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年底，李東生以TCL通訊總經理的身份親自帶隊去西安參加一次郵電行業的訂貨會。一到現場他就明顯感受到了冷落，打著郵電部部屬字號的展台前人頭攢動，自己的展台卻幾乎無人問津；而且他自己也確實缺乏業務經驗，跟前來采購產品的人拉不上關係。訂貨會結束後，李東生算了下零星的幾張訂單，收入還不夠大家的差旅費，原本打算趁機參觀一下西安的名勝古跡的打算也因出師不利、心情欠佳被放棄了。更讓李東生鬱悶的是，回來後他發現拿到的那幾張訂單不是根本無法執行就是問題重重。
銷售局麵遲遲不能打開的後果就是經營的壓力。會計做出來的財務報表，盡管李東生不太看得懂，但是看大家每個月都辛辛苦苦地工作，企業卻還是虧錢，他幾乎有種犯罪的感覺。李東生體會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想各種辦法解決公司的難題，甚至自己的女兒出生時，他都因出差在外沒能陪在身邊，以至於很多年後，李東生還對女兒深感愧疚。
其次是如何處理和外商的合作關係。李東生和港商蔣誌基雖有著不錯的私人關係，在早期電話機進口貿易合作中，大家也都賺了錢；在張濟時無法出任TCL通訊總經理時，蔣誌基也曾向林樹森力薦李東生掌管TCL通訊。但是李東生在擔任了TCL通訊的總經理之後，和蔣誌基逐漸產生了衝突。
這種衝突的根源在於，由於蔣誌基當時本身的資本規模也不算大，而項目又是以中方投資為主，李東生想自己掌控原材料的采購和產品的外銷等業務，這就影響了蔣誌基的利益。因為按照合同規定，進口原料采購和產品出口由外方負責，可以收取傭金，而李東生對此事審核幹預，自己對這些業務卻又不熟悉，蔣誌基對此非常不滿。同時，李東生又非常擔心和蔣誌基合作時被外商套走資金，因此規定支付外方的貨款不能超過其在企業的投資額，以免影響到企業的正常資金運作。客觀地說，李東生當時對蔣誌基的防備心理也不完全是杞人憂天。改革之初，對外貿易之風大興，在各種政策法規都還不夠完善的狀況下，難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不少中資企業都發生過被外商坑蒙拐騙的事件，特別是在香港，大部分中資企業都發生過資金或資產被騙的事件。政府部門也有這樣的要求，強調與外商合作時要維護國家的利益。但李東生這樣的做法，確實令蔣誌基無法接受。
盡管李東生隱隱意識到公司在與外方打交道時的有些做法不夠合理，也與蔣誌基溝通過，但是由於缺乏經驗和基本的法律以及國際商務知識，其對外商持有的多是防範思維，而不是想如何更好地合作共贏。由於李東生並不能很好地平衡各方的利益關係，不能打開國內市場，這種內外交困的壓力促使李東生萌生退意。李東生後來回憶反思這段經曆，認為當年與蔣誌基的矛盾和衝突，主要問題在於自己經驗不足。李東生是第一次當合資公司總經理，總擔心外方在進口材料采購和產品出口上多賺錢，擔心企業的資產被外方騙走，因此，在進口材料采購價格和產品外銷定價上和蔣誌基經常有爭議，在貨款支付方麵處處設防。而國內電話機銷售業務又沒有起色，這讓蔣誌基忍無可忍，跑到範品魁、林樹森處告狀：“李東生再這樣幹我就退股了。”林樹森看到李東生第一次承擔一家企業責任時的經驗和能力不足，也同意李東生從TCL通訊總經理的職位上退下來，請張濟時擔任TCL通訊的總經理，以盡快打開局麵。
不過，9個月的經理生涯，李東生也並非一無所獲，如今來看，相對於生產管理和產品設計的經驗積累，這些收獲對李東生似乎更為珍貴：“自己當企業的負責人這種經曆，是成長為一個企業家很重要的經曆。你當過廠長、總經理和沒有當過，是完全不一樣的。雖然我以前做車間主任，做業務經理，但總是有一個總經理在承擔最終責任，有問題他能幫忙解決，所以我就不會有太大壓力，按照領導的要求盡量做好它就成。你自己有什麼想法和計劃要做，也有人給拍板背書，給予支持幫助，這樣自己沒有太大的責任和壓力。但當總經理，就沒有人可以依靠，要自己作最後的決定，並承擔最終的責任。壓力之大確能使人焦躁，廢寢忘食，甚至晚上做噩夢，所以這種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經曆了這個階段，無論結果成敗得失，對我的心態都有很好的曆練，以後再擔任企業領導，心態就平和多了。每項工作做完之後，我都會放下來再回頭看一下，總結哪些事情我做好了，哪些事情我沒有做好。”