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艾滋病首席醫生的真情告白
真
作者：蘇光陸
她的愛心，永遠不會隻有那麼大。她的奉獻，永遠不會隻有一個結果。
1
在我小的時候，媽媽的身體不好，飽受病痛的折磨，以致若幹年後我回憶起媽媽時，總是看見她在大把地吃藥，聽見她那痛苦的呻吟。在我上小學的時候，四歲的弟弟又因病夭折了。現在回想起來弟弟的病就是消化不良症，根本不至於死人的，就因為庸醫誤命啊。困頓時，人就會產生幻想，當時我就想，假如我們家有個醫生，假如我就是醫生，能治療各種疑難病症該有多好啊！那樣，媽媽就能擺脫病魔的糾纏，弟弟也就不會被誤治而死了。
所以在後來報考大學時，我第一誌願是學醫，第二誌願是學醫，第三誌願還是學醫。從拿起聽診器的第一天開始，我便在心中立下一個承諾：去幫助最需要幫助的人。這既是我的工作和責任，也是我的幸福和快樂。
自從1990年接治國內第一例HIV感染的出國勞務人員以來，我已親手治療了幾百例艾滋病患者。當時有關艾滋病的知識還不夠普及，所以，很多人都非常害怕接觸這個病。看見我無所畏懼地向前衝，一些人不解地問我，難道你就不害怕嗎？
我確實一點也不害怕，這倒不是因為我膽量有多大，更說不上覺悟有多高，而是我的專業和性格讓我不怕。我是搞傳染病研究的，與各種傳染病人打了四十多年交道。艾滋病算得了什麼，它不過屬於乙類傳染病。20世紀六七十年代是我國流行性腦炎的高發期，它是經呼吸道傳染的疾病，傳染性更強，送到醫院的病人都是昏迷狀態。每遇生命垂危的病人我們都會本能地拽下口罩實施人工呼吸。過後最多隻是漱漱口，吃一點磺胺類藥物以防萬一。雖說這樣做太危險，不宜提倡，但作為醫生必須具備這種精神，和戰場上的戰士一樣，危急時刻要敢於衝上去，隨時做好獻身的準備，這是天職啊。
當然，我還是關注自己的健康的，每年堅持體檢。就是工作起來顧不上許多。前不久，我手指不慎弄破了，貼上一塊藥布我就去查房，倒是我的病人大驚失色地喊住我，讓我馬上離開這兒。
2
我的患者中有一位曾在非洲工作，就因為在當地拔牙而感染艾滋病。在非洲工作時，他接受的是半軍事化管理，上街須三個人同行才能獲準，他根本沒有機會行為不軌。但沒有人聽信他的解釋。他丟了工作，失去朋友，連親屬都不願和他來往。他飽嚐精神和肉體折磨，最後想報複一些人就自殺。後來他在谘詢中和我們取得聯係，我們盡最大可能關心他幫助他，使他打消了原來的想法。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先生在一份報告中所說：“我們必須繼續與視艾滋病為恥辱的觀念進行鬥爭。把艾滋病藏在恥辱的幕後反而會幫助它的蔓延。勇敢地說出有關艾滋病的問題才能減慢它的傳播速度。”
我總共接診五百多次，HIV呈陽性的隻是一百多例，很多人都是自我恐懼，自我懷疑。因此排除說服非患者，成為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
一次，一位四十多歲的知識分子如約前來，說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央求我給他確診治療。他言辭懇切，聲淚俱下，說自己在某個場合與一個女子有了性接觸，不久後便發燒，消瘦，食欲性欲減退。他認定是得了艾滋病，又不敢去醫院求治，已經強忍了八個月。我說你親近的人中誰最了解你？他說是妻子，我說明天你和妻子一起來，我給你做全麵檢查。在體檢中我發現他的肺部有問題，準確地說有一側的呼吸已經聽不到了。轉院後不久，他妻子告訴我他已被確診為肺癌。可他在手術後仍不斷地給我打電話，堅稱自己是艾滋病，希望轉回我這裏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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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春節前，在單位的新年聚餐會就要開始時，有一個病人打電話求助，同事們都希望我能參加聚會，說春節後再約吧。我婉拒了大家的好意。每位艾滋病患者都是經過反複的思想鬥爭才敢來就診的，必須保護他們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