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選擇忠義驍勇者。“忠義”是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價值，也是傳統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是“道之大者”，特別是在宋元理學之中占據重要的地位，曆來忠義者都會受到傳記家的重視。在歐陽玄的傳記作品中，忠義傳主的選擇往往是那些元代驍勇善戰的愛國武將勳臣。因而，這類忠義傳主者除卻忠義愛國之外，還有元王朝遊牧民族驍勇善戰的獨特品質。因此，這類傳主的傳記數量較多，神道碑、墓誌銘和碑文等體例中都有所涉及，且撰寫的動機也多有政治意識形態的意味。比如《忠武王公神道碑》、《江陵王新廟碑》、《張將軍祠碑》等。在選材上都以突出傳主的忠義愛國、英勇善戰的品質為主。如《江陵王新廟碑》選取了元代功臣阿裏海牙在元世祖征宋統一全國中的英勇事跡，“阿裏海牙以偏師搗江陵，既而拔之。出是進兵溯洞庭，薄長河，遂平湖湘，聲震南海……”在撰寫過程又著重突出他仁愛之本性，如阿裏海牙率兵攻破潭州後，極力反對元軍屠城殺民之行徑，而下令撫慰民心，開倉賑糧。當然，除卻凸顯這些武將功臣的不朽軍功，歐陽玄筆下也出現了他們由“武”向“文”的時代變化特征，如《元故翰林學士逢大夫知製誥同修國史貫公神道碑》，傳主貫雲石即為阿裏海牙之孫，是典型的將門之後，“神采迥異，年十二三臂力絕人，善騎射……初襲父爵……退之於文士徜徉佳山水出，倡和終日，浩然忘歸北。”很顯然，這裏折射出了元代民族大融合之下所出現的漢化現象，也暗示著漢文化強大的輻射能力。
其次是選擇儒者高士。在歐陽玄的傳記作品中，這類傳主是最受歐陽玄重視的，也是篇目最多的。身為一個世代儒學影響並始終以理學為學行原則的漢人，歐陽玄內心還有強烈的文化地緣情結。這可以從他生平廣泛的交遊中可窺見一斑。他不僅與同在魏闕的奎章閣文臣深交密切，如虞集、蘇天爵、揭係斯等學者史家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而這些當時學術文化界領袖人物在理學經術方麵都深有造詣。如虞集就被歐陽玄稱之為“資質之粹，學識之正”、“公之為學……必本與天理民情之實”、“公之立言，無一不本於道也。”在撰寫揭係斯的墓誌銘中，歐陽玄備述了其將“講經作史”為畢生的功業，並推許他為“古今良史造物忌，予奪是擅萬世”。除卻選擇這些富有盛名的學者大儒之外，歐陽玄也將撰寫的目光投向了那些隱沒在山林的高人隱士。如《元故隱士更齋先生劉公墓碑銘有序》、《元故隱士廬陵劉桂隱先生墓碑銘》、《居士歐陽南穀墓碑銘》、《曾秀才墓誌銘》等等。作為一個傳統儒家學者，歐陽玄既有宋元理學家的堅持和篤定，終身以“崇道德而黜功利”為學行原則，但卻沒有一般理學家的迂腐和執著，他對入世與出世問題抱著的是“從道不從君”的看法。而所謂“道”除卻是理學道德之外，更有安身立命的“自道”，即保持自我道德上的自主性，也是“黜功利”的表現之一。因而在對高士隱者的墓誌銘撰寫中，歐陽玄就曾高度讚揚其遺世獨立的個性精神，如在《元故隱士廬陵劉桂隱先生墓碑銘》中就曾讚揚道：“先生之德，不為世俗之所搖曳，不為風聲棲習之所淪染，卓然以重厚醇雅……”
其三選擇政績突出的官吏。在歐陽玄的傳記作品中，還有專門撰寫政績突出的官吏作品，這些作品數量歲雖不多，但也是從中發掘鮮為人知的史料。歐陽玄在為這些官吏作傳時，極力突出他們身上立身清廉、正直不阿、為民請命的品質。如《太中大夫京畿都漕運使王君去思之碑》中，傳主王去思身任職漕運使兩年，就取得“食廩充實，國用以贏”的政績，因而歐陽玄才“錄其善政”，“石以遺後”。在具體描寫王去思政績事跡中，重點選取了他如何整治下吏和漕運、為民謀福的善政，突出其不畏權貴、秉公執法、清儉立身等品質。而《元故朝散大夫斂太常禮儀院事宋公墓》中同樣突出了傳主宋雲舉“理民專務德化，不事鞭樸，民有訴訟，徐以理譬解之”。歐陽玄除了為這一類政績突出的官吏作傳之外，他還注意一類特殊的“官吏”群體。如在《元贈效忠宣力功臣太傅開府儀通三司上柱過追封趙國公諡忠靖馬合馬沙碑》中，傳主馬合馬沙為西域大食人，官職為“領茶迭而局諸色人匠總管府達魯花赤”，掌管宮廷建築。而他的父親黑迭兒也是一位宮廷建築師，曾負責設計元都的宮殿城郭，因“受任勞勤，夙夜不遑”而“寵遇日隆”。［11］這對父子在元朝建史中所占的地位應該很重要的，但在元史中卻並無記載。可以說，正是歐陽玄的作傳，方能使這個家族不被堙沒在曆史的塵煙之中。
綜上所述，歐陽玄“崇道德黜功利”的傳主選擇原則，無疑是其深厚的理學涵養和史學觀念的體現。秉承這種選擇原則，傳主類型無論是忠義驍勇者、儒者高士還是政績突出者，都能從他們身上發掘理學所張揚的道德風尚。這些傳主既被定格在曆史的長河中，勾勒出了元代時人的精神風貌，更重要的是為後人留下了生動的寫照，彌補了官方史書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