在《牧民》篇中則直接把禮義廉恥看成是“國之四維”指出：“守國之度在飾四維”，“四維張則君令行”。與此同時，它強調法的作用。在《法禁》、《重令》、《任法》等篇中，它指出，立法的是君上，執法的是臣下，遵守法令的是老百姓。為了達到天下大治，必須“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任法》）。意思是，君臣上下不分貴賤都要遵從法令。
縱觀曆史，我們可以看到，管子的這種設計圖式對後來的曆代王朝製度建立都起到了極大的影響力。
《管子》在經濟思想方麵的先進性也是曆代學者所關注的重點。在經濟思想方麵，《管子》一書體現了宏觀經濟管理理論的輕重論。他主張國家積極幹預社會經濟，把握經濟形勢的主動權，實行重征商、官山海和禁榷製度等，使封建國家直接掌握大量資財，以散斂方式控製物價和調節經濟，並實行利出一孔，使每個人都根據其為國家所作貢獻大小而得到利益。
總之，《管子》是我們研究先秦哲學、政治和經濟思想的一部重要書籍，其內容是豐富多采的。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最古版本，是宋代的楊忱本，再後的有明本。郭沫若搜集古本和近人的校注本，係統地寫下了《管子集校》，計86篇（有的篇已亡佚）。
《管子》與企業管理
《管子》一書從政治、經濟到意識形態領域，為當時的領導階層提出了管理國家，統治人民的理論和原則。雖然社會環境不同了，但其中的許多管理思想仍然具有相當的借鑒性。
在管仲看來人性本惡。《管子·版法》中這樣說：“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認為追求利益、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也是因為這一思想，管仲肯定了法治的必要性。管仲如果僅提出這一點，與一般的“性惡論”也沒有什麼區別了。管仲更為高明的地方是提出了人的需要，不但是生存的需要，還有精神上滿足的需要：“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子·牧民》）。而且，生存的需要是最基本的，“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親戚可以時大也”（《管子·侈靡》）。這裏，管仲又對二者的關係作了分析：“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遠之不能勿忘”（《管子·禁藏》），指出人的感情一方麵根據需求而轉移，另一方麵又決定著需求的層次。
據此，《管子·牧民》篇明確提出：“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這幾乎就是對瑪斯洛需求理論的另一表述，隻是時間早了兩千年。
在對人性有了深刻了解的基礎上，管仲對領導者提出了許多中肯的意見。
首先，領導者是決策者，所以應該多收集信息，果斷地作決策，也就是“兼聽獨斷”，“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管子·版法》）。
其次，領導者應該抓大放小，提綱挈領，做好集權與分權的工作。“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管子·版法》），也就是說領導者隻需要以結果來考察下屬，責其成功就行了，不用事事親曆親為。
然後就是其用人觀。領導者事事不用親為就必須選擇適當的人放在恰當的職位上，使他們發揮自己最大的優勢。“多士者，多長者也。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管子·形勢解》）。也就是說要善於發現一個人的長處，任其所長，實現人員的優化組合。這樣，領導者就能輕鬆領導，“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用眾人之力”（《管子·形勢解》），達到“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眾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管子·形勢解》）”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