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侃幼年時，天分很高，聰穎過人，博覽群書，但他胸懷大誌，不願在舉業上下功夫。清廷廢科舉，興學堂，他極為高興，因其學識基礎打得很牢，一舉考入湖北文普通學堂。
1903年，黃侃十八歲。就在這裏，他學到了在鄉裏學不到的許多新的知識；就在這裏，他受到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潮的熏陶；就在這裏，黃侃衝破了舊的思想牢籠；就在這裏，黃侃走向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道路。
文普通學堂從開辦之年起，就聚集了一批革命思想活躍的分子，其中突出的有宋教仁、田桐、董必武、石瑛、查光佛、鄭江灝、吳良、歐陽瑞驊等。黃侃於癸卯年（1903年）考入文普通學堂後，即與這些人同學。
近朱者赤。黃侃從1903年到1905年的三年時間裏，生活在這一批具有濃厚革命思想的同學中間，社會上的各種信息，很快地傳播到身邊來，政界、軍界的肮髒腐敗醜聞，時常激起他們的憎恨和憤怒。
就在黃侃入文普中不久（即1903年的春天），報載：“沙俄交還營口到期，違約拒不撤兵。並使普拉嵩向清政府外務部提出七項要求，妄圖永遠控製東北三省，建立所謂‘黃色俄羅斯’。結果激起全國人民的公憤。上海各界人民在張園召開拒俄大會，通電反對沙俄改約。中國留日學生五百餘人在東京召開留學生大會，聲討沙俄侵占中國東北罪行。會後組成拒俄義勇隊（又名學生軍），參加者二百餘人。大家推藍天蔚為學生軍總教官，鈕永健、湯桶為歸國請願代表。四川巴縣人鄒容為發起大會人之一，且任義勇隊員，遂日從眾會操，未幾，日政府徇清公使蔡鈞之求，勒令義勇隊解散，鄒容大憤，適陸軍學生監督姚文夫有奸私事，穢騰學界，鄒容於上燈後，偕友好翁浩、王孝縝、張繼等五人，排闥入姚寓，批頰數十，持剪刀斷其辮發，懸諸駿河台留學生會館正梁。”黃侃讀後極為感奮。接著，他找到了在上海大同書局出版的鄒容寫的《革命軍》一書，他高興極了。對鄒容，他早有些了解。鄒字蔚丹，父業商，家頗豐裕。少聰穎，年十二，五經、四書及史記、漢書已朗朗上口。父許為科甲中人，使專攻製藝，然性弗喜，課餘輒從事雕刻，所作類雕篆名手，人以為天才。父怒，鞭之，容仍我行我素。父令從成都名宿呂翼文學，益通曉經訓說文，所學猛進，然好菲薄古人，攻擊程朱及清儒學說，體無完膚。呂翼文恐為所累，推出門牆。時清廷漸暢新學，蜀吏派遣學生赴日本留學，絡繹於道，容父亦令蔚丹負笈東渡。時為1902年春，蔚丹十八歲矣。到東京後，就在神田區同文書院學東文。後蔚丹經人介紹給章太炎（章時主講愛國學社），太炎奇之，許為少年英發。遇蔚丹有問學請益事，輒循循導之。蔚丹居愛國學社未久，深悟清政府之不足恃，且傷內外誌士之不脫奴隸根性，於是發憤草擬《革命軍》書，凡七章：首緒論；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必剖清人種；次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次革命獨立之大義；次結論。
鄒容的“革命論”，使黃侃欽佩不已，激動不已，在他腦海刻上深深的烙印。再讀第二章、第三章……越讀越使他熱血沸騰，革命，就是要革命，鄒容說得好：“欲大建設，必先破壞；欲大破壞，必先建設，必千古不易之定論。吾儕今日所行之革命，為建設而破壞之革命也。”
鄒容的一些革命行動，更為黃侃所效慕。1903年5月，鄒容憤清政府勒令解散拒俄義勇隊事，借機偕友批打陸軍學生監督姚文夫，並剪其辮發。黃侃聞訊極為快慰。事隔五年，即1908年，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先後暴卒，清廷下令全國舉行“國葬”。蘄州高等學堂學生田桓（田桐之胞弟）在“哭欞”時，因流露不滿情緒，說：“他們既欺壓漢人，又盜賣國家，還要我們對他們的死如喪考妣，怎麼可能呢？”不料田桓的話馬上被人密報給高等學堂堂長楊子緒。楊嗬斥田桓“大逆不道”，竟施淫威，令人懸示虎頭牌，開除田桓的學籍。
是時，黃侃在日本留學，接到家信：母親病危。他心急如焚，速從日本返鄉侍疾，寓居蘄州黃氏試館，聽說田桓被學校開除之事，甚為氣憤。他奔赴學堂，將虎頭牌砸個粉碎，並大罵了楊子緒一頓。
雖然黃侃給田桓出了氣，但終不能消除田桓胸中的積憤，第二天，田桓又當著老師和同學的麵，帶頭用剪刀剪去自己的辮發。這一下可更觸怒了楊子緒，他認為田桓是“叛逆”，是“抖豹子膽”，決不能再寬恕，又一次懸示虎頭牌，給田桓記大過一次。黃侃獲悉，像當年鄒容那樣，手持大杖衝進堂長室，聲稱要打死楊子緒，找了半天，不見其人，原來楊子緒見勢不妙，一下鑽進床底下躲藏了起來。自此，楊子緒威風掃地，革命學生揚眉吐氣。
1903年6月，黃興從日本歸國途經武昌，將從日本帶回的傑出的愛國宣傳家陳天華的作品《猛回頭》和《警世鍾》等書在新軍中散發。黃侃獲得了該書後，如饑似渴地進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