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侃在鄂東舉義失敗之後，迂道黃梅至九江。適詹大悲因漢口陷亦至，九江軍政分府中有人要陰謀暗害黃侃與大悲等人，黃侃於是又去了上海。
是年，滬上黨報如林，名人薈萃。1月4日，中華聯合會的機關報《大共和日報》創刊，章太炎任社長，馬敘倫任總編輯。
同月，中國社會黨機關報《社會日報》創刊。
3月，《民權報》創刊。主筆戴季陶。該報與同年創刊的《中華民報》《民國新聞》都以革命言辭激烈著稱，被人稱為“橫三民報”。
是月，《太平洋報》創刊。日報。宋教仁、姚雨平主辦。是同盟會民初創辦的第一家大型日報。
同月，《民國西報》創刊。日報。日出英文法文兩種。孫中山支持創辦。
5月，《覺民報》創刊。中華民國工黨主辦。出版兩月即停刊。
是月19日，《新世界》創刊。半月刊。中國社會黨紹興支部在上海創辦。該刊曾以“理想社會主義和實行社會主義”為題，譯載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的部分章節。
6月15日，《真相畫報》創刊。旬刊。高奇峰主編。
7月20日，《中華民報》創刊。同盟會成員鄧家彥創辦。
7月25日，《民國新聞》創刊。蔡元培任社長，品誌伊主持報務。
8月31日，民國第一通訊社成立，9月1日發稿。李卓民等創辦，是上海最早出現的中國人創辦的通訊社。
9月，《獨立周報》創刊，章士釗主編。
11月，《圖畫劇報》創刊。日報。鄭正秋主編。
是年，路透社向上海18家報紙提供中文稿。
黃侃從湖北到上海以後，在創辦報刊浪潮的影響下，於3月創辦了《民聲報》，自己擔任主編，協助編輯工作的有汪旭初和劉仲蘧等。該報是以黎元洪、孫武為核心的帶有湖北地方色彩的政治團體民社的機關報。民社並入共和黨後，該報轉為共和黨的機關報。
該報主要執筆者為鄧實。他認為中國之所以積貧積弱，備受外人欺淩，是由於封建專製主義造成的。但他又認為民主政體對中國來說是遙遠的將來之事，主張建立一個君民共主的國家。隨著清政府表示要“預備立憲”和上海建立城廂總工程局的試行地方自治事宜的進展，該報鼓吹地方自治日甚，號召革命者也來參加自治。後來則認為地方自治才是立憲的根本，附和立憲派。該報還提倡保存和振興國學，發揚“國粹”，以達到保國保種、振興民族的目的。鄧實後來還與黃侃、章太炎、馬敘倫、陳去病、劉師培等共同發起“國學保存會”，並辦了一份《國粹學報》。他們提倡國粹，目的是反對異族的封建專製統治，建立民族自治的國家，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該報在藝學即科技方麵，主張學習先進國家的長處，除了工業技術外，還要學習他的勞動組織、經營管理能力和先進的工藝程序等，這些也都是有價值的。但辦的時間不長，即行停刊。
黃侃在上海居住三年（1911年11月至1914年8月），中間（1913年12月至1914年2月）除應直隸都督趙秉鈞以秘書長見委而赴天津短時間外，就在上海邊工作邊續治小學、經史，間與況周頤往複論詞。
趙秉鈞（1865—1914），河南臨汝人，字智庵。1902年受直隸總督袁世凱委派，以道員創辦警察。1905年清政府創設巡警部（後改民政部），任侍郎。辛亥革命時，成為袁世凱的得力助手，布置特務，鎮壓革命黨人。1912年任袁世凱政府內務總長，並繼唐紹儀任國務總理。1913年受袁世凱指使布置特務暗殺宋教仁，案情揭露，改任直隸都督。袁世凱為滅口，次年把他毒死。
作為袁世凱禦用工具的趙秉鈞，居然要委任黃侃為直隸都督秘書長，好像是不可思議的，其實事出有因：趙秉鈞深知，黃侃和他的老師章太炎很好，章太炎返滬後，於1912年1月4日中華民國聯合會機關報《大共和日報》創刊，章氏任社長，掌握輿論工具。同時章一度又是反對同盟會，反對孫文、黃興的。這正和袁世凱相契合。在1912年4月14日《大共和日報》還公開載有章太炎《與黃季剛書》雲：“昨聞述黃克強語雲：章太炎反對同盟會，同盟會人欲暗殺焉，以其所反對者，乃國利民福也，賴我抑止之耳。”“克強叢怨已深，兵在其頸，當啟求全軀之術，毋汲汲為他人憂也。昨兼述遁初語，此子當任其優遊，去秋以總理相期者，當時固無人敢為權首，秉鈞之望，獨在新起有功者，同盟會人亦惟此君差可，非謂中國惟此材也。”對同盟會人時有譏議。
從以上情況不難看出，趙秉鈞見委黃侃，是別有用心的，無非是期“為我所用”。豈料黃侃不為官迷，不為利誘，趙秉鈞想“釣”而“釣”不去，當趙氏逼緊後，黃侃去了天津，雖禮遇甚隆，而黃侃終不欲留。
黃侃回滬後，一意讀書、撰述，不與政事，據侄黃焯講：“當時季剛家庭十分困難，時或館粥弗繼，猶殫精於古籍，隻於《說文》《爾雅》《廣韻》三書，循回往複，無慮數十百遍。於聲韻則綜合顧、江、戴、段、王、孔及章君所說，複稽之錢大昕、劉逢祿、鄭漢勳、陳澧所論，遂定古聲為十九類、古韻為二十八部。自是三古遺言，鹹能推測，非唯字得其古人音讀，而古義亦因以大明。”
黃侃在研討《說文》時，首先是把漢字字源學作為他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他在《說文略說·論文字製造之先後》中說：“蓋提挈綱維，止在初文數百；自是以降，要皆由初文變易、孳乳而來也。”又說：“今若推其本原，往往集數十初文而聯為一貫，用以得文字之太初，斯誠考文者一愉快事也。”同時他還在《說文略說》的《論文字初起之時代》《論文字製造之先後》《論文字起源及次第》《論變異、孳乳二大例上、下》《論俗書滋多之故》《論六書條例為中國一切字所同循不僅施於說文》《論字體之分類》等部分中，集中對漢字字源學的理論和方法進行了闡發。另外，他更在《黃侃手批說文解字》和《說文小箋》中進行了大量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