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的那些曆史細節
曆史寬帶
作者：褚銀 章世森 晁華
張聞天作“反報告”的話音剛落，毛澤東便一反常態，站起來說：“我來說幾句。”他點名批評了博古、李德，直陳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就是忽視紅軍運動戰的優良傳統、脫離紅軍實際情況所造成的惡果。
毛澤東的論述鞭辟入裏，一下抓住了問題的實質，引起了與會人員的強烈共鳴。兩條涇渭分明的軍事路線激烈地撞擊著、衝擊著每一個與會同誌的思想。博古被批駁得麵紅耳赤，無奈地說道：“我要考慮考慮。”
長征出發前，中央最高“三人團”決定：中央政治局成員一律分散到各軍團去。毛澤東從張聞天那裏得到消息後，便提出請求：自己要同張聞天、王稼祥一路同行。
在毛澤東看來，轉移途中如能與這兩人結伴同行，便可借機向他們宣傳自己的思想和主張；若能得到他們二人的支持，對於推行正確路線，扭轉目前紅軍麵臨的極為嚴峻的局勢，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澤東還意識到，這或許是最後一次機會了，因為紅軍在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下，很有可能一著不慎就全軍覆沒。其時，毛澤東因經受了幾個月瘧疾的折磨，身體非常虛弱。因此，過了於都河，他不得不坐上了擔架。湊巧的是，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圍剿”鬥爭中遭敵機轟炸，右腹部傷勢十分嚴重。長征一開始，他就坐在了擔架上。張聞天身體沒什麼毛病，時而騎馬，時而步行。
他們一路相談。路寬時一左一右談，路窄時一前一後談，走上大路，就兩副擔架並列前進躺著談；行軍談，休息談，宿營時住在一起仍然在談。路上，他們認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在蘇區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長征途中的情況，特別是導致廣昌保衛戰慘敗的經驗教訓。王稼祥不無憂慮地對毛澤東說：“中國革命的道路不能再這樣走下去了，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毛澤東對此也是心急如焚，他雖然失去了參與謀劃軍事的權力，卻仍然不時地提出自己對行軍路線的建議。
後來，毛澤東的身體有所康複後，有時便不坐擔架，到各個軍團去看看。時隔40多年後，李德在他的《中國紀事》一書中作了這樣的描述：毛澤東“不顧行軍紀律”“一會兒呆在這個軍團，一會兒呆在那個軍團，目的無非是勸誘軍團和師的指揮員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擔架上頻頻召開的“碰頭會”，讓毛澤東、王稼祥和張聞天逐漸組成了反對李德、博古錯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團”。
1935年1月，紅軍強渡烏江成功，爾後又迅捷智取遵義。這在客觀上為中央紅軍的休整提供了條件。經過醞釀，黨和紅軍領導人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充足的準備。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經過共同討論，由張聞天執筆寫出一個反對“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報告提綱。
1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老城枇杷橋召開。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
博古首先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將紅軍的失利歸結為敵強我弱，過多地強調了客觀原因。接著，周恩來作了副報告。他則提出紅軍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戰略戰術的錯誤，並主動承擔了責任。針對博古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所作的辯護，張聞天首先站起來批判。他的發言一針見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紅軍接連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下的一係列嚴重錯誤，並揭露了他們試圖推脫罪責的本質，被視為博古報告的“反報告”。張聞天的發言宛如剝筍一般，從現象到本質，從事實到理論，邏輯嚴謹，措辭激烈，引爆了與會者積壓多日的對“左”傾領導的不滿和怨氣，從而有力地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單純防禦軍事路線定下了基調。同時，張聞天首先站出來作這個“反報告”，也是他同“左”傾錯誤路線決裂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