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克爾凱郭爾講過這麼一個故事：有一個人對自己的生活從來漫不經心，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存在還是不存在，結果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早晨一覺醒來，他突然發現自己死了。
克爾凱郭爾雖然是丹麥人，但是他的全部精神氣質卻被德國文化所滋養，他的思想也淵源於德國的哲學傳統。也許正因為如此，當德國哲學的反叛者尼采出現之時，這兩個錯落在時空之中的人也就不可避免地相互產生了吸引和呼應，共同奠定了存在主義哲學的根基——海德格爾和雅斯貝爾斯正是在這個根基之上構建起存在主義哲學大廈的，後來者隻是增磚添瓦而已。
如果我們把克爾凱郭爾和尼采的哲學概括為對經院派哲學陳腐灰暗課題的揚棄，那麼我們就可以認為，從此以後，像點樣子的哲學家不會再像經院派哲學家那樣從事哲學研究了，他們必須把高貴的目光轉向社會人生，於是，哲學獲得了現實世界的支撐，它的晦暗麵容也因此增添了健康的色澤。
這是什麼樣的景象呢？
簡單說來，哲學大踏步進入了人的存在，它把置身於當代文明中孤獨的個人放到了中心位置，它試圖洞察人的靈魂深處發生的事情——克爾凱郭爾提出的問題是：我還能夠像基督徒那樣去生活嗎？基督教文明是否最終要承認精神上的破產？尼采提出的問題是：上帝已經死了，人有勇氣承認上帝就在他心靈深處死去的事實嗎？
這兩個離經叛道的哲學家都沒有建構自己哲學的概念和概念體係（難怪有人把他們列入直覺心理學家之列），他們關心的全部是在為實現自我而搏鬥的人的存在本身。上文中克爾凱郭爾講的故事不是隨便說著玩的，他想告訴我們：人荒誕地存在於荒誕的存在之中，所謂自由不過是對這種存在徒勞的探尋。不幸的是，就連這種探尋也是荒誕的，荒誕在哪裏？荒誕在你的現實感恰恰蘊含在荒誕的探尋之中。克爾凱郭爾和尼采都在令人不愉快地提醒著我們：在眼前這個世界的重壓下，人遠遠不是完整的，他不過是一個支離破碎的存在物，如此而已。
在這種境況下，笛卡兒*宣示過的“我思，故我在”似乎有了一種滑稽的意味，就連蘇格拉底那句“未經審視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生活”的名言，也變得不那麼端莊了。
這究竟是哲學的宿命還是人的宿命呢？
二
我是一個寫小說的人，也就是試圖通過小說表達對世界看法的人，我很願意混跡在我所創造的人物之中，傾聽他們的談話，體會他們的激情，分享他們的歡樂，同情他們的悲傷。
我始終認為文學的內在精神與哲學是相通的，當我對精神失血的文學表達失望的時候，用的是《文學應當有一條哲學的通道》（拙作長篇小說《當青春成為往事》後記，二〇〇七年）這個題目，這也是我對自己的文學活動的基本要求。
文學活動的內在精神究竟是一種什麼精神？當它進入克爾凱郭爾和尼采思索著的世界的時候，產生了哪些新的精神特質？這些精神特質又從哪些方麵決定著我們觀察問題和思考問題的方式？
這可以套用我前麵表述過的觀念：和哲學一樣，文學也必須大踏步進入人的存在，必須把置身於當代文明中孤獨的個人放到中心位置，去洞察人的靈魂深處發生的事情——對此，我提出的問題是：當世界變得支離破碎之時，我還能夠像完整的人那樣去思索嗎？這個世界是否將最終承認精神上的破產？麵對這個支離破碎的世界，我作為孤獨的個體有勇氣承認世界就在我心靈深處坍塌和死去的事實嗎？我能夠看到它那蒼白的屍身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