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國主義與日本
專欄
7月7日是全民抗戰紀念日，國內媒體聚焦現代史上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罪行，公眾也對此表示了極大的熱情。這一超越社會階層與觀念陣營的熱情相當澎湃，不僅是因為曆史上日本侵略給中國造成的慘重災難，也出於近年來中國朝野對日本現實政治走向的擔憂。對曆史上日本軍國主義的再次警示，實際是對現實中日本重新走向軍國主義的一種抵製。
批判和抵製軍國主義，首先需要對軍國主義這一特定曆史事物有正確了解。從受侵略國家人民的感受來說，軍國主義意味著自身經曆的苦難。但這隻是軍國主義的後果之一，它不足以解釋何為軍國主義，更無法憑此理解舊日本帝國何以走上軍國主義的邪路。
一般人觀察到的軍國主義是一些尚武好戰的社會風氣，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種現象，比如在日常生活中迷戀軍事話題，在國際關係中經常宣揚或訴諸武力，或者顯示對各種軍事裝備的狂熱愛好，或者對某種粗暴的軍事作風大加讚賞，並對社會政策與安全政策中的戰爭取向持高度肯定態度。然而，這些還不是嚴格意義上軍國主義的實質特征。
曆史上和現實中，很多國家都很尚武好戰。不用說曆史上的希臘人和羅馬人，以近現代史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記錄，甚至當代而言，大英帝國時代的不列顛以及今日美國都是推崇戰爭榮譽和軍功的社會，且其對外政策能充分體現這種好戰精神，但沒有任何嚴肅的政治學或史學研究者稱之為軍國主義國家。所以，即使政策偏好方麵有軍事優先的特色，也不一定是軍國主義；而做出戰爭決定的果敢和頻繁，也非界定軍國主義政治家的必要條件。
即以舊日本而言，明治維新後的日本隻是一個有自己特色的君主立憲製國家。軍國主義在維新後雖有一定的潛在政製基礎，那一時期的日本也確實從事過侵略性戰爭，但尚不能說是軍國主義國家。相反，由於維新體製提供了全社會對現代政治生活的新知和熱情，在20世紀頭20年，日本社會求憲政善治的風氣相當濃厚，因此而有“大正民主”的曆史，在1920年代中期前，日本多黨競爭的政黨政治進入了一個很熱烈的時期。可見，即使以日本的現代化曆程而言，軍國主義也是後發的和另有肇因的。
曆史學者一般認為，近代普魯士王國為軍國主義最初的典型。由普魯士主導締造的德意誌第二帝國，也被稱為軍國主義特征明顯的國家。而從普魯士到德意誌第二帝國，以及後來的第三帝國，人們看到其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最明顯的特點是，軍人在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各方麵都占據強勢地位。不僅僅是作為最高統帥的國王和皇帝推崇軍事功勳；更重要的是，與現代其他國家的進程相比，構成現代社會基石的個人與社會政治權利保障方麵，都被有意地忽略和壓製，馬克思為此還曾抨擊普魯士書報審查製度。其實，日本維新憲法受普魯士影響極大，君主的統帥權為後來的軍人幹政提供了法理可能。
綜合觀察曆史案例，人們得到對軍國主義的最核心認知，即雖牽涉濃厚的軍事色彩和尚武主義，但就更基本的方麵而言，軍國主義更是一種涵蓋全社會的政治和社會體製。這種體製以國家主義的觀念塑造從思想教育到國家政治的方方麵麵，體係化地控製和汲取一切資源以供給軍事化的權力結構，把國家安全目標神秘化和神聖化，並以應對危機的名義把社會與個人生活的各個方麵都置於軍閥和軍事官僚體製的掌控之下。
上世紀20年代末的全球性經濟大危機給大正民主敲響了喪鍾。洶湧的社會撕裂危機和政黨政治的麻木不仁令公眾渴望一種烏托邦式的總體解決方案，這使得承載戰爭榮譽及道德光環的軍隊認為自己有責任采取行動。鐵與血構建出來的超級幻象對衝了人們麵對危機的焦慮，目光短淺和權欲熏天的軍閥則利用這種普遍的社會心理清算大正民主。至1940年底，政黨政治徹底凍結，軍人走上政治前台，從文化、媒體、產業、財政到國防安全和外交，法西斯式的軍國主義體製被建立起來。
從觀念和經驗兩方麵說，曆史上的日本軍國主義符合現代法西斯性質。引發這種邪惡浪潮的最主要內因是社會的危機與政治的無能，終極推手則是一種唯意誌論的極端權力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