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廣角
作者：趙堅
“菊”與“刀”的統合
美國人類學家魯思 本尼迪克特（1887～1948年）在其經典名著《菊與刀》中，以“菊”和“刀”概括日本的民族和文化性格。在作者看來，“菊”是日本民族性格“纖細柔美”的象征，“刀”則是日本民族性格“好勇鬥狠”的標誌，她認為“菊”和“刀”共同構成了日本民族矛盾的文化性格。
其實在古代日本，“菊”和“刀”很早就統一在一起了。筆者舉兩個事例予以說明：第一個事例是平安末年的後鳥羽天皇（1180～1239年）對“菊”和“刀”似乎特別鍾愛，他把各地的工匠召集到朝廷製作刀劍，甚至自己下窯鍛打，把自己設計的十六花瓣菊紋鐫刻劍身，並親自燒冶。他還將菊紋印在皇家服飾和車輿之上，使其成為皇族家紋，後來就有了“菊花王朝”之雅稱。第二個事例是江戶時代的“肥後武士菊”，肥後藩主細川重賢（1721～1785年）在藩府設立菊壇，指揮屬下佩刀的武士四季種菊，很多武士因而成了“菊細工”，即掌握高超菊藝的“職人”（職人即手工藝人）。武士秀島七右衛門菊藝精湛，自成門派，被稱為“秀島流”，其所撰寫的《養菊指南車》（1819年）成為古典菊譜的最高經典。這一傳統賡續了240餘年，使“肥後武士菊”成為日本古典菊文化的最高典範，堪稱“菊道”。
無論是後鳥羽天皇的菊刀，還是肥後武士的菊藝，都將“菊”與“刀”融彙在一起，前者是“刀”中有“菊”，後者是“菊”中有“刀”，而將兩者揉合在一起的便是天皇下窯、武士藝菊的職人精神。再說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寫成於60餘年前，戰後日本被迫製定了“和平憲法”，“刀”被鎖入庫中，不能碰“刀”的日本人，將其精力傾注於以“菊細工”為代表的職人活動，通過精益求精的“日本製造”創造了“日本奇跡”。“刀”已淡出，“菊”則獨存，所以再以“菊”和“刀”來形容日本當今的文化性格恐怕有點過時了。從這個角度而論，如果一定要拈出一個意象來指代日本民族性格的話，恐怕首選還是職人氣質吧。
老鋪與職人
日本420餘萬的中小企業是“日本奇跡”的主要創造者，其中有超過10萬家百年以上的老鋪企業成為中小企業的台柱，由幾十萬職人作為其主要構成。韓國中央銀行在幾年前對世界41個國家的老鋪企業做過一個統計，發現有200年以上經營曆史的共有5586家，其中日本占了3146家而居榜首，所以可把日本稱為“老鋪大國”，而支撐老鋪的便是職人，從這個意義上說，也可以把日本稱作“職人國家”。
日本從飛鳥時代傳入華夏的典章製度之後，也將社會分成“士農工商”，但是勞心者和勞力者之間的壁壘並不森嚴，“工”即職人受到相當尊重。司馬遼太郎在其《日本的原型》中指出：“日本保存了世界上少有的尊重職人的文化”，他把這種文化稱作“重職主義”，即勞身的手工藝職人受到社會的敬重。他舉鐮倉和室町的武士為例，他們一邊當兵習武，一邊兼職打工，不單單武士兼職，連室町名門伊勢家，貴為領主，竟然也世世代代兼職製作家傳馬鞍，以勞身為榮。上述後鳥羽天皇親自鍛冶刀劍，當然也是這種重職主義的體現了。
職人的神業
“職人文化”在江戶時代進入全盛時期，江戶城（現日本首都東京）人口繁盛，頂峰時超過100萬人，其中一半為本地和各地駐京的武士，而大約有25萬手工藝職人為貴族和武士提供日常生活用品，如織染、陶器、塗漆、五金、玉石、人偶、和紙、木竹品之類，當然更多的還有餐飲、棧房、錢湯等服務行業，一時職人高手輩出。職人是傳統工藝（服務）的承傳者，他們從上一代承受技藝，一生以“目無旁視”的專注精神從事其職，完善技藝，然後傳薪給下一代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