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寧秀城區拆遷安置工作是整個下放給安寧區負責，而城市建設任務是市上的職責，市區之間的職責界限明確，相互之間也沒有直接的利益連接。如此一來，區上為了獲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就和市建設部門、規劃部門和土地部門博弈，總是盡可能大地爭取市上的土地征用和拆遷安置費用，爭取得越多，他們的利益也就越大，哪怕是大到無邊無底，對安秀區和拆遷者來講，他們隻有好處，沒有任何壞處。市區爭利一直是一對矛盾。
其次，由於負責做拆遷安置工作的，都是區裏的幹部，他們都可能是拆遷安置的直接利益者或者說會成為拆遷安置的直接利益者。他們為了自己的直接利益，肯定會千方百計地努力爭取，以獲得最大的自身利益。即使不是直接的利益關係人，但由於農村裏各種各樣盤根錯節的關係，相互之間都可能有這樣那樣的要麼是血緣關係，要麼是姻親關係，要麼是交情關係的種種關係。這種種關係，除非內部之間產生矛盾，否則是會聯係得比較緊的，有外部的利益衝突時，他們肯定會團結起來共同維護。
第三，也是非常具有寧秀特點的問題，那就是私下裏，拆遷者與被拆遷者之間還有一個共同的利益鏈條，即拆遷者和被拆遷之間私下裏達成利益契約，在保證拆遷者的基本利益之外獲得的利益，拆遷者與被拆遷者共同享有。什麼意思？我們舉例來說明：某拆遷戶被拆遷房屋的麵積本來是一百平方米，按照市上每平方米一萬元的補償政策，該拆遷戶可以得到正常的補償款一百萬元。拆遷者為了自己能夠在這中間獲利，拆遷者會找各種借口，幫被拆遷戶要麼是把拆遷麵積報多，要麼是爭取拆遷補償標準提高。但因為補償標準基本上是確定的，那麼最通行的辦法就是多報拆遷麵積。如前麵所說的拆遷戶，如果多報十個平方米，就可以多得十萬元補償款，假如按五五分利，則拆遷者與被拆遷者可以各得五萬元。這種額外套取補償款的問題，在安寧區已經成了一種公開的秘密。區上的領導為了完成市上安排的拆遷安置任務，對這一問題也是睜隻眼閉隻眼，他們清楚，也正是因為有這種暗箱手法，參與拆遷的幹部也才有積極性。如果沒有了這種暗箱手法，那麼誰還願意去做這天底下除計劃生育之外最難的事？也正因為如此，寧秀才成為全省少有的拆遷成本上最高的地方。
通過調研掌握到的這些情況，李聿民根據自己在省城所屬縣區工作時的經驗，在與祁一征商量後，決定改變目前所采用的辦法，將拆遷者的相關報酬由過去的暗裏自行操行，改為明裏公開補貼。規定拆遷者參與拆遷的補貼標準以戶為單位，每拆遷一戶補貼多少。這樣一來，就徹底改變了之前安寧區在拆遷上存在的種種弊病。首先，讓參與拆遷的人名正言順地領取補貼，而不象過去那樣偷偷摸摸地和被拆遷者勾結才有自己可以得到的利益；其次，限定了領取補貼的標準，隻與拆遷的戶數掛鉤，完全不和被拆遷者的其他任何因素聯係。這樣，就避免了拆遷者與被拆遷者之間的相互勾結，弄虛作假；再次，是拆遷後領導補貼。這樣也就調動了拆遷者的積極性，而不象過去，因為被拆遷者的利益與拆遷者的利益緊密相聯，為了爭取更大利益，拆遷者與被拆遷者都會找這樣那樣借口，多爭取拆遷補償。現在是拆遷得快，補貼也就拿得快，同樣的時間段內，拆遷得越多，拆遷者的補貼自然也就拿得越多。
就這麼一個小小的舉措，就改變了過去寧秀拆遷難、拆遷貴的曆史頑疾。這正如十六、十七世紀歐洲人販運黑奴到美洲，先是以上船人數為計酬依據，船主們拿了錢後根本就不管船上黑奴們的死活。後來買主們就改變付酬方式，以最後到岸人數為付酬依據，就這樣簡單地付款時間的改變，就一下子使黑奴販運狀況大大改變，不僅使黑奴們的生存率大大提高，販運的成功率也大大地提高一樣。
因為這一基本做法的改變，寧秀在拆遷上存在的大量問題不僅一下子化解了，而且拆遷效率也明顯提，拆遷成本雖然沒有下降多少，但卻改變了以往那種拆遷一次拆遷費上漲一次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